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人们称往事如烟，其实往事并不如烟。烟云所过，历史记录了它的全过程。历史是一面镜子。古今中外多少人和事，尽映史镜中。任何人和事，都是时代的产物，古今中外概不例外。
我出身于一个贫苦的华侨之家，父亲较早过世。家境清寒，穷则益坚，自幼怀有“精忠报国”的抱负，不甘落人之后。少年时期，半懂不懂，跟随老师追求进步，初中时参加当地中共党组织领导的地下革命活动，在当时学生运动中是活跃分子和主要人物之一，为当地人所熟知。高中时，从书上看到古希腊学者阿基米德的一句名言：“假如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我认为这是气壮山河的大气魄，对此极为崇拜，并引以激励自己。1952年暑期，我参加全国第一次高考时，填写的第一志愿是政治、外交类（当时北京有新办的名高校），认定这是治国安邦、振兴中华之道。可惜，当时竟遭坏人陷害，捏造材料，诬告有所谓政治问题，因此第一志愿未能如愿，被录取在经过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从老浙大分出来而成立的浙江师范学院（1958年组建为杭州大学，1998年又与同根同源的浙江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组成新的浙江大学）。关于这段经历，我在香港《大公报》公开发表过感恩毛主席的文章，在另一本著作《香江·文史杂谈》中有较详细的说明。
因为我是被诬陷，就在绝望之际上书告“御状”。是英明领袖毛主席救了我，中央办公厅正式下文批准，我才得以在1953年来杭就学。所以，我进大学后，就走进书的世界，勤奋刻苦攻读，整个人的性格都变了。即使在学术上稍露头角，也尽量保持低调，夹着尾巴做人。我牢记在中央办公厅正式下文批准我来杭升大学时，我在中学的两位恩师叶景耀、叶轸星先生说的鼓励我的话：“中央既下文批准你升大学，你应毅然决然地上路，努力奋斗。不能成‘良相’，也要成‘名师’，以报‘天恩’！”这激励着我立志“学术报国”。
1953年10月的一个下午，我到杭州六和塔月轮山上的原之江主楼中的浙师院办公室报到，被安排住在西斋学生宿舍。此时此刻，深感“天恩”无限温暖，一定要奋斗、再奋斗，以谢“天恩”。这是只有蒙受冤枉、吃尽被诬陷之苦而获得解救的我，才能有的特别感受！一般人恐怕是体会不到的。
第二天上课，同班同学郑振华热情地陪同我到教室（因为我是迟到的学生，教室在哪里也不知道）。有几位上海籍的同学“好奇”地看着我，我心里明白这是为什么。没有人理我，只有郑振华与我交谈。他来自黄岩路桥中学，为人忠厚正直，颇有江湖义气，真是狭路相逢遇好友。这是我在大学遇到的第一位同学，也是第一知心好友。接着，黎子耀先生来上课，这是一堂中国古代史课。此课在1954年历史系搬到体育场路前，在山上都是黎先生教的。黎先生是解放前老浙大的教授，很有学问。他讲课不依照教育部指定的参考书来照本宣科，也不背诵他的讲义，而是照他自己写在纸条上的提纲讲授，照样有章、有节、有段落，听课笔记很好记，听他的课可谓终日忘倦。他讲授的内容很丰富。当时，中国古代史是以范文澜的《中国通史》为教本，黎先生讲课也以它为主，参照郭沫若、翦伯赞、吕振羽、吴泽、吕思勉等诸名家有关通史的论述，指引学生打开眼界，了解各种不同的观点，来作综合学习，极有指导意义。他常哈哈大笑，说他讲课是“百家争鸣”，要学生去独立思考，分析研究，并且说大学生要敢于面对权威，学习权威；要有所领悟，但不能“迷信”，也不可胡来。关键是要勤读书，而不是死读书。黎先生这些教导，对学生们来说真是终身受益。我无限敬仰和怀念。
听了黎先生和其他老师讲授的课之后，我便遵照老师指引的方向去学习。除了上课和有关活动之外，我大半时间（包括所有的节假日、寒暑假）都到图书馆去阅览报刊，借阅书籍，真正走进书的世界。
