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丙从弟丁午在赞成补抄的同时，别提创议，一为筹款赴北京，用文渊阁本补抄，然深宫大内岂能让平民百姓数十人、上百人进入抄书！亦不允许将文渊阁书借调出外补抄。丁午又建议“抄补”不如“购补”。实际上自咸丰、同治间丁申、丁丙多次抢救、购买，库书在社会流传绝希，所以此议亦非长策。在这种情况下，丁丙的补抄建议得谭钟麟支持，并得同志者附议，力排众议，主张全抄库书。

光绪七年（1881）丁丙关于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的意见得到官绅各方多数人的支持，认识大体统一以后，拟就补抄阁书章程，并预算抄书经费，于是年八月二十九日呈报浙江布政使，申述文澜阁《四库全书》“光东南文教之转，关浙省艺林之盛事”，然其时库书实际情况是：全者仅“三百余部”，缺者尚多，故当务之急是“先将缺卷无多，及版本希少各书”先行补抄，至于底本问题，可由丁丙提供家藏本和另向藏书家商借，然后“觅人写校，仿照阁本纸红格绢面之式”。

经估算，每册纸张、装潢、抄写工费等需纹银一两，每年约可补抄二千册，另需校对费及添置书橱、装潢残帙、添配夹板等费用，全年费用约“需钱五千串”，请仍在丝捐中开支，如此“大约四五年后，可复旧观”。

在此呈文中同时附有《补抄阁书章程》十七条，章程中对书写格式等作了严格规定，凡抄写不符要求者，或“罚令重写”，或“责成经手人赔纸”，对抄写、校对工资亦作了具体规定。从这十七条《补抄阁书章程》看，丁丙对此事经过深思熟虑。丁丙的这份呈文，经谭钟麟批阅交浙江布政使，同年九月初十日，浙江布政使发出照会，关于“抄补残书经费”，“准于用丝捐内每年照数提用，务须实力经办，按季造册报销”（《文澜阁志》卷上）。

这样，在浙江、杭州官绅协同努力，取得共识的情况下，文澜阁残编的补抄于是年开始进行。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跨出这一步，文澜阁《四库全书》的恢复是难以想像的，饮水思源，应当感激当年浙江地方官员和丁丙等的识见，他们为积累浙江文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