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陈恒主编的邀请，让我有机会就《世界历史评论》的创刊写下几句感想。
《教会法研究》彭小瑜著
民国留给我们的不良文化遗产之一，就是轻视世界历史研究。这一态度的表现形式之一，是自卑地认为我们做不好，做不好不如不做，不如永久停留在引进外国师资和介绍外国著述的状态，不如满足于只做或者主要做本国史的研究。这是一种文化上半殖民地化、主动放弃话语权的心态。即便是国内关注外国历史的很多文化人，无论是教师、作者、政治家、企业家，还是普通的爱好者，都没有很清楚地意识到，研究世界各国、各地区历史与研究本国历史是同等重要的。因为在学术和文化的传承上，我们外国史学科的基础比较薄弱，所以在人力财力上应该有巨大甚至不惜工本的投入，在态度上应该是超常的重视。可惜的是，长期以来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抗日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研究法国史的杨人楩先生担心地写道，战后的中国为了改善自己的地位不可避免要和欧美和苏联等重要国家有密切来往，而中国却只有数量极少的对这些国家历史有系统知识的专家。杨先生是法国大革命史的专家，他对圣鞠斯特的研究折射出他对革命在中国历史上和中国社会中的地位的思考。所以对他来说，研究外国历史不单单是为了帮助中国能够在地缘政治格局中维护自己的利益，还是一项意义更加深远的工作，即广博地了解和吸收域外文明的思想文化元素，将其加入中华文明的养育和塑造之中。
《社会的恶与善》彭小瑜著
杨人楩先生当年的担忧集中在一个具体问题上，即国内从事世界历史研究的人实在太少。对世界上各个主要发达国家的历史研究院和历史学系，我们需要做一个系统的调查比对，即研究外国史的人员应该有多大规模，我们自己的队伍又是什么情况。我们需要知道，在我们这个不得不在极其复杂国际关系中生存和求发展的大国，研究外国史的队伍应该是什么规模，目前的规模是否严重不足。学科建设不是组建超级篮球队，人员的多样化和参差不齐是人世间真相，是学科队伍的健康常态，因此学科的足够规模是保证优秀质量的基本前提。做好这一项调查研究，解决世界历史/外国历史学科在中国发展的很多具体问题，才会有一个好的出发点。当《世界历史评论》这样的好刊物百年生日的时候，学者们肯定会有和我们今天不一样的心情。因为在这本刊物的推动下，那时候的学者们肯定会有卓越的学科建设成绩。
本文刊于《世界历史评论》2019年春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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