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1942年，浙江萧山人。1965年9月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获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学历，毕业后被分配到杭州大学留学生办公室任汉语教师。一年以后，“文革”爆发，留学生回去了，学校停课闹革命。从1966年夏季开始，十年的时间，用来参加各种政治运动，例如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战备训练、农业学大寨、上五七干校、挖防空洞等等，一直折腾到“四人帮”倒台。但即使这样，也还是会留下属于私人的时间和空间，让我们这些“臭老九”有可能去做一些与业务相关的事情。就我个人来说，我的空馀时间，主要用在看书上，就好像古人说的，“客子光阴诗卷里”，我对这句话别作一解，以为一个人到世间做客，能经常拿一本好书来读，那会是一桩很惬意的事。但读书不仅仅是一种欣赏、一种陶冶，不仅仅属于个人修为，它还能造就做学问的坚固基础，作为一个人服务社会的有力凭借，所以读书有为他的目的。而我当时面临的问题是，不知道以后去做什么工作，可能跟哪个专业相关。这种情况之下，读书就有点随心所欲，泛滥无归，效果并不见好。后来我就注意从我的原有基础和有限条件出发，实事求是地安排读书计划，适当收窄阅读范围，在古今关系中以古为主，在中外关系中以中为主，在文史哲中以文为主，兼及史哲。几年实践下来，觉得比之于原来的泛滥无归，效果明显要好一些。比如说，改善了自己的知识结构，为以后从事教育科研打下一定的文史基础；比如说，在阅读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的过程中，注意如何去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逐步培养起一种理论兴趣；比如说，要研究一个作家，或者一部著作，开始思考应该从哪里入手，怎样去寻找资料，等等。有一次，我借到一本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一看之下，大受启发，知道研究一个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去寻找资料；而且发现，在中国古代，文史哲是打通的，文学家可以是哲学家，哲学著作同时也是文学作品，如孔孟、老庄、嵇阮、韩愈、朱熹等莫不如此，所以研究哲学的途径和方法，完全可以推演到文学方面，并由此引起我对目录学的兴趣，阅读作家作品，晓得到图书馆找《四库全书总目》《书目答问》《杭州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杭州大学图书馆线装书总目》这类工具书了。不过虽然有这些进步，到此为止，我的专业方向问题仍未解决。
转机出现在1970年，留学生办公室解散，我转入中文系任教。当时系领导征求我对未来工作的意见，我毫不迟疑地选择了文艺理论教研室，这样算是初步明确了我的专业方向。教研室安排给我的工作，先是去教改小分队，参加地市中学师资的培训，为学生开《文学概论》；高校恢复招生以后，我就回系为本科生讲文学鉴赏和文学批评。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我还参与了由教研室主持的几种理论教材的编写。正是这两方面的工作实践，推动我逐步进入教师的角色。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高等教育出现了崭新面貌，风气初开，各校中文系纷纷增开古代文论、西方文论这些新课，以完善中文系学生的知识结构。我们教研室得风气之先，1998年即定下由我承担古代文论的教学任务，并于1980年指派我参加教育部委托武汉大学和华东师大联合举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师训班学习。师训班由徐中玉、王文生主持，两位先生除了自己给我们讲课以外，还邀请了包括郭绍虞、朱东潤、王元化、吴组緗、施蛰存、程千帆、钱仲联、舒芜在内的十多位著名专家为我们做专题讲座，对于打开我们的眼界，拓展我们的思路，都能起到很好的作用。不过要消化吸收专家所讲内容的精萃，据我个人的体会，还得做一些延伸阅读的工作。举一个例子，程千帆先生当时给我们讲了两个专题：1、读诗举例；2、唐代古文运动。听了觉得非常精彩，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回校之后，我就找来他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古诗考索》《文论十笺》等著作，作进一步的钻研，以加深对程先生的学术理念和治学方法的理解，我觉得他的这些理念和方法是可以奉为圭臬而终生受益的。
师训班结业回来之后，我的主要精力投放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国文学批评史》两门课的课堂教学，以及一部《中国古代文论选》教材的编写上面；与此同时，我还不得不考虑如何处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教学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关系。因为按照一般的理解，文学理论是文学实践经验的概括与升华，它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的实践基础上产生和发展，反过来又推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的前进。