十几年前，我在写作《向来风花雪月》一书时曾写过郭沫若跟杭州西湖的一段关系，其中提到郭老在1946年曾有一个提议，他提议要把西湖改名为鲁迅湖。这在今天看来是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提议，但老实说当初我写那篇文章时，并没有能找到郭的原文，我也是在书上看到人家提过此事。当然我是喜欢发点议论的，但可能那些议论的文字最后是被编辑处理掉了，因为杭州西湖的很多事情，有时并不是由杭州人能决定的。因为郭沫若的这个提议，人们又自然地会说到他和鲁迅之间的关系，这个是不用我来多说的，只是网上会有一些不负责的言论，有一则说两个人斗了近半个世纪，我说鲁迅先生逝世时才56岁，如果一定要说两人有斗，那最多也就十年。恰好，1949年6月1日，《当代日报》创刊的第一天就刊登了我之前踏破铁鞋也找不见的文字，题目就叫《把西湖改名为鲁迅湖》，纵观全文，郭沫若其实是讲了三层意思，一是要设立鲁迅博物馆，二是要多多塑造鲁迅像，三是要把杭州的西湖改名为鲁迅湖。

今天看来第一和第二都做到了，特别是塑鲁迅像，其他城市我不知道，但是在杭州的西湖边以及几所学校里，鲁迅的像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了，这也真是辛苦了大先生了，因为这些像大多都在露天的，风吹雨淋的，那保安站岗还有个下班换岗呢，而我们的大先生是全年无休，替这座城市放哨，也替我们的文化站岗。再说杭州因为是鲁迅先生从日本回国后淘得第一桶金的地方，那时就在省立两级师范，即今天的杭州高级中学，后来发生了所谓的“木瓜之役”，鲁迅便也就回到绍兴去教书生了，因此像杭高这样的地方放个周老师的塑像那完全是说得过去的。

那么把西湖改成鲁迅湖，郭沫若有什么理由呢，郭沫若说——

别的城市或街道要用鲁迅的名来命名，要有政治的力量才能办得到。但如杭州的西湖，文化的价值比它政治经济等一切的价值都高，只要约定俗成“鲁迅湖”一定很快的便可通行。西湖的名字太普遍，差不多不能成其为专名。虽然也有人称之为西子湖但那是副（附？）会。鲁迅生前似乎不大喜欢西湖，记得他有一首劝阻郁达夫住家西湖的诗。不过那似乎是由于过分爱它，而引起了憎恨它的俗化的抗议。平心地说，西湖仍不失为一个价值很高的文化区域。假使说缺乏战斗精神罢，我们只要联想到越王勾践的故国似乎就够了。

明白了吧，理由也是蛮充分的，而且也是从苏联学来的，看得出郭老对西湖的认识也还是比较客观的，但如果真这样“约定俗成”地把西湖改作鲁迅湖，万一像白居易苏东坡这些老同志们有一天要穿越回来看看，这个麻烦就大了，因为他们有可能会找不到北。鲁迅虽然很有名气，但是唐代的人和宋朝的人并不认识呀，也许有一天科技发达了倒也不排斥这种可能性，因为人人可以逆时间之流而上，这样就可能在另一平台上让白居易和鲁迅相识，让苏东坡和郭沫若互加微信，这不是没有可能的，但在1949年，这还绝无可能，到2049有没有这个可能我不知道。郭老还把北京的西山称之为“鲁迅山”，那更是要笑掉大牙的。好在郭老并不“坚持”，万一他坚持并说动了某个一言九鼎的人，那可能真的改过来了，真的被约定俗成了。

不过今天我们来看郭沫若的提议，倒不完全是笑谈，他是有一个充足的理由的，这个理由就是“为使鲁迅的纪念由书斋走到社会，为使鲁迅的精神深入人民大众的生活”。

这篇文章能在1949年6月1日《当代日报》的创刊号上看到，实在是一大发现，但这并不是该报的原发作品，因为这里还有一则“附记”是这么说的：

而写这则附记的人叫“了音”，可能是个化名，也可能就是报社的人，否则不可能在第一期就有读者投稿的，用此文的目的，说明一是想打名人牌，二是想找一点相关性。这个相关一是跟杭州西湖有关，二是要有一点当代性，因为这报纸就叫《当代日报》。

