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载于《史学史研究》2017年第2期
晁福林教授是我的授业恩师，求学期间曾亲炙教诲。毕业后，时常在期刊杂志上看到他发表的论文。在问学及阅读他论著的过程中，也在不断思考一个问题：晁老师做先秦史研究数十年，他在继承和发扬师大史学学术传统的基础上，经历了怎样的探索历程，做出哪些新的尝试和探索？带着这些疑惑，我走进历史学院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对晁老师进行了一次专访。
一、继承师大史学传统
仝：晁老师您好，上学期间，您多次提及赵光贤先生研究先秦史的方法，并将这一学术传统上溯至陈垣先生，向我们强调史源学方法及考证对于先秦史研究的重要性，写文章贵在有所创新，否则就没有价值。请您谈一谈对师大的史学传统是如何理解和看待的？
你提到的其实是关于师承的问题。回顾起来，我从事先秦史教学与研究这么多年，确实是在不断向陈垣老、赵先生学习的过程。念研究生时，曾反复阅读、揣摩他们的著述，体会他们的研究方法。工作之后，遇到困惑找不到突破口时，也常常回想赵先生当年的教诲，仍会受到不少启发。
陈垣先生开创的史源学方法对师大的史学研究影响至深，赵光贤先生在《我的自述》、《八十述学》等文章里曾详述他的亲身经历，认为他从陈老那里学到的最为重要的东西，便是学习和研究历史的方法。尤其重要的是：做考证必须遍览群书，认真核对。当时陈垣先生为历史系研究生所开的一门主课是“清代史学考证法”，选择顾炎武的《日知录》为教材，让学生自己动手将书中每条引文都找出原书核对一遍，并写出笔记。这项作业在没有网络资源的时代做起来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但经过这番历练，通过翻检群书核对查验，不仅锻炼了学生们查找文献材料的功夫，也让他们熟悉了很多传世文献。陈垣先生再对学生们的笔记给予指导，指出哪条写得对，哪条写得不对，应当如何写，等等。这样的教学方法，为学生做考证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也养成了严谨的学术态度。
我们都知道，赵光贤先生最初是从事清史研究的，后来由于工作需要，才转向先秦史的研究，用他的话说，走了二十年的“弯路”。正是得益于从陈垣老那里学到的史源学研究方法，赵先生开始先秦史的研究虽然不早，却最终成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学问大家。
赵光贤先生
在中国古代史的断代研究当中，先秦史以资料繁难、问题太多而著称。赵先生研究先秦史特别注意搜求、鉴别史料，认为这是做研究的第一步。他强调首先应将上古文献当中的神话、传说以及历史区分开来;其次应对史料的年代、性质、真伪等加以甄别，当时人、当事人的记录或言论是上等史料，成书不太晚，比较可信的是次等史料，下等史料则是时代太晚的后世人述古之作，使用时要特别慎重。此外，还应注意，真书中有伪，伪书中有真，都应区别对待。第二步才是考证。可以说，对于古代史料的细密观察与研究是赵先生学术的一大特色。他运用史源学方法对先秦文献的考证，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比如，赵先生对《左传》的研究堪称典范。《左传》是先秦时期重要的史学著作，自古以来学者聚讼不已。赵先生跳出今古文经学之争的圈子，以新的科学态度来考证辨析《左传》的一系列关键问题。撰写了在学术界有很大影响的《〈左传〉编纂考》。先生在缜密研究的基础上指出，《左传》与《春秋》原是各自独立的书，这就使许多纠葛不清的问题有了得以解决的路径。先生还分析《左传》一书的许多具体内容，证明《左传》当分为记事与解经两部分，解经部分的文字为后加，与记事文字有别，解经的文字也非一人一时之作。先生还进而分析，《左传》中还有解《传》之语。这一论断非常精辟，发前人所未发，为研读《左传》解决了一个不小的问题。先生的这一研究，把研究先秦史的一部极为重要的史料，肯定在真实可信的基础之上。
先秦史是名家辈出的研究领域，前人的研究成果众多。如何处理继承与创新关系，是赵先生时常关注的大问题之一。先生主张做研究贵在坚持求真，对于前人成果应信其所当信，疑其所当疑，持全面继承、批判创新的态度。他的代表性著作之一《周代社会辨析》一书即为典型。古史分期问题自50年代以来，是学术界争论最热烈的问题之一。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先生持西周封建说。这一说法虽然许多前辈专家如范文澜、翦伯赞、徐中舒、杨向奎、王玉哲等都有共识，但全面深入论析这一问题并著有厚重的学术著作者，先生当是第一人。《周代社会辨析》一书，在学术界影响广泛，为世所重，这是一个重要原因。先生论周代社会性质，首先分析商周之际的社会变化，然后从土地所有制和劳动者的身份进行考察，再具体从宗法制度、采邑制度、世卿制度等典章制度的剖析研究加以论证。先生还特别注意到周代意识形态的封建性质，这也是同时代专家相关研究中不多见的。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历来为人们所关注，前人对春秋战国时期儒、墨、道、法四大学派的研究多忽视这四大学派所争论的关键何在这一问题，先生独开视角，指出虽然各个学派皆有特色，但他们都关心政治，关注社会发展的走向。他们“所争论的主要政治问题是：一，是维持还是推翻封建等级制度和贵族阶级专政。二，怎样消灭封建割据和战争，实现国家统一……。”从这样的高度来看问题，研究当时意识形态领域与社会形态的关系，在先生以前还未见到过。这一发现，不仅为其周代社会性质的研究增添了一个方面的坚实证据，对于今天研究百家争鸣与先秦诸子的特色依然极富启发意义。
