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9月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位于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以下简称“中国社科院”，原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历史研究所（简称“历史所”）工作，任实习研究员。其时，人事编制关系随即进入历史所，但人仍在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历史地理研究室（简称“史地室”），在谭其骧教授领导下参加《中国历史地图集》编绘工作，盖因《中国历史地图集》系历史研究所与复旦大学的合作项目。
1966年10月即“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历史地图编绘工作无法正常进行，遂应历史所之召，离沪进京至历史研究所历史地理组(其中1970年8月至1972年7月在河南省息县学部“五七”干校)。
在社科院历史所期间，正值“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当中的是非曲折无须再提，但学术界同仁之间的友情，前辈给予的指点、教诲，却不能不提。
记得学部从“五七”迁回北京以后，“文化大革命”已接近尾声。当时大家仍过集体生活，吃在食堂，住在办公室，无所事事，于是有的做木工，有的做煤油炉，整幢历史楼如同工厂车间，敲敲打打，好不热闹。我自然也是一把好手。有一天，郦家驹研究员非常诚恳地对我说：你不能再这样稀里糊涂混日子了，看看书吧。我说:荒废多年，无从着眼。没想到第二天一早，他将自己收藏的日本人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全套精装12大本，用自行车给我拉了来，说：既然无从着眼，就从太史公看起。郦家驹是历史所前辈，我们又是同乡（有一次我还受托去看望过他在杭州的母亲），于是我渐渐静心读书。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原《红旗》杂志社的工作任务由学部临时承担，田昌五研究员为历史组负责人，他把我调到了历史组。不过我的记忆里这项工作似乎仅开过一次全体大会，其他没有做什么，至少历史组是如此。后来新组建的《历史研究》编辑部要求历史所组织一篇文章，作为“文化大革命”后的亮相文章在新《历史研究》上刊登。为此，林甘泉研究员专门组织了一个写作组并亲自担任组长，点名李祖徳、田人隆和我三人为写作组成员。我当时表示为难，说我可从未写过文章，何况又是这么重要的文章。但他态度很坚决，说：“谁没有第一次？”于是我跟着他们从讨论命题、思想观点、文献资料、写作提纲、分工等开始，直至成文。这就是后来以守纲、李石叔为名，发表在《历史研究》1975年第3期的《秦和汉初的地主阶级政权与封建所有制》一文。这是我第一次参与写作正式的学术论文，并从中学到了一些史学文章的基本写作方法。
后来又与组内史为乐（谭其骧先生研究生），以及既是同学又是同事的杜瑜、朱玲玲、毛凤鸣、曾昭漱、杨鸿嵩、卫家雄、文锡进、黄永祥、薛瑞禄等一起研究边疆地理，撰写了《中俄尼布楚条约》、《中俄伊犁条约》等历史小丛书。
结婚以后，安家杭州，后来又有女儿，感受到分居两地的诸多不便，于是着手调动工作（离开北京回杭州）。
即将调离北京的一天，在历史所2、3号楼之间的路上巧遇尹达副所长（所长郭沫若，所里工作实际上由尹达副所长负责）。尹达同志平时难得一见，我就乘机向他道别。他问我：“一定要走？”我说：“北京很难解决我爱人户口、工作。你多保重！”他说：“你不要放松。”俩人默黙相对了一会儿，就这样告别了。
尹达同志虽然难得见到，但他对原则的坚持却早有耳闻。据说他原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因与其他成员意见不合而受到排斥，后来连开会也不通知他，于是写了首打油诗：“他人都已开会去，此地空余办公楼。屉中稿稿无人瞅，瞻念前途使人愁。”再后来就回到家里，平时很少出门。我在调离之前能碰见他，倒也真是缘分。尹达同志对历史所的资料建设非常重视。一次所里让我和翟清福到上海出差，是时梁方仲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还没有正式出版，尹达同志不知道从那里听说谭其骧先生有梁先生的打印本，于是让我去借，说此书所里有用。我到上海一开口，谭先生立马就拿了来。我俩就借复旦历史地理研究室的复印机复印了一套带回北京，梁、谭、尹之间的一赠一借一还，让我感受到老一辈知识分子之间的坦诚，他们之间似乎没有互相提防、剽窃抄袭之一说。