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批评，一方面是对古代文学发展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同时又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发生影响，两者之间是紧密联系的。一个有趣的事实，在中国文学史上，纯粹的理论家、批评家屈指可数，多数情况下一身而二任，一个著名的文学家，往往同时也是著名的理论批评家，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再从教学和研究的角度来说，离开中国文学发展的丰富事实，不但很难理解和把握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深刻内涵，而且我们也不难想象，文论课一旦抽掉了丰富事实，变成纯粹的理论推阐之后，会变得多么的枯燥乏味。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觉得古代文论的教学不但应该紧密地结合古代文学的研究，而且必须把古代文学的良好修养作为我们从事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研究的一个基础。所以最后我又对自己的专业作了适度的调整，以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为研究方向。我们几个同方向的老师后来离开文艺理论教研室，进入古代文学教研室，除了开古代文论和文学批评史课以外，还承担起中国文学史的教学任务。
专业方向固然比较明确了，但我已经年逾不惑，面对繁重的工作任务，内心感觉“压力山大”。好在我事业心还比较强，为人踏实肯干，有一点吃苦耐劳的精神，我就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克服种种困难，在专业教学和专业研究上拿出一点实实在在的成绩。
在教学和研究的过程中，我从三个方面得到仅属于我个人的一点体会：
（一）补课。我大学本科读了四年，前三年相对平静，比较认真地读了点书，第四年就下乡搞“四清”了。那年代的大学，很难按计划实施教学，学生专业基础相对薄弱，后来没有读研究生，又缺乏必要的专业训练。走上岗位，，就感到左支右绌，很难顺利开展工作。我们大多腹笥俭薄，相对于老一辈学人的辞章修养、学问境界，那简直是遥不可及的。这种情况之下，不能不采取一些补救措施。比如花大力气研读最重要的文史典籍，包括重要的总集、别集以及理论著作。达到两个目的：1、通过对文学经典的沉潜涵咏，培养一种敏锐的艺术感觉。2、掌握基本的文学史实和基本的文学理论，提高理论思辨能力。阅读古籍，研究古代的作家作品和文论著作，还得掌握一定的研究手段与研究方法，涉及文献校雠，包括诸如目录、版本、训诂、校勘等一系列很专门的学问，是我以前没有学过，或者学得不好的，现在必须从头开始，边干边学，亡羊补牢，犹未为晚。我的这些努力实际上都带有补课性质，目的只为夯实基础。任务繁重，旷日持久，非可以一蹴而就者，但也只好硬着头皮去做，因为对于研究工作者来说，基础不实，很难有所作为。
（二）寻师。一个人在问学的道路上，如果能遇到一位好的老师，那是很幸运的。老师学有渊源，境界阔大，本身就为你树立一个标杆；又能够指示门径，让你在学术研究上少走弯路。所以在研究生教学中推行导师制，为莘莘学子的成长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是令人羨慕的。可惜我没有得到这样的机缘，而学问又不能不做，那就只能退一步，自己想方设法去寻找老师。古人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只要我虚心向学，态度诚恳，想总能找到愿意为我传道、授业、解惑的人。我在学习中遇到问题，首先跑图书馆、书店、资料室，向书本寻找老师；现在科技进步，资讯发达，从网络获取解决问题的信息，也是不错的选择。高校本来就是人才集中之地，我们中文系历史悠久，名师硕儒更不乏其人。老一辈学人如夏、姜二老，我接触不多。以下蒋祖怡、蒋礼鸿、盛静霞、徐朔方、沈文倬、吴熊和、王元骧、郭在贻诸先生，平时交往中，释疑解惑，多受教益。例如沈文倬先生，一代礼学大家，文革期间，文学研究室解散，先生被安排到系资料室工作，我常去借书，与之相熟。后来同住校内一幢，成了上下邻居，又时相过从。有次我忽发一问：“沈先生，佛与菩萨是什么关系？”答曰：“佛是菩萨的头头。”简捷明了，妙语解颐。先生还说：搞中国古代文学，不懂佛学是不行的。80年代我写了一篇《皎然诗论与佛教哲学》的稿子，拿去向先生请教。两天后稿子取回，先生说文章提出的观点是能够成立的，总体上比较满意；但有两点不足：一是讲顿渐关系似侧重在渐悟一边，易于引起误解；第二引文多数未做解说，给人明而未融之感。两点说得非常准确，按先生的意见作了修改以后，我才把文章拿去发表。
老师之中，我特别感念蒋祖怡先生。先生浙江富阳人，父亲蒋伯潜是著名的文史学者，先生幼承家学，对文学发生浓厚兴趣。1937年毕业于无锡国专，1948年应邀到浙江大学任教，后转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中文系。蒋先生早年即有《小说与戏剧》《骈文与散文》《诗歌文学纂要》《文章学纂要》等多种著作问世，解放以后学术研究的重心转到古代文论和文学批评方面，所著《王充的文学理论》《文心雕龙论丛》《锺嵘诗品笺证》在学界颇具影响。60年代，蒋先生为本科生开“文学概论”，对文学研究室的研究生讲“文学批评史”。后来教育部较早批准在杭大设中国文学批评史硕士点，很大程度上也是借重了蒋祖怡先生的资望。60年代，我读中文本科，蒋先生是中文系的副系主任，分管教学，我在“文学概论”课上听先生讲文学欣赏与文学批评。