北师大的先秦史研究之所以能够在学界占有一席之地，与陈垣老、赵光贤等老一辈先生创立的注重实证研究的传统密不可分。我们今天在前辈先生筚路蓝缕的庇荫下学习，并且拥有比他们更优越的科研条件，自当坚定不移地将这一传统继承下去。我们写文章，梳理学术史，首先应当留意的就是陈老、赵先生等前辈学者的成果，因为离我们最近，搜集起来相对容易。否则就是“数典忘祖”，这是很不应该的。
仝：您提及的这一点，的确是我们应当注意的。我们往往以为自己关注的问题，是之前赵先生等老一辈没有涉及的，所以常常有意无意地将他们的论著搁置一旁，并未自觉地从学术史的角度去认真对待。
二、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形态理论
仝：从读研究生到现在，您每年都有多篇论著发表，四十多年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学术创造力。与老一辈先生们相比，您是如何不断创新和突破的？您做先秦史研究几十年有无明显的变化？
我是“文革”后的第一批研究生，重返母校已年近不惑，因此非常珍惜学习深造的机会。那是一个求学热的时代，加之赵先生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读研期间，读书的确是如饥似渴，夜以继日，丝毫不敢偷懒。这为以后的进步打下了基础。
仝：我注意到您刚读硕士不久，就已经在《历史研究》上发文章了，这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是非常少见的。您的硕士毕业论文写的是《周代“乡遂制度说”辨析》，从题目看，与赵光贤先生的《周代社会辨析》极为相似，只是您辨析的是“乡遂制度说”这一说法。从论证思路来看，也与赵先生一贯主张的辨析材料是一致的。您在论文的第一章即指出，“乡遂制度说”的主要依据是《周礼》中的记载，而《周礼》成书于战国后期或者更晚一些时间，虽然有某些周代社会的史影，但其内容多为后人的杂凑或设想。因此，用《周礼》来研讨周代社会的历史，需持十分谨慎的态度。《周礼》中的材料必须和彝铭材料以及《诗》、《书》等可靠的文献记载相印证，方可使用。
你观察得很仔细，的确是这样的。我刚读硕士时，有点不知天高地厚，冒然投稿给《历史研究》居然被录用了。我的硕士论文的确深受赵先生研究兴趣的影响。刚上研究生不久，《周代社会辨析》一书就出版了。赵先生赠送我们师兄弟每人一本，于是我一边仔细揣摩先生研究问题的思路和方法，一边开始撰写自己的论文。
毕业参加工作后，我不再满足于硕士论文的题目，试图想开掘新的研究领域。在探索的过程中，曾走过一些弯路，留有一些教训。自己总结出的经验就是不写大而无当的东西。即便写相对通俗易懂的《霸权迭兴——春秋霸主论》时也注意绝不作空泛之论。这本书讲的是春秋时期霸权迭兴的历史，虽然不是严格的学术著作，但我写的时候给自己定了一个原则，即不虚构演绎、不穿凿附会。为了行文叙述流畅，所有史料的考证皆放入尾注。
《霸权迭兴》，三联书店1992年版
仝：《霸权迭兴》这本书写得引人入胜，我上本科的时候班上有不少同学在传阅，大三时选修您开的《先秦史》的同学，多数也源于喜欢此书。接下来您历时十余年相继完成《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续篇《春秋战国的社会变迁》，以及《先秦社会形态研究》，这三部著作，应当是您对先秦社会结构与形态演变这一重大理论问题长期思考的结晶，在先秦史学界引起很大反响。请问您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是自觉、自主反思后地选择？还是随时代学术潮流而动？
我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一方面直接受到时代大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赵先生的教导有关。刚才说到，建国初年关于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肇始于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并持续到21世纪，是中国学术史上影响和规模最大的学术论辩问题之一，其中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期问题是讨论的焦点，在“封建制产生的标志是什么”这一问题上学界存在分歧。我上大学的时候，“五朵金花”为代表的重大历史理论问题讨论最热烈的时期。当时同学们争相翻阅的《历史研究》，刊载这方面的文章最多。70年代末跟随赵光贤先生读研究生，赵先生本人也十分关心社会性质问题，他提出较为完备成熟的“西周封建说”，同时也鼓励学生做这方面的研究。我的硕士论文选择辨析“乡遂制度”说，也得到赵先生的支持。这一题目成为我后来探讨三代社会结构变迁及社会形态的一个起点，尽管中间也有一些小插曲，但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一直在持续着。