在大学四年里，我除了遍阅范文澜等名家所撰的六部《中国通史》和其他主要课程参考书外，粗浅地浏览了《资治通鉴》和清乾隆的《御批资治通鉴》有关章节，利用寒暑假（我因经济困难，在四年里从未回家过），曾先后用功看完了元脱脱等编撰的四百九十六卷《宋史》（北南宋十八帝三百二十年历史）。当时，还没有中华书局的标点本，用的是线装本。线装本看起来就显得有些吃力，我还是坚持下来了。这对以后我确定宋代史（尤其是宋代思想文化史）为主攻学术方向，起着重要作用。
大学四年里，我如痴如醉地钻进书的世界，拼命攻读有关史籍，搜集资料，其目的在于力求实践“学术报国”的夙愿。
我到图书馆报到，受到热烈的欢迎。承蒙张馆长的器重，到馆不到两个月，我便被任命为参考阅览组（即其后的参考资料部）副主任（一年后为主任）。1959—1961年省委党校和杭大合并时，还正式发文任命我兼任省委党校资料室副主任。1958年浙师院组建为杭州大学后，图书馆又新增了一位翟墨新馆长。当时是两个馆长并列的。翟馆长参加革命较早，是位老红军。承蒙两位馆长的器重和提拔，当时我承担的业务工作范围是最广的，除了采编、出纳外，所有业务都归口参考资料部。张馆长因病，后又较早过世。翟馆长在馆里的办公会议和全馆大会上多次宣布：图书馆业务由我做，责任由他担当（他还常对我说“业务工作由你做，责任我担当，有错我承担”）。馆领导的信任和鼓励，是我努力工作的源泉。1962年省委党校与杭大分开，吕志先同志任杭大校长。这时，又增添了一位党外馆长王驾吾教授。驾吾先生是中文系四大名家之一，曾任前江苏图书馆（即南京图书馆）馆长，也是图书馆专家。
这样，我就在诸位馆长的领导下，小心谨慎，又奋力拼搏，积极地开展我份内的工作。
（一）奉命编集《毛主席言论》——1949—1959年在报刊上公开发表部分（1960年铅印出版）及有关研究资料
1959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其后在1960年为宣传、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原杭大党委常委、副校长林淡秋和当时分管图书馆的左达副书记提出，校图书馆应在这方面多做工作，多提供一些学习资料。林副校长又在常委会议上提议要编集一本《毛主席言论》（当时《毛选》四卷、五卷尚未出版），供师生学习之用。常委们一致同意林的意见，并要林主持这项工作。林副校长通知翟馆长，直接点名要我具体负责编集《言论》这项工作。
有一天，林副校长写了一张便条让工友阿荣送来给我，要我到他办公室商谈这事。他是老一辈革命家、著名作家，在《人民日报》担任过领导工作，又是毛主席与美国记者斯诺在延安谈话《西行漫记》诸多译本中《红星照亮中国》版的主要编译者，很了解党内情况，熟悉毛主席著作的各种版本和毛主席在解放前后所写的许多文章、批示和按语，谈起来非常熟悉。他说要把毛主席在1949年以来所写的文章和批示搜集起来，编成一本书，并取名《毛主席言论》。经过多次反复讨论，最后确定书名用《毛主席言论》，加个副标题———1949—1959年在报刊上公开发表部分，不收没有公开署名的文章。这样，《毛主席言论》经过十分认真的文字校对之后出版了。先是印一千册，因为各校各单位索要的人很多，又加印了一千册。出书后，送省委宣传部十册。有一天，省委宣传部突然来了四位干部找我，说江政委（江华）要四十本书。又查问你们为什么编集这本书？我说为了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并如实汇报了编书的过程。当时弄得很紧张。我跑去找林副校长汇报这事。他笑笑说不要紧张，有什么事由我林某负责。过了两天，林副校长从省委办公厅得到好消息，说送去的四十本书放在桌子上，毛主席看到拿起来翻一翻，笑笑放下，什么话也没有讲。林副校长说，根据我在《人民日报》工作时的经验，这是“无言的肯定”，或者叫做不说话的“认可”。这样就没事了。林副校长又笑笑说：“秀才，你胆小，不用紧张。我们总算做了一件有意义的，而且是应当做的事”。
《毛主席言论》一书的编集出版，在浙江省乃至全国高教界颇有影响，来信来人要买书的很多。为配合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需要，在林副校长指导下，我们又编了四大册《学习毛泽东思想文件汇编》（1960—1966年）。其后，又编印《红楼梦研究资料》1—3集。