文革期间，先生 备受迫害，曾两度中风，右腿骨折，致半身瘫痪；但先生凭着对祖国教育事业的高度责任感，以病残之身，继续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79年，作为教研室青年教师的进修内容，我们有四个人，每周一次，到先生府上听讲《文心雕龙》。同年先生开招硕士研究生，迄1992年2月11日逝世，从无中断。由于先生晚年衰病，又不良于行，我受命协助先生工作。几年“见习”下来，使我对于研究生教学的整个流程以及工作要点，已经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与把握。88年我受聘为硕士生导师，能比较快地进入工作状态，显然跟这段经历有关，或者也可以说是拜先生之所赐罢。对于我在科研方面所做的努力，第一，先生的提携奖掖功不可没。81年6月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所约写《陆机评传》，先生提议与我合作，我当然非常高兴。评传出版以后反响不错，山大方面又来约写张载、张协，这两篇就由我独力承担。后来浙江文艺出版社约我做《孟郊诗选》，责编徐元先生是蒋先生的学生，书稿能够落实下来，也是因了蒋先生的推介。第二，通过听课、研读先生的著作以及合作撰写文章，使我得略窺先生的治学门径，以为学习借镜之资。第三，深佩先生为人处世之道。记得80年代我做《孟郊诗选》这部书稿的时候，一次整理出孟诗注释中未获解决的疑难问题计六纸三十一条，晚饭后骑车去蒋宅请求帮助。岂知老先生事必躬亲，逐项落实，我心下大为惶恐，深责自己贸然放弃作独立探索，把一大堆难题推到老先生的面前；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一次的经历也让我对先生渊博的学识、严谨的作风、实事求是的态度，有了更真切的体认。虽然认真地说，我并非蒋先生的及门弟子，而实际上受惠于先生者多多，这是我永志不忘的。
在当了多年的老师之后，我对师生关系又产生一种新的认知，就是一定条件下可能发生的地位的转换。且不说从长远的观点看，学生总归要超过自己的老师，这才可能推动事业的发展；即从当下来说，师生之间，一方面是施教与受教的关系，教师因其专业特长以及已有的阅历和经验，对学生负有指导的责任；而作为学生，青春焕发，精力弥满，思想敏锐，也具备种种的优长，值得老师学习。做学问宜实事求是，忌讳不懂装懂，强不知以为知，因为这样不但于事无补，而且会让我们做老师的陷入尴尬境地。师生之间，良性互动，教学相长，最是至理。2008年我去美国探亲，恰好有两篇博士论文需要指导，一篇讨论晚明士人对儒学文化的悖离与回归，一篇研究清代的赋学理论。两个选题都不在我比较熟悉的领域之内，为了获取发言权，我必须先做功课，阅读相关文献，形成我对论题的一些看法，且持之有故；与此同时，我作为论文的第一读者，再来检视作者的立论是否坚确，论据是否充分，论证是否严密，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向学生学习了。当时我已学会电脑打字，我们之间就通过电子邮件交换意见。这使我想起朱熹的两句诗：“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两篇文章都经过十来个回合的往复讨论，深得师生间文事切磋之乐。
（三）关于做课题。作为一名高校教师，我认识到，科研是教学活动的“源头活水”，如果没有科研的支撑，教师想在课堂上站稳脚跟是很困难的。有鉴于此，我希望我的教学工作，既有利于对中国文学的基本史实和基本理论的理解和把握，又能够与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前沿保持比较密切的联系，这样教学活动有了新鲜活泼的内容，个人的科研也比较容易找到合适的题目。
当时从两方面提出设想：
关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学界已经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体系的任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特色相号召，同时把西方文论，特别是中国古代文论，作为可以取资的源头；既然如此，那么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特点和规律做深入的研究，便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国是一个诗国，诗乃中国文学之大宗，诗歌意境成为理论界讨论的热门话题。例如关于意境的本质与存在方式，意境营造中诸种关系的处理，中国文学的诗性精神以及在各种文学样式中的渗透，文体与风格，个性与风格，时代与风格，思潮与流派等等，我所撰写的论文大抵与之相关，可以代表当时我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探索。
关于古代作家作品的研究，开始时限于汉魏六朝，涉及的作家为数不少，与研读《文心雕龙》《诗品》同时进行，意图两方面互相促进，也写了一些文章。如果能立意在这方土地上精耕细作，或许可以有更多的收获。
后因教学之需，又把研究延伸到唐代，开始关注陈子昂、李白、杜甫、白居易诸人的思想与创作；接手《孟郊集校注》以后，主要精力则投放到孟郊之上。两方面都留下一些成果，比较而言，孟郊研究做得扎实一些。由孟郊又联系到韩愈，以为韩孟正好处在中国古典诗歌由唐入宋的转捩点上，通过对韩孟诗的解读，以及韩孟诗派在古典诗歌嬗变过程中地位和作用的阐释，可以达致对中国古典诗歌发展规律的更深切的理解，由此萌生了撰写《韩孟诗说》的计划，并开始做若干前期准备工作。但终因杂务缠身，精力不及，此事告寝，深感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