仝：我注意到《先秦社会形态研究》一书的第五章《西周时期的社会结构与社会观念》有一节，论述周代社会结构与“乡遂制度说”，应当直接源自您的硕士论文吧？
是的。在总结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对古史分期的理论和方法进行长期有意识的思考和探索。在读研究生和刚毕业的几年里，我曾花时间自学甲骨文，稍有心得后尝试讨论一些问题，写了一些小文章，其实也基于这方面的考虑。希望能从周代上溯至商，对整个先秦时期社会结构的演进有更为贯通的认识。《夏商西周的历史变迁》一书较为集中地反映了我的思考：人类社会各文明是否只能按照一种单线发展模式行进？马克思、恩格斯所概括的社会发展规律，能否作为一种通用模式来解释所有地区的历史发展轨迹？具体到中国历史，中国是否存在奴隶社会？“封建”概念及中、西具体表现如何？在这本书里，我根据马克思关于从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过渡的观点，认为农村公社可以演变为奴隶制社会，也可以演变为封建制社会。由此引申出一个重要结论，即，奴隶制并非人类社会必经的一个发展阶段，也不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社会形态。这样，由原始时代迈向封建制社会，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正常的演变形式。在我看来，夏商两代应为氏族封建制、西周则是宗法封建制，东周步入地主封建制。
仝：刚才您提到“封建”这一概念，我记得在《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之后，您曾经有专门的文章《论封建》探讨过，是为了对这一问题做进一步的论述吗？
确实有这方面的因素。我希望对“封建”一词做一番知识考古，试图讨论关于“封建”意义的历史发展及其本质意义。在《论封建》这篇文章中，我认为我国古代关于“封建”的概念和作为社会经济形态的封建制度是两回事。“封建”一词在中国古代的含义就是封邦建国。相传从黄帝开始就有封建了，但是，据古书记载，真正的封建到西周才形成定制。而作为社会经济形态的封建制的“封建”，与我国古代文献记载中所说的“封建”的含义是不同的。封建制生产关系的核心是农奴制，它表现了封建主对农奴的经济剥削。在典型的封建制里面，土地和其他重要的生产资料归各级封建主所有，农奴没有完全自由的身份，在许多方面要受封建主的控制。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这两种“封建”的含义是不同的，但是在我国古代两者又是有联系的。中国古代开始封邦建国的时期，也是作为社会经济形态的封建制度开始出现的时期。这两者在我国古史中是吻合的。仔细想来也完全可以理解，因为作为封邦建国的“封建”所表达的是社会上层建筑的内容，而作为社会经济形态的“封建”所表达的则是经济基础的内容。
仝：2003年您又出版了《先秦社会形态研究》，在这本书的绪论里您直接点名主题：探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形态理论，这应当是您写作此书的初衷吧？请问此书与《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中间的内在关联是什么？
《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一书中提出夏、商、周分别处于封建制的不同阶段之后，我发觉考虑的范围还是太小了，研究夏商周三代的问题，应当关注社会形态这个大问题，社会性质只是社会形态问题的一部分。因此，我接着开始酝酿对先秦社会形态的讨论，目的是为了尝试解答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形态具体是什么。中国特色的社会形态，是中国古代历史所固有的，并不是人们研究出来的。由于中国是唯一一个文化未曾遭遇断绝的、具备系统性和完整性的文明古国，所以探讨中国特色的形态理论就具有更大的学术意义，对于阐明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也就具有更大的价值。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在提出社会经济形态及早期国家起源等理论时，总是实事求是地指出，他们的理论依据主要是西方的材料，即古代罗马、希腊和日耳曼人社会的研究材料，对于古代中国他们所知甚少，因此也很少直接涉及。所以，我们不能够将马、恩的论断生搬硬套到中国古史上面，而应当花主要的精力来研究中国古史的历史实际，提出符合中国古史的相关理论。
