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瞰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蒋洋波 摄)
良渚外围水利系统的横空出世,是继2007年发现良渚古城之后,良渚考古的又一次重大突破。整个水利系统由塘山长堤、低坝系统和高坝系统三个部分组成,蓄水量达到6000万余立方米,加起来超过四个西湖。
这是同时期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坝系统和最大的公共工程。从初见端倪到局部了解,直至整体格局的揭露,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程的发现,经历了两代考古人近30年的漫长历程。
从“土垣”到“塘山”:塘山长堤的发现
塘山遗址现状
水利系统的发现和研究首先是从塘山遗址开始的。
1987年夏天,路过吴家埠遗址的王明达注意到大遮山前有一段东西向的长垄,从断面观察,应属人工营建,当时以“土垣”来命名。到了1995年,罗村附近修路时,在“土垣”断面上发现了良渚时期的碎陶片。1996年12月,由王明达领队,在“土垣”的金村和西中村毛儿弄两个地点作了三次试掘,有了重大收获,发现其第二层为良渚文化层。
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
据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队员方向明日记:“12月20日,T1结束,为了与土墩地层衔接对照,决定先清理土墩南部断面。那里灌木丛生,我亲自动用山锄,在高出水田约70厘米发现异样石块,可惜被我挖破了一点点。在水田里清洗后大喜过望,原来真是玉料!连忙拍摄场景。收工时天色已晚,费国平和我一起回吴家埠工作站,一进门我就向王老师报告意外消息,王老师也甚喜。当晚,大酒。”
狂喜之情,跃然纸上。随后的发掘,出土了不少玉器残件、玉料残块和石质工具,并清理出局部的红烧土面和埋设陶器的灰坑。于是,“土垣”成为了塘山遗址。
塘山遗址全景图
2002年4月-7月,考古队再次对塘山金村段进行发掘,获得了460余件玉石制品,发现了与制玉有关的石砌遗迹3处,确认金村段的营建是一个连续堆土加高的过程,并在南部斜坡处用大量块石筑成护坡。由此,塘山的文化内涵具有多重功能,它不但是一处良渚先民人工修筑的防洪堤,其上的制玉作坊是利用塘山地势较高、相对安全的条件选择的地点。 如果说塘山的发现是水到渠成的话,高坝系统的发现认识则一波三折,颇具戏剧性。
2009年9月中旬,有群众举报在遗址群西北的彭公村岗公岭有人“盗墓”,现场暴露出大量的青膏泥。文物部门接报后,马上会同公安部门进行现场踏勘。
秋坞遗址良渚时期水坝和现代水坝共同蓄水(潘劲草 摄)
岗公岭地属瓶窑镇彭公村,位于良渚古城西北约8公里的山间。原来表面长满植被,后因施工建竹器市场,小山的上部几乎被推平,仅东南存一断坎,高达7米多。其表面覆盖一层2-3米厚的黄土为外壳,内部全是青淤泥,结构类似豆沙包,是人工堆土而成的遗迹。至年底,又发现了附近有5处坝体,分别命名为老虎岭坝、周家畈坝、秋坞坝、石坞坝和蜜蜂垄坝。这些坝体皆位于两山之间的谷口位置,构成水坝群。
老虎岭遗址 石坞遗址 2010年1月18日,我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等到岗公岭现场,发现可以用手把每块草包泥掰开,分出一根一根的草茎。刚暴露的草,呈黄褐色夹杂一些蓝色,很快氧化成了黑褐色。仔细观察发现,每一包草茎都是顺向分布的,没有相互经纬交叠,说明这不是编织过的草袋,而是用成束的散草包裹淤泥。这些草后来经过鉴定,是南荻之类沼泽上常见的植物。南荻,状若小芦苇,也就是苕溪的“苕”。
有了这些草,就可以进行碳14测年。当时,我们采集了3个样本送到北京大学进行年代测定,3个数据树轮校正后都在5000年左右。
水坝发现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建国、王辉等参与了调查,并利用GIS(地理信息系统)手段进行了分析,认为坝体会在山谷间形成一个山塘水库。还通过集水面和降雨量的分析,推测高坝可以抵挡890毫米的短期降水,达到百年一遇的水平。
这组坝体的发现,让我们对良渚人的营建水平大感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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