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巷口邮局——杭州邮政的起源地

中山中路304号（老门牌506号、508号），是官巷口邮局旧址。官巷口邮局旧址，占地面积达1.469亩，临街有西式二层楼房，后面另有楼房和平房多座，共有房屋31间，共计建筑面积为823.31平方米。

官巷口邮局是我国最早的邮局之一，早在清朝宣统二年（1910年），当时的大清杭州邮界邮政总局出资3900银元买下这块地皮，并花费11000银元在此建造起总局 办公和营业楼房。从1911年到1927年，大清杭州邮界邮政总局（民国后更名为浙江邮务管理局）局址一直设立在此。这座历史建筑是杭州邮政事业起步、发展的最好见证物。

杭州邮政的起源地

在清政府正式批准设立大清邮政的前一年——1895年，杭州城内就已经建立了一个官办的寄信局——杭州府送信官局，该局的服务项目有：寄送信件、新闻纸、刊物等。这标志着杭州邮政正式问世。

当时，这个官办寄信局开设在“城内官巷”，那么，官巷究竟是哪条巷呢？据 《武林坊巷志》记载，官巷原来叫“寿安坊”，南宋高宗赵构建都杭州后，看到官巷内到处是买卖各种名花的店摊，不禁想起了洛阳寿安山的牡丹、芍药，于是就将官巷改名为寿安坊。对照古代的地图，大约邮电路口至积善坊巷口这段中山中路，古时被称之为寿安坊或官巷，由于此处“当阛阓四达之冲”，后来又被杭州市民称为“官巷口”。

可见，杭州邮政一问世就坐落在中山中路的官巷口，只是目前无法确定最初的这个杭州府送信官局是否就坐落在官巷口邮局旧址上。1897年，杭州府送信官局进入大清邮政系统，一度曾将局址迁移到忠清里。1910年，大清杭州邮界邮政总局在官巷口买下地皮，并请汪湘记营造厂建起二层楼的总局办公和营业楼。随后，杭州邮界邮政总局又回归到官巷口，在新楼办公、营业。

1913年，杭州邮界、宁波副邮界、温州副邮界合并为浙江邮务区，官巷口的杭州邮界邮政总局，又升格为“浙江邮务管理局”，成为整个浙江邮务区管理邮政事务的最高机构。此后，“浙江邮务管理局”的招牌就挂在官巷口邮局的大门边。

官巷口邮局从市局局址升格为省局局址后，就露出了许多的不足：一是房屋太小，房间太少，根本就不敷使用；二是“房屋外表朴陋，殊损邮局之观瞻”；三是附近屡屡失火，不得不建高高的防火墙，“遂使各办公室光线极端缺乏，致有数处办公室内整日须用电灯”。于是，浙江邮务管理局决定建造新的办公大楼。当时，铁路运输在邮路上的优势已经充分显现，最后，浙江邮务管理局向铁路部门租下了城站附近的一块地皮，请益昌泰营造厂建造新的省局办公大楼。

1927年，城站新楼建成。浙江邮务管理局于当年3月6日搬入新楼办公。官巷口邮局门口的“浙江邮务管理局”招牌被摘除，改挂“官巷口邮务一支局”招牌。

官巷口遭遇大火灾

浙江邮务管理局迁到城站后，官巷口邮局的房屋就成为杭州邮务第一支局的办公和经营场所，被称之为“官巷口邮政一支局”。考虑到房屋已经“过于破旧”，浙江邮务管理局于1929年5月3日向交通部邮政总局呈送报告，要求全面维修房屋。报告送上去仅两天，官巷口邮局就遭遇了特大火灾。

1929年5月5日（农历三月廿六）上午11时30分左右，官巷口邮局斜对面一家小店突然失火，因扑救不及时，大火冲出房顶。由于天气久旱，加上当天风势很大，火焰冲向四方，后来竟冲到马路对面，将官巷口邮局左邻的石爱文笔墨庄点燃了。火焰在吞没石爱文笔墨庄的同时，又向四周飞舞。

这天是星期天，官巷口邮务一支局内仅留几个值班人员，幸亏当时有数十名员工在邮局楼上的俱乐部内活动，一看情况危急，马上投入救火活动。在官巷口一支局局长沈锦椿和邮政巡员姚天造的指挥下，员工们用自备水龙奋力浇灌，并及时抢 出局内有价值的物品和档案。很快赶到现场的万安义集救火队，也集中所有人员和各支水龙重点保护官巷口邮局。该救火队在1924年的一次扑救火灾中，曾得到过邮局的赏金，故在扑救中异常奋勇。

官巷口特大火灾一直延烧到下午4时30分才被完全扑灭。在大火中，有近500间房屋被焚毁，整个官巷口成为一片废墟。然而，处于火灾中心的官巷口邮局却奇迹般地被保存了下来。后来，邮局在总结中得出三条结论：一是邮局的防火墙高，起到了一定的阻隔作用；二是员工们及时奋力扑救（有多人在救火中负伤）；三是万安义集救火队集中全部人马和救火器械，竭尽全力扑救。

为此，浙江邮务管理局拨出赏金100银元给万安义集救火会，又拨酒资100银元犒劳救火队员，同时，对参与救火的邮局员工也有一定的奖励。由于官巷口邮局局址已经投保了火灾险，房屋的修复自然就由保险公司承担，最后，保险公司——鲁意师摩洋行支付了修理费1978.24银元。

1929年5月5日的官巷口特大火灾，使寿安坊、迎紫路（即今天的解放街）众多店家损失巨大，但是，本来就准备维修官巷口邮局房屋的浙江邮务管理局，却因为意外的大火，获得了一笔数额不小的维修经费。

