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74年，胡雪岩在全盛时期，创办了胡庆余堂雪记国药号。 

风光显赫的“红顶商人”，为什么要创办药店呢？ 对此，台湾著名的杭州籍作家高阳在《灯火楼台》中是这样描写的：

原来胡雪岩决定开办药店，他本早有此心，恰好又受了气——去年夏天胡老太太受暑发痧……请“郎中”看后，开方打药，一再关照下人“要快！”仍旧去了两个时辰才回来，胡雪岩对有关老母的事异常认真，当下大发脾气。

下人等他骂完，方始申诉：原来这年时疫流行，打药的人排着队等，一等等了个把时辰，他忍不住挤上前去，像看病“拨号”似的，要求先配给他方子。

“请你快点。我们老太太等在那里要吃呢！”

“哪家没有老太太?”药店伙计答道，“你要快，不会自家去开一爿药店?”

挨了骂的那人，一股怨气发泄在药店伙计头上，加油添醋地形容了一番，将胡雪岩的火气挑拨了起来，当时顿一顿足说：“好!我就开一爿给他看。” 

《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1962年）刊载的 《杭州胡庆余堂企业史》收录另一种说法：一次，胡雪岩的小妾生病了，胡命家人到望仙桥叶种德药号去抓药。带回来后，发现其中有一两味药以次充好，就要家人去调换。那时，该店生意正忙，伙计拒绝换药，回说：“我店只有此种货，如要再好一点的药品，除非你家胡大先生自己去开一爿药铺。”此话传到胡雪岩那里，他一气之下决心开药号。这一说法相当普遍。

 以上两说大同小异，都说胡雪岩是“一怒创堂”。其实，任何偶然事件都有内在的必然性，胡雪岩创办药业便是他受杭州悠久的中医文化熏陶、身处多灾多病乱世而兴悬壶济世之念的必然结果。 

浙江气候适宜、自然生态环境优越，是我国主要的药材产地之一，浙贝、元胡、白术、白芍、麦冬、玄参、郁金和菊花号称“浙八味”，在杭州城乡都有广泛种植，并以品质优良而为历代皇家御医所采用。由于得天独厚，早在南宋时期，杭州的中医药业就已经很发达，当地出产的中药材达70余种，官方设立“惠民和剂药局”，收集医家和民间验方制成丸、散等成药出售，并把药方编成《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详细罗列主治病症、制剂改革方法。清代杭州医药业在前代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嘉庆、道光年间出现了“张同泰”、叶种德堂国药号等规模较大的中药铺。胡雪岩身处医药业发达的杭州，或多或少地会受到中医文化的影响。 

另一方面，咸丰、同治、光绪三朝，战乱此起彼伏，每打完一仗，往往尸积如山，加上自然灾害也相当频繁，各地瘟疫盛行。胡雪岩看在眼里，心中拿定救死扶伤的主意，早在清军镇压太平军和出关西征时，他就已邀请江浙名医研制出“胡氏辟瘟丹”“诸葛行军散”“八宝红灵丹”等药品，寄给曾国藩、左宗棠军营及灾区陕甘豫晋各省藩署。战乱结束后，为广救于人，胡雪岩决定开办药号。 

1874年，胡雪岩在杭州直吉祥巷九间头设立胡庆余堂雪记药号筹备处，邀集许多名医和国药业商人共商经营方针。那时候，国药业有药号、药行和门市之分，药号范围大，直接向产地进货，然后批销给药行，门市限于资金，只能向药行批购药材零星销售。胡雪岩集思广益，认为开药店“是乃仁术”，不应目光短浅，斤斤计较于眼前的蝇头小利，要成大气候，必须下决心花大本钱建成集药厂、药号和门市为一条龙的实体。不久，在杭州涌金门外（今南山路）购地10余亩造屋建造胶厂，下设晒驴皮工场、铲驴皮工场、丸散工场、养鹿园等。在此设胶厂，可以利用西湖的淡水熬制胶药。与此同时，在城隍山下大井巷购地8亩，筹建高大宏伟的营业场所，公元1878年春天，大井巷店屋正式落成营业。

文章原名《雪记药号 “戒欺”立业》

文章来源《杭州文史小丛书》第一辑之《梦华盛衰元宝街》，节选自《雪记药号 “戒欺”立业》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