林副校长很热心地要我编印《文艺动态》，我们编印了两期。到“文革”前夕，他又想搞《动态》，我向他汇报“风向变了，《动态》是否免了”。他沉思一下，同意不搞。我很高兴，免得闯祸。
在杭大与省委党校合并期间，在当时校党委常委、宣传部长兼图书馆馆长周洲同志的领导下，我与原省委党校资料室的同志奉命编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论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等十多种资料。资料编辑工作由我负责向周洲汇报，有两次还指定我直接向校长周林汇报而定稿。
1973年12月前后，我又奉命（当时传达下来的是浙江省委书记江华同志的命令），要杭大“秀才”为毛主席在中央会议上讲话中引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等古文作注解。那是一个夜晚，由当时校党委常委、政工组长李春田同志来找我传达命令，要求第二天上午八时把注释送到省委办公厅。任务紧急，搞到凌晨才找到出处。早晨五点，向当时校党委书记杨海波汇报后，由校办打字室打字上报。整个过程弄得非常紧张（有许多细节，此略）。过了一段时间传来消息，说江政委对杭大完成任务很高兴，又说后来毛主席在会议上，看到注释的打印稿，笑笑，没有说什么，这样，才放心了。
（二）整顿报刊书库，增添期刊品种，编集报刊目录
报刊是学术研究的前沿阵地，急需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当时，报刊订购由采编组办理。为更好地与实际使用、管理工作相联系，即改由本部门期刊室直接订购，把订、管、编三者联系起来。遵照省委确定杭大为综合性大学的学术需要，期刊品种除原有馆藏外，主要就现行全国学术刊物、近代以来（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以来）重要刊物（原件和影印件），以及当时影印的西文科技期刊、当时限额订购的西文原版期刊等，尽量收集补充入藏，着手编印有关期刊目录，以应学术研究的需求。这主要有：
1. 主编《“五四”以来革命期刊篇名总目》，（参加《全国革命期刊联合目录》）（1958）
2. 主编《杭州大学图书馆中文期刊目录》，（参加《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1959）
3. 主编《杭州大学图书馆西文期刊目录》，（参加《全国西文期刊联合目录》）（1959）
4. 主编《中国现代主要作家作品评介资料索引》（以孙经武同志为主工作，1960）
5. 编集《辛亥革命以来主要期刊篇名目录》（1962）
6. 编集《杭大图书馆显微缩影资料目录》（1962）
7. 编集《中俄边界问题资料目录》（1964）
（三）整理古籍线装书和古籍善本书，编印有关书目
这是服务学术研究的重要工程，其本身也是学术研究的一大项目。这是当时校内学者（尤其是中文、历史等系文科教师）的强烈愿望和要求。1952年院系调整后，原国立浙江大学大部分藏书归入浙师院（1958年后为杭州大学），但也有部分善本仍保留在浙大本部。为此，我曾奉命与浙大图书馆馆长沈学植教授交涉多次。归入杭大的那部分藏书中，以线装古籍善本最具特色。其中，有1945年购入的刘氏嘉业堂藏书和1947年获赠的孙氏玉海楼藏书，均以明刻本居多。特别是玉海楼藏书中的孙氏父子稿本、批校题跋本、抄本，嘉业堂藏书中的一些名家校本，最为可贵。在玉海楼藏书中，我们整理彙集的孙诒让稿本二十二种（二百二十四册）尤为珍贵。它们准确地记载了作品创作的过程、修改的状况，是研究孙诒让生平和学术成就的重要资料。在玉海楼所藏善本中，有一部《新编方舆胜览》，字体古拙，版面疏阔有致，颇得宋版神韵，当时号称宋本，其实是元刻而非宋版（现在已公开影印出版的宋版《方舆胜览》可以证实）。