再度遭遇意外火灾

1931年11月4日，浙江邮务管理局更名为浙江邮政管理局，所属各邮务支局统统更名为邮政支局，官巷口邮局便挂出了“官巷口邮政一支局”的招牌。

1937年12月24日，日寇占领杭州，浙江邮政管理局所属的各支局全部关门歇业，浙江邮政管理局局长（英国人）随后也动身去了上海。1938年，日伪杭州市长何瓒强迫留在杭州的邮务人员开办邮务。当年8月1日，官巷口邮局先行恢复营业，暂时收寄平信、挂号、快信三种业务。随后，日本宪兵特务机关就派邮件检查员进驻官巷口邮局。

1944年12月18日，官巷口邮局突然起火，房屋“几乎全部焚毁，文件、票款及存局中待发之大宗包裹，损失甚多”。火灾之后，日伪浙江高等检察署以公共危害罪的嫌疑，票传邮局相关人员（包括省局局长、一支局局长），侦讯结果则是“漏电引起火灾，查无纵火确据”，不再追究刑事责任。

但是，在抗战胜利以后，有两位责任人却受到了邮政总局的相关处罚。笔者在查阅1947年的相关档案时，发现了两封密函：一封是从杭州寄往台湾邮电管理局，一封是从杭州寄往江西邮政管理局。

前一封密函所涉及的对象叫姚天造（曾在1929年的特大火灾中，因奋勇扑救而获得过奖励），火灾发生时他已担任官巷口邮政一支局局长。密函说：邮政总局认为官巷口邮局火灾案，“虽经司法机关侦查终结，但负责员工仍应分别处分。其中该支局前局长一等一级甲等邮务员姚天造平时办事疏忽，管理不善，章令应予记一等过一次，下届晋级延迟一年。唯该员已达最高薪级，应改处罚金12 个月”。当时，姚天造已调往台湾邮电管理局工作，所以，密函要求台湾邮电管理局“按章办理”。

后一封密函所涉及的对象叫万心衡，火灾发生时担任浙江邮政管理局本地业务股股长。密函说：邮政总局认为“万心衡对于一支局及包裹组平时督察无方，而当时饬代会计股长职务，未将重要账册锁存保险箱内，以致全部焚毁，亦属重大失职，章令应予记一等过一次，下届晋级延迟一年。唯该员已达最高薪级，应改处罚金12个月，并将其考绩等第降低一等，以示儆惩”。当时，万心衡已经调往江西邮政管理局工作，密函要求江西邮政管理局“请查照办理”。

大火过后，官巷口邮局房屋已成废墟，后来，官巷口邮政一支局曾借用马路对面一家钱庄的房屋作临时经营场所。邮局房屋则重新建造，现在我们看到的官巷口邮局旧址，就是当年复建的。

被指定为示范邮局

抗战胜利后，杭州邮政全面恢复，但是，由于战争的重大破坏，邮政业务难以恢复到战前水平。统计数据显示：1946年，全国邮政收入（不包括东北和台湾）为 482.3亿元，而支出则为1413.9亿元，亏损高达931.6亿元。

邮政部门为了摆脱经济困境，于1947年发起一场改良邮政运动。当年6月12日，官巷口邮政第一支局被指定为杭州唯一一座“示范邮局”，随后，示范邮局的房屋装潢工程经招标后，开工建设。当年12月29日，官巷口示范邮局正式亮相。1948年2 月1日，官巷口示范邮局，又被列为“例假邮局”，也就是在节假日都开门营业。

官巷口示范邮局（例假邮局）推出的不少便民之举，赢得了老百姓的肯定，窗口业务顿时兴旺起来。1948年5月20日，官巷口邮政一支局局长马文元向省局打报告说：“本局近数月来，各项业务均有显著发展，按照附表所开，四月份与三月份之比较，售出邮票增加百分之一百强；售出印花增加百分之三十；而开发及兑付汇票张数增加百分之十九强，款数增加百分之五十五强；汇兑员仅有二人，每天平均收付钞票为三亿六千六百零二万”，所以，马文元向省局申请“再增员工3名”。

但是，当时国民党早就挑起了大规模内战，为了应对巨大的战争费用，国民党政府滥发钞票，导致物价飞涨，货币贬值，经济崩溃。国内邮政就此出现怪现象：业务做得越大，亏损也就越大。官巷口示范邮局（例假邮局），虽然给百姓带来了不少方便，做大了邮政业务，但是，却使邮政部门出现更多的亏损。

1949年5月3日，杭城解放，杭州邮政迎来崭新的发展环境。1949年8月1日，浙江邮政管理局“为供应优良读物，发展人民文化，以求更进一步地做到忠诚为读者服务”，创造性地在官巷口邮局增设一个文化服务部，以门市或邮购的方式为杭州市民提供各地出版的各种进步刊物。当时的统计数据显示：8月份，该文化服务部每天的营业额为8万余元（人民币）；9月份，每天的营业额上升为10万余元。

随着邮局业务逐步恢复正常，以及文化服务部经营日益兴旺，官巷口邮局房屋就显得格外拥挤。1954年4月，浙江邮政管理局出资先后买下中山中路485号原上海绸业银行旧址（今天的门牌号为中山中路313－1号、313－2号）和中山中路491号原寅泰源钱庄旧址（今天的门牌号为中山中路315号）。随后，官巷口邮政一支局告别官巷口邮局旧址，迁移到省局新买的房屋内经营。不久，官巷口邮局旧址变身为“邮电器材门市部”；迁到新址营业的官巷口邮政一支局也更名为“中山中路邮政一支局”。

文章原名《官巷口邮局——中山中路304号》

文章来源《中山中路的历史建筑与商业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