我由北京调杭州，全靠杭州大学历史系的陈乐素教授、毛昭晰教授、校长办公室张凤英老师和江干区干部高树德及我堂兄李先良的无私帮助。当时社会上已经渐行送礼、拉关系、开后门，但知识界依然风清气正。他们为我的调动奔走忙碌，却从头到尾，没有吸过我一支烟、喝过我一口酒、也没有吃过我一顿饭。
1978年调入杭州大学历史系。开始在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后来编入浙江地方史教研室。主要承担教育工作，兼做科研。承担的课程为本科生的《中国历史地理》《浙江地方史》。一度为港澳台事务专业开设过《港澳台地理》课，但此课只讲了两期。科研工作自行安排。
在杭州大学历史系，我亲身领教了倪士毅教授、徐规教授的认真负责劲儿。在我接受《浙江地方史（古代部分）》授课任务的时候，倪先生已讲了《浙江古代史》多年。我于是向倪先生提出听课，倪先生欣然同意。当他的《浙江古代史》出版以后，又慨然相送。不仅为讲课，也为我研究浙江古代史提供了极大的方便。顺便提一下，我曾经多次登临过南宋皇城所在的杭州凤凰山考察(如果可以称为“考察”的话)，而第一次就是倪先生领我走出来的。
我在历史系还有一门课程是《中国历史地理》，虽然大学里听谭先生讲过，但自己讲课这是平生第一次。我提前写好讲稿，但心里还是没底，也不清楚学生的水平，于是就将讲稿请徐先生指正。两个星期后他将阅后稿亲自送到我家，我打开一看，厚厚一叠讲稿到处都是红笔迹，既有引文错误的纠正，也有病句、错别字、标点符号的改正，真是把“一丝不苟”做到了极致。须知我这只是讲稿而已，徐先生却竟如此认真，甘心化费时间和精力。徐先生一生用在为他人审稿改稿上的时间和精力是无以计数的。有一次我劝徐先生化时间写些自己的研究心得，他却说：“一个人的力量总是有限的，多培养些人，对学术的发展意义更大。”听了后不得不佩服徐规教授的道德修养。
在我进入杭州大学历史系的时候，离大学毕业已十有余年，但当年的老师谭其骧先生却仍一直默默地关心着我。有一件事情是我没有想到的，那是我刚进杭州大学历史系不久，有一次谭先生见到杭州大学地理系专攻历史地理学的陈桥驿教授，就把我托给了他说：“我有个学生李志庭到杭大历史系去了，请你多关照（我当时并不在场，是在场的大学同学朱玲玲后来说起的）。”以至于陈先生一直把我当做是谭先生的研究生。在一次浙江省地名工作会议上，竟介绍我是谭先生的早期研究生。我更正说我不是研究生。他自解说：“工作这么多年了，不是研究生胜似研究生。”后来陈先生对我关爱有加，他所负责的一些项目每每让我参与（如《浙江古今地名辞典》、於越民族研究、大运河研究等），对我提高业务水平起了很大作用。1989年，家里给我挤出了一间书房，谭先生知道后，给我书写了“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条幅，让他女儿（时在浙江商学院工作）给我带来。我的大学老师魏嵩山教授也一直关心着我，他每有成果，总是第一时间寄赠我学习。如他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名辞典》、《中国古典诗词地名辞典》，以及他个人撰写的论文多篇。两本地名词典后来成了我的案头工具书。而他寄赠的论文，其中关于太湖的演变，被谭先生称赞多年未见的好文章，关于江南运河、关于杭州城市等方面的论文，对我的研究都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我所著的《浙江地区开发探源》，魏老师在选择题目、设计框架、提供资料、审读书稿等各方面，都无私地耗费了大量的心血。该书的完成，还使我终于不致失信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孙毓棠、林甘泉、周年昌诸位研究员。
在杭州大学历史系时，曾经的工作单位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的前辈也始终关心着我。1979年杭州大学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三十周年学术报告活动，我写了《西周封国的政区性质》等文章，还只在会议材料上印发的时候，李学勤研究员不知从那里看到了，并对该文进行了点评，还给予了高度的赞扬。张政烺研究员有一次来杭大，又把该文推荐给《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予以公开发表。