整理和保护古籍（特别是善本）是图书馆工作者的职责所在。那时，杭大图书馆的藏书丰富，除上述由老浙大移交过来的，还有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从江浙沪等地的古旧书店搜集采购来的大量古籍，加上胡士瑩、方令孺等先生的赠书，古籍藏量已达十二万余册。其中，善本一千三百五十种，一千四百八十五部，一万五千二百十四册。对这些善本、古籍整理和编集书目并非易事。当时，善本书库保管者先是胡愈同志，后是邱国华同志。线装古籍保管（包括编目、出纳）是周采泉、洪湛侯同志。首先，由我牵头，分工负责（主要是我、周采泉、洪湛侯三人，早期胡愈、邱国华也曾参与部分工作），先是整理书库，根据原有编目，逐一核实藏书。在查清馆藏家底的基础上，拟定编集书本目录的体例和规格。我把体例和规格送请翟馆长审定。翟馆长说：你定好了。接着，又说你送请王馆长看一下。我送呈王驾吾馆长审定。他老先生也是图书馆专家，编过《江苏图书馆国学书目》，所以他看得很仔细，改正了好几个地方，随即一锤定音，由我和周、洪两同志去编集《杭州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和《杭州大学线装古籍书目》，并由王馆长亲笔题写书名付印。我还提议编印《杭州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附编之一玉海楼书目》和《附编之二嘉业堂书目》，提议派专人到上海中华书局编辑所附属印刷厂，按照中华书局编排古籍的规格编印这些书目。这项工程浩大，从1962年开始整理善本书和线装古籍，编印《中国历代人物年谱集目》，到1965年《善本书目》等公开印行，历时四年（实际花费的时间远超这四年），颇感费力。
这些书目（包括《人物年谱集目》出版后，多年来，受到全国学术界，也包括图书馆界的充分肯定与好评。北师大校长、历史学家陈垣教授来信要购买，我们当即奉赠，并请他指教。他来信大大地赞扬了一番。我们所出的《善本书目》、《线装古籍书目》等在全国高校图书馆名列前茅，除北大外，就是杭大。浙大图书馆老馆长沈学植先生在全省图书馆工作会议上公开表扬过。国家图书馆（北图）的专家赵万里先生还特意到杭大来看了一看，讲了许多鼓励的话。
（四）编集普通藏书目录（即馆藏书本目录）
当时，校内许多读者反映使用馆藏卡片目录不方便，希望有书本目录。翟馆长又把这个任务交给我，要我想办法去实现。我提议在图书馆设一个“样本书库”（即馆藏版本书库，每入藏一种书先入此库一本），这在当时全国各高校图书馆是没有先例的，我们是首创。同时，我又提议聚集一些同志，用卡片目录校对库内藏书，然后在此基础上编集书本目录。
1. 编集《杭州大学图书馆语言文学书目》——与邱国华、韩常先等同志合作，1962—1965年编，1965年出版。
2. 编集《杭州大学图书馆史地书目》，1963—1966年上半年编，遭遇“文革”而搁置未刊。
3. 编集《杭州大学图书馆方志、工具书目录》，遭遇“文革”未刊。
这些书目，曾受到全省图书馆界和学术界的欢迎和赞扬。
以上编集有关资料、书目，是我在校图书馆工作时为学术研究服务（有些工作本身也是学术研究）的一些痕迹。
与此同时，我还在图书馆这块学术文化宝地上，尽可能做些学术研究，先后撰有《高等院校图书馆工作刍议》、《马克思与图书馆》、《关于资料工作与目录学》、《略记（孙诒让）玉海楼藏书》、《孙诒让和他的玉海楼藏书》、《关于嘉业堂藏书》等十多篇关于图书馆学、资料学的论文，做了两抽屉的学术资料卡片（主要是有关中国历代人物研究资料）和三大本学术笔记。可惜，这些卡片和笔记，在文革初期，我被以“老保罪”游街带高帽后，害怕造反派抄家，送进校开水房锅炉烧掉了，悔之莫及。
这个时期内，我做学术研究的最重要成果，是撰有《司马光王安石年谱合编》（书法大师沙孟海先生题写书名）六十多万字。这是在驾公的鼓励和指引下，在业务繁忙之际，用最大精力，尽可能地搜集较多、较完整的资料而写成的一本专著。林淡秋副校长好意推荐给中华书局社长兼总编金灿然同志，希望中华书局能出版。可惜，接着“文革”暴风雨很快就来了，金灿然惨遭巨大的冲击，书稿不知陷落何方？“文革”后，我多次请中华书局总编傅璇琮教授帮助查找此书稿，他三次来信均谓“查无下落！”无可挽回，实属可悲。退休后，我想重写此书，谈何容易！
