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8月15日，来到兰州，参加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举办的“历史的理论、观念与叙事”学术研讨会。有机会见到兰州大学教授、著名学者汪受宽先生。汪先生于1963年考入兰州大学历史系，毕业以后就一直在大西北工作。1979年考上了兰州大学历史系张孟伦教授的史学史专业研究生，1981年毕业留校工作。从讲授历史文选开始，进一步从事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1985年起，先后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中国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所所长，研究生导师。1995年被聘为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8年12月退休。2000年起，先后被聘任为甘肃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甘肃省陇文化研究会会长，被评为甘肃省高校教学名师。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历史文献学和西北地方史研究，发表论文180余篇，出版专著《据鞍录校注》、《历史研究基础》、《谥法研究》、《二十五史新编·史记》、《西北史鉴》、《西北史札》、《史学史论文自选集》、《骊靬梦断：古罗马军团东归伪史辨识》、《陇史新探》和《甘肃通史·秦汉卷》等20余部，主编《西部大开发的历史反思》、《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等书。

8月17日，在开会的八一宾馆客房里对汪先生进行了访谈。

       我是江苏省东台市人。东台位于苏北，属于盐城市。我是1943年出生的。当时家里人口比较多，父亲去世早，依靠母亲无法养活我们这些孩子。1957年，我就来到兰州，投靠支援大西北的姐姐。我姐姐是南京助产学校毕业的，她们毕业时应届同学全部分配到甘肃，她在甘肃省人民医院工作了一辈子。我在教学质量很好的兰大附中读书。1963年高中毕业，我选择了文科方向。高考时我就报了兰州大学中文系，结果被兰州大学历史系录取了。我读中学和大学的十多年，兰州还非常落后，尤其是三年困难时期，饿过肚子，也看到农村的凋蔽和群众生活的艰难。我们大学三年级就赶上“文化大革命”，深切地感受到政治运动对历史、学术和人生的影响。

      1968年底我从兰州大学历史系毕业，正碰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我们全班同学都分配在西北地区，全部到基层和僻远的乡镇和学校。我最初被分配到青海省，在兴海县的一个解放军农场劳动了一年，然后分配到化隆回族自治县工作。该县居住的主要是回族群众，藏族和汉族只占全县人口的40%。开始在县城搞“一打三反”运动，再分配到一所公社小学工作，我去以后才戴上初中帽子。以后小学和中学分设，我在这个学校当了7年老师，主要教语文，也教过数学、物理，当过食堂管理员，兼管过图书室，就是没有教过历史课。当地海拔2800米，气候严寒，只能种青稞、土豆、萝卜和小白菜，生活条件十分艰苦。1976年，经过朋友的帮忙，调我到化隆县文教科呆了一年。次年，县里的中学要增加一个高中班，于是就让我去县中当老师，并且当了差班的班主任。

      1978年，有朋友传来消息，说针对受文革影响的68、69、70届本科生，兰州大学办起了“回炉班”。我要求学校领导让我试一试，考不上还回来工作。学校同意了。这一试，我真就考上了。回炉班学的是考古文物学和敦煌学，对我后来从事史学研究很有帮助。1979年，我考上了张孟伦先生的中国史学史专业研究生，1981年毕业。

       研究生毕业后，就开始在兰大历史系工作。主要是教中国历史文选，还要给高年级开史学史选修课。我始终关注历史文选教学方法的改革和教材建设。为了教好这门课程，我将教学与科研结合，以科研成果充实教学内容，教学质量有了很大提高。我还和张大可合作，编写出版历史文选教材。1998年，我联合20所高校的文选课教师，出版了一套《中国历史文选》教材，实践证明这套教材体系科学、选文精粹、注释准确、份量和难易适中，许多学校至今仍然在使用。我还编出了历史文选课的PPT教材，多年被教育部相关部门挂在网上供下载学习。我的历史文选课被评定为学校和省的精品课程，多次获得学校和甘肃省教学成果奖，我还获得了甘肃省教学名师的称号。从1991年到2011年，我先后带出了40位硕士研究生，如今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都做出了令人欣慰的成绩，其中当了教授或博士生导师的已经有好几位。

       我觉得兰大历史系有他自己的传统。顾颉刚先生曾经于1946年担任兰大历史系主任，虽然在学校带课的时间不长，但留下了重视科研和关注地方历史研究的好风气。1949年后，国家大力加强兰州大学的师资建设，对我影响很大的张孟伦先生、赵俪生先生等都是那时候从内地大学调过来的。对历史系影响最大的赵俪生先生，是山东安丘县人，有着传奇的经历和傲人的学术贡献。他在读清华大学时参加过“一二·九”运动，抗战时在山西打过游击，到过延安，后来以教师职业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1946年以后，先后在河南大学、华北大学、中国科学院、东北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兰州大学工作或任教。1958年被补划为右派，被派到学校农场劳动。赵俪生先生以受胡适赞赏的《清初山陕学者交游事迹考》论文起家，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中国土地制度史、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上领风气之先，在史学界以理论和学术著名。