又一次，中国社会科学院拟定了一批“七五”规划国家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其中有一个《江南经济史研究》，据说在讨论让哪家单位做比较合适时，孙毓裳研究员说李志庭在杭大历史系，可以放心（这是事后周年昌告诉我的）。后来所长林甘泉、副所长周年昌专程来杭州召集课题组成员（参加人有南京大学历史系洪焕椿，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王守稼，杭州大学历史系蒋兆成、徐明德和我）开会研究实施方案。会后我们杭大历史系三人经过研究，决定以蒋兆成老师为主展开，蒋老师1994年出版的《明清杭嘉湖社会经济史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就是这项国家课题的一部分。因为孙毓棠先生的这番话，因为林甘泉、周年昌俩位先生的专程来杭，我心里一直觉得自己也应该做点什么，不然太对不起他们的信任和关爱，这也是我后来撰写《浙江地区开发探源》初衷的一部分。
退休以后做了几年自由人。在杭州市政协的领导下，尤其是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办公室的宋涛（著名书法家）、王利民、倪素浓、陈江明等几位领导，对文史工作那是真心的重视。在他们的悉心安排下，我们几个好友一起，做些关于西湖、运河、钱塘江等方面的课题研究，叙叙旧，谈谈心，日子过得倒也充实。
2009年9月，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潘捷军主任、陈野副主任和徐鹏来我家，说是省政府计划编纂新《浙江通志》，邀请我担任执行主编。
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我是从老主任魏桥研究员那里开始认识的。有一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第一次全国地方史志工作会议，魏老师作为省方志办主任出席，杭大历史系主任胡玉堂教授让我代表地方史教研室参加，并写了条子让我去找魏桥，还特别强调这是个非常好的同志。一见面几句交谈，果然名不虚传。其时省方志办已颇有成果。后来我问魏老师方志办有否需要我做的事情，尽管吩咐。他让我编一本浙江方志总目之类的资料，我就邀请系里年轻勤奋的陈仰光老师一起化时间编了一本稿子。碰巧，早我们之前洪焕椿先生的《浙江方志考》已成，魏老师自责他有提议之责，还是让方志办给了我们一些资料费作为补偿。（后来听说杭师院林正秋教授找陈仰光编此类书，仰光问我可否用我们的未刊稿子，我说当然可以）。
这次潘主任说明来意，我一方面很钦佩省政府的英明决策，认为浙江自清朝雍正以后几百年了，确有必要编修一部新的《浙江通志》了；也钦佩潘主任的勇气，认为潘主任对于新编《浙江通志》的提议之功不可没；一方面也是魏桥研究员人格的魅力。于是在魏桥、仓修良、陈桥驿三位浙江方志界前辈和历史系沈坚、包伟民、方新德、卢向前等新领导的支持下，答应了方志办的邀请。
到了方志办以后，即与众位同仁一起着手草拟新《<浙江通志>卷目》，经过反复论证修改，又专程进京向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作了汇报，得到了认可，并报省委省政府批准。接着又与众同仁草拟新《浙江通志》的《凡例》、《行文规范》、《各卷部分内容的编纂意见》，图、表的设置，以及《浙江通志》中总述、艺文志、人物传、大事记等卷的编纂要点等文件。目前看来，我认为总的方向是正确的，路线是对的，细节是抓准的。若能坚持按上述凡例、规范及各项要求进行编纂，自信能够将《浙江通志》编成为符合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地方志书质量规定》的志书。
自从1965年9月大学毕业踏上工作岗位，至今54年，弹指一挥都成了过去，但是前辈、朋友的身传言教，犹在眼前。有一首发自肺腑的歌：“多么熟悉的声音，陪我多少年风和雨，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每次听到都直入我的心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