1974年，奉命到《杭州大学学报》编辑部工作，任文科版主编。
在此期间，忙于看稿（审稿）、编稿、组稿和校稿。流行的一句话：“为人辛苦，为人忙”，实为编者的职责所在。学报是学术研究的载体，其质量如何，事关学校的学术水平和声誉，只能办好，不能办差。所以，我遍访文科各系许多名家教授，诚邀专家帮助审稿，提供高质量文稿，为共同办好学报努力；同时，也积极联系校外名教授、专家，力求得到支持和帮助。要办好学报，绝非易事。为此，我竭尽了全力，也获得不少名家的支持和教益。在专家、教授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当时的《杭州大学学报》文科版在全国同行中名列前茅，占有一席之地。校领导和校内外有关专家曾予以肯定和赞扬。
在粉碎“四人帮”之前，学报除本职工作外，较少有外加任务。我抓紧时间，奋力攻关，做了一些学术研究，主要是针对史学界当时的状况，先后写了一些学术论文，如《论胡瑗的教学方法》、《胡瑗对宋代新儒学的贡献》、《司马光与资治通鉴》、《沈括和他的<梦溪笔谈>》等，还在中华《文史》、《历史研究》、《文史论丛》等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一些论文。同时，我怀着强烈的爱国情怀，研究并撰写了有关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的论文，如《辛亥革命时期的浙江》、《辛亥革命时期浙江的几种重要期刊》、《爱国华侨对辛亥革命的贡献》、《苏联对抗日战争的援助》等三十多篇论文；集中精力，搞两本书：一是《浙江辛亥革命史稿》，二是编集《陶成章文集》。《陶成章文集》本是独立进行，后与当时由历史系调往省委党校的黄成礼同志合作。“文革”后，他因被牵连受到了打击，身体又不好，过早病逝，所以主要由我承担。
《浙江辛亥革命史稿》原有三十多万字。浙江人民出版社当时同意出版，责任编辑是原杭大的学生。她秉承主编意见，大删大改，删成二十多万字。我本来很不满意，但为了出版，也只好勉强地由她去处理。当时，主编已在清样上签批“可以付印”。但不知什么原因，书稿竟迟迟没有付印。拖到八十年代初，竟说要我支付出版费，我很生气，要回了书稿（书稿不知什么原因，竞脱掉附录《浙江辛亥革命英烈传》，极不负责任）。2011年，杭州师范大学丁贤勇同志主编的浙江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研究系列《浙江辛亥革命史研究集粹》上、下两大册，把我所写关于浙江辛亥革命的论文收入其中。这个《史稿》他们本来也想收入，我没有同意，想重新加以修订，增加一些内容，以成我心愿。
《陶成章文集》原有近五十万字，包括陶成章所有文章和单本著作、书信、讲稿。浙江古籍出版社原有意要出版，后不知什么原因，也讲要支付出版费，我极为感慨，只好收回。其中，陶成章的书信许多部分是黄成礼收集来的，他认为需要做些注解，将书稿拿去。我还将我所撰《略论陶成章与龙华会章程》这篇较有分量的论文赠送他，以应其急需。此文现收入《浙江辛亥革命史研究集粹》上册。后黄成礼病逝，我向他夫人询问书稿下落，竟答不知放在何处。存在我处的，只有一些散件，没有全稿。这又是一大损失，哀哉！
我们努力拼搏，历经艰辛地写作，但要出本书，谈何容易！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以上是我在学报工作的前期。粉碎“四人帮”后，是为后期，附在校办工作。我被拉去做些文字工作，主要是为党委书记等校领导（包括陈立校长）起草讲稿和有关文件，变成不是秘书的“秘书”。杭州大学党委书记刘活源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所作的《努力办好高等教育》的汇报提纲（发言稿），也是由我起草、修改，向省委汇报后定稿的。很多时候下午五点下达任务，第二天上午八点就得完成，弄得很紧张，赶任务，加夜班成为常态。不过，这是为党和人民努力工作，堪以自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