也幸好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我们记得后来“文革”期间一度也有改名热，一些地名人名都往红色和革命上靠，但西湖仍然是叫西湖，并不因为要东风压倒西风而改作了“东湖”或其他，这实在是西湖的幸运，当然它也没有叫作鲁迅湖，但是人们对鲁迅的纪念仍以各种方式在进行着。众所周知，鲁迅先生有两个弟弟，二弟周作人名气很大但做了汉奸，而三弟周建人曾担任浙江省省长，后官至全国政协副主席。就说在西湖边塑鲁迅像吧，人们的意见也是不一的，一开始鲁迅的像是塑在一公园比较热闹之处的，于是有人担心了，说一个作家整天在闹市区当吸尘器，还让他怎么安静写作呀……这个建议还真被有关部门给采纳了，于是鲁迅坐像就被搬到了孤山后草坪，不久之后又有热心人士说，鲁迅这么有名的人怎么能放在这么僻静的地方，为什么不让更多的人看到，特别是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看到？呵呵，真是众口难调啊，要是给鲁迅先生自己知道，不知道会有怎么样的想法和说法。

说这一则不算太老的掌故，我其实是想说，《当代日报》创刊时，编辑还是很拼的，因为总想约一点名人的稿子，而且又要跟杭州有相关性，于是就会选了郭沫若的这篇文章，事实上郭老跟西湖还真是有一段缘份的，而且那是郭老在自己写的一篇文章中提到的，那篇文章的题目就叫《孤山的梅花》，收入不少选本的，文章一开头如此写道——

注意这一段是引文，那说的是1925年的正月十四日晚，郭沫若收到了一封字迹娟秀的信，开头就是这么几句，后面则是具体的回信和约会方式。写信人叫余猗筠小姐。

可以想见的，郭沫若收到此信后内心是如何的翻江倒海。此时他刚携日本妻子安娜及三个孩子回到上海，而且再过两个月，他的第四个孩子又将出生了。妻子不会讲一句中国话。当时郭沫若口袋里只有十五块钱，于是他便想去朋友家去借钱。

郭沫若给对方回了信，然后又把此事跟妻子讲了，讲得很坦诚，出乎意料的是，这个日本妻子竟然同意他去约会，因为她认为丈夫最近写不出好文章的原因是因为太没有激情灵感了。对此，郭沫若自己倒非常忏悔，他本来去西湖是属于猎艳性质的，现在却要给猎艳以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所以后来有人说，安娜之所以同意丈夫跟别人去约会，那一定是穷得疯了。

当然，我们现在的所有依据，都是郭沫若自己说的话。

一番心理的挣扎之后，郭沫若去杭州见余猗筠小姐了。约会地点是昭庆寺旁的钱塘旅馆。没想到这是个极其破旧的旅馆，旅馆的人对这个余猗筠则是一问三不知，郭先生只好狼狈而回，后来他就写了近万字的《孤山的梅花》，记录这次的未遂艳遇的心路历程。这一点他跟郁达夫倒是比较相似的，都是坦诚得有点可爱的。现在的杭州，昭庆寺早成了青少年宫，只是在西湖边在少年宫边上，也早就没了这一家破旧的一层楼的饭店，而且照郭沫若当年的推论，名叫余猗筠小姐的人是不可能住在这种旅馆里的。

到底是谁跟郭沫若开了这么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真如在杭州也出现过一个假鲁迅一样。或许这不是个玩笑呢？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见报纸上有人著文考证这余猗筠小姐是谁，但好像也是不了了之，还是悬案一宗。但是这个“余猗筠”，倒是有三个特点是必须注意的，其一此人文笔甚好，其二此人字迹娟秀，其三此人颇知郭沫若的个性。

我们现在要感慨的是，郭沫若会将此事公开化，把一桩未遂的艳遇公之于众，这也可见他的性格了，所以他建议把西湖改名为鲁迅湖似乎也不算什么大惊小怪的。因为孤山的梅花其实年年都开，梅花不开桃花怎么开呢，只是开早开迟会有不同而已。当年的报纸也许顾不上来记录西湖上第一朵莲花的开放，但作家们的花事却常会在副刊版面上有所展示的，但当年像《当代日报》这样进步的报纸，似乎也不可能发《孤山的梅花》，那毕竟还是属于“野来香”这种风格的。包括鲁迅先生，他也决计不会写这种文字的，他只是坐在西湖边，他看着西湖，我们看着他，这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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