探讨中国特色的社会形态问题，其中不能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看待“五种生产方式说”，这是一个长期困扰中国古史研究和社会形态研究的理论框子。而对于中国古史而言，“五种生产方式说”当中最需要剖析的核心问题，就是中国是否存在奴隶制社会这样一个社会发展阶段的问题。近年来已有多位专家指出，中国古史上只存在一定范围的奴隶制度，并不存在奴隶社会这一发展阶段。因此，我们必须回答，在进入文明时代的时候，中国社会走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发展道路？在我看来，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必须明确划分社会形态的标准。这个标准，应当以社会经济形态为主，而不应当是社会上层建筑形式或是社会历史时代的早晚，也没有必要用“文明”、“文化”的演进来作为替代标准。中国社会形态研究应该建立起自己的话语体系。比如，用“宗法”一词来说明西周春秋时期的社会情况就非常合适，没有必要非换成西方的某个术语。上古时代地广人稀，周王赐臣下土地一般都会连“附庸”一起赐予。这里的“附庸”包括劳力、武力甚至贵族官吏等。从中国古史的实际来看，“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非必为上古时代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石……人与人之间的依附关系可能处于更为重要的地位。”更进一步说，建立在各级人身依附关系基础上的中国早期国家“并非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而只是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建立在众邦之上的社会权力组织。”由于血缘关系的未斩断，中国早期国家具有浓厚的仁慈性质。
当然，关于社会形态的研究要取得长足进展，还需要继续做大量基础性的考证工作。
仝：您的这一观点，其实已经走在坚持理论自信、文化自信的前列。成长于改革开放新时代的我们，一方面缺乏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难以驾驭社会形态这一难度很大的理论课题。另一方面，受当前学术界新社会史、文化史等研究范式的影响，对像社会形态研究这样的“宏大叙事”也不太感兴趣。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在做具体的研究当中，容易陷入琐粹的考证，缺乏大的理论关怀和视野。这是我们应当向您学习，并引以为戒的。
这的确是当前历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新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相关研究已经把学术视野扩展到十分广博的层面，有不少学者运用社会结构理论来研究先秦社会形态，这种研究方法，对于以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理论进行研究的方法而言，是重要的发展与补充。但是对于认识先秦社会的历史运转来说，这些还是不够的。从根本上讲，社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互动，是影响先秦社会历史运转的根本因素，是社会结构的深刻变迁。社会史的研究过于偏重日常的社会生活，对结构性的社会变迁、重大制度变革关注甚少，无法从大的脉络中把握历史发展的进程。在这里，我不得不再次提到已故何兹全先生的话，他说衣食住行、风俗习惯、家庭、宗族等固然是社会史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但社会结构、社会形态的研究才是社会史研究中的根本内容。何先生的说法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对社会形态、社会性质的研究，有助于我们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把握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方向。我们需要从历史上的一个个小碎片、小问题出发，做细致的考证研究，但还应该从大处着眼，具备宏观的视野与认识，否则就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无法获得贯通性的认识。纵观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先秦史研究，人们普遍感到具体的实证研究成果丰硕，而理论研究则显不足。我个人觉得理论研究不足的一个表现，就是关于先秦史研究的历史哲学方面的论著的缺乏。
仝：除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理论的研讨，在中国特色社会形态的研究中，您还曾借鉴法国年鉴学派学者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请问您为何想到要用这一理论呢？
之所以运用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是由于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一直不能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在我看来，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大家倾向于用剪裁历史实际的方法来适应“五种生产方式”这一“标准”。而古代社会形态呈现出非常复杂的面貌，因此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既然一把标准尺子不能解决问题，可否增加几把？事实上，前辈学者已经这样做了，比如“青铜时代”的概念、“家国同构”的命题等等，都是有益的尝试。布罗代尔认为，对于社会发展影响最大的是社会结构，包括地理、社会组织、经济、社会心理等，即“长时段”。这一理论对于先秦社会形态，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它可以避免绝对化、模式化的研究思路。按照我的理解，氏族长期而普遍的存在应当是影响先秦时代根本性质的因素。因此，我把这个因素称之为“氏族时代”。中国氏族时代的特色主要在于它并未随着原始时代的终结而结束，在进入文明时代以后很久，氏族仍是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春秋中期，游离于氏族之外的人很少。
仝：近年来，您的研究又转向先秦社会思想领域，先后有《先秦社会思想研究》及其续篇《天命与彝伦：先秦社会思想探研》两部专著问世。有学者通过对您论著的解读，认为您是把社会思想研究作为社会形态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请问您如何看待这种观点？社会思想本身也是一个范围很大的课题，在论述时，您是如何选择切入点的？
这样的理解完全正确，思想是社会的一面镜子。“社会思想”应该是在一定历史时代的社会中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它的特点在于其广博性，及其与下层社会文化的密切关系。既包括社会上层精英的思想，也包括一般社会成员的思想。两者之间并没有鸿沟。从某种程度上看，或许可以说精英思想正是民众思想的升华或集中体现。其中，社会思潮作为社会广大阶层关注的焦点与价值取向的汇合处，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基本脉络，应当是认识社会形态的一个很有意义的独特视角。
社会思想的确是一个范围很大、问题众多的课题，但也并非是一个无所不装的“大筐”，它还应当具有其基本内涵和范围，应当是某一历史时段多数社会成员的思想。基于这一认识，我主要从一些自认为对社会各个阶层及社会发展影响深远的“点”来做一些探索。在学习和思考先秦社会思想的时候，我特别服膺思想家提出的“古代人类精神觉醒”这一命题。可以说，先秦时期社会思想的主轴就是精神觉醒的不断进展。先秦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历时最久的一个断代，在这个长时段里，社会发展至少经历了两个影响久远的巨大社会变革：一是，我国远古时代向有文字记载时代发展时期的从“野蛮”向“文明”的变革；二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由氏族封建制时代向地主封建制时代演进的深刻变革。后一个社会巨大变革所带来的思想发展就是人们历来所特别称许的“百家争鸣”，而前一个巨大社会变革所带来的思想影响，则由于史料的缺失而研究甚少。在《先秦社会思想研究》一书中，我从“神之源”与“精神考古”的角度做了一些探索性的工作，最后将之落实于“德”观念的起源及其发展这一伦理思想范围内。我觉得这个思路或许可以反映出社会思想领域从“野蛮”向“文明”进展的某些线索。
《天命与彝伦：先秦社会思想探研》中，我着重探讨了三个问题：一是天命思想的变迁。天命思想作为先秦时期一种普遍性的社会观念，成为一条主线，不仅影响到人们的神灵世界，对大到社会政治、立国之本，小到个人修养、立身行事均有深刻的影响。二是先秦时期人们对社会伦理与行为准则的认识。秉持和效法彝铭所载的祖先的美德，是商周时代人们必须遵守的伦理规范，也体现了时人对社会秩序的高度重视。三是社会精神的发展。充盈于天命和彝伦之间的正是社会精神。而华夏民族精神应当是社会精神的核心之一，但说到底，对社会精神的讨论应该从认识“人”自身开始，因为人是一切社会精神的出发点之一。
《天命与彝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仝：感谢您的分享。
按：与陈垣老、赵光贤先生等老一辈学者不同，晁老师的学术研究起步于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学术界接连掀起“文化热”、“西方理论热”等浪潮，不断反思僵化的史学理论。晁老师强调应注意中国早期文明发展的特殊性，反对盲目迷信西方理论，生吞活剥地套用西方理论，拿来分析中国古代社会。他的研究从具体的史料考证出发，但始终有理论创新的自觉和自信，他主张坚持有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研究中国早期文明发展的特点及其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与此同时，他广泛吸纳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有益成分，为我所用，并非西方汉学家眼中狭隘的“中国文化例外论”或拒绝非中国模式阐释方式的所谓新“新信古派”。（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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