        他是1957年8月由山东大学调入兰大的。他一到兰大就提出要办《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还在学报第1期上发表了《从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角度看我国古史的分期》一文，阐述自己的魏晋封建论。1958年，被山东大学补划为右派，要留他在山大接受改造。兰大不同意，又把他要了回来。赵俪生先生在兰州大学工作和生活了50年，对兰大历史系既注重教学又重视学术研究，以科研促教学风气的形成起了关键的作用，是兰州大学文科的一面旗帜。

       从严格意义上说，我不是赵俪生先生的学生。六十年代我读大学的时候，他没有给我们班授过课，1979年开始的读研学习我也不在他的门生之列。但我自认是赵先生的私淑弟子，听他的课和讲座，参议他的著述，学习他的论说，追寻他的业绩，总结他的成就。中学时，我就读过赵俪生先生有关山东农民起义的小册子，对他充满仰慕之情。1963年考入兰大以后，同学们都为系里有这位著作等身、声名显赫的大学者感到自豪。江隆基校长对赵先生的才华十分赞赏，说他是兰大文科最有真才实学的教授。赵先生讲中国通史课，从北京猿人讲到鸦片战争，一讲就是两年半。讲通史，要上下贯通，点面结合，前后照应，没有极高的学养是难以讲好的。其他老师都是各讲一段，而赵先生却能应对这种挑战。赵先生讲课，从来不拿讲稿，只是拿几片抄有资料的纸，但一开讲，就以他独特的开场白，妙语连珠，抑扬顿挫、底气十足的男中音，把听课者的注意力吸引过来。他讲的都是自己的深思熟虑或者是史学热点或学术前沿的重大问题。他围绕论题，层层深入，逻辑严密，学生们受到一次高层次思维的陶冶，或者被引导到最前沿的学术工作。凭着这样的教学，赵先生的学生如孙祚民、孙达人、罗祖基、邹逸麟、乔幼梅、潘群、秦晖、葛金芳等都在自己的学术领域成就杰出。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赵先生一下子招收了七位专门史的研究生。

       是的。随着了解的深入，我认识到赵先生是做大学问的学术通家，是当代中国史家中特立独行的人物。于是，我决心以阐扬赵先生的生平和学术作为自己的一项任务。1991年11月，学校举行赵俪生教授从事学术60周年、教育54周年庆祝会，我做的主题报告第一次系统全面地总结了赵先生对学术和教育的贡献。1996年10月，兰州大学与山东大学联合举行赵俪生先生80寿诞庆祝会。在此前后出版的《赵俪生八十寿诞纪念文集》、《赵俪生史学论著自选集》、《篱槿堂自叙》等，在学界引起关注和震撼。大家认为赵俪生先生的学术是中国史学的宝贵财富，提议编辑他的文集。经学校批准，从2000年6月开始，我和王劲教授就投入这项工作，在赵俪生先生的大力配合和许多朋友的帮助下，编辑了六卷本的《赵俪生文集》，于2002年4月由兰州大学出版社正式推出。文集出版后，好评如潮，并获得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消息传来，赵先生深感安慰。2007年11月27日，赵俪生先生以91岁高龄逝世。两天后，我在榆中校区做了“赵俪生先生的生平与学术”的讲座，与二百多同学一起祈愿先生走好。赵俪生先生逝世后，我又主持编辑了100万字的《赵俪生先生纪念文集》，于2009年出版。我认为，兰大应该高扬赵俪生这面旗帜，激励历史学科的后继者永远走在教学和科研的前列。

       是的。他是江西万年县人，生于1905年，比赵先生大一轮。1933年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在江西樟树中学教书，同时也写一些史学文章，后调到中正大学任副教授。194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他的《宋代兴亡史》。虽然该书的篇幅不大，却是20世纪最早的研究宋史的书了。他来兰大以后主要是讲授历史文选。1958年，被补划为右派，贬到张掖师专工作两三年，后又回到兰大。1961年起，他开始从事中国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1978年，张先生成为史学史专业研究生导师，我是他招的第一届研究生。张先生为人比较拘谨，但是做学问很踏实、严谨，特别注重资料的掌握和史实的严密论证。我师从先生多年，得益良多。

       是这样的。我在中国历史文选和中国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中，发现有许多问题似是而非，还缺乏研究。所以我钻研了不少问题，陆续撰写了一些学术论文和相关的著作。例如：《读史基础手册》、《姓名的奥妙》、《谥法研究》、《

       《据鞍录》是清朝乾隆初年杨应琚以日记形式写的一部有关青海、甘肃、陕西的行记。杨应琚出身官宦世家，几任封疆大吏，官至大学士。乾隆四年（1739年），他在西宁道任上奉命入京述职，写成了《据鞍录》一书。书中以大量篇幅记载他沿途勘查古迹、搜访金石情景，把很多古迹名胜的历史沿革、名称由来、地理变迁等叙述清楚，以优雅的文笔展示了西北河山的壮丽，叙述了社会民情和风俗异趣。我是以乾隆年间的精刻本为底本，参校其他版本，查阅有关史籍、方志，对书中的难字、生字、历史典故、人物、地名等进行了注释。同时，还编写了一部《杨应琚年谱》。

       这本书是国家古籍整理规划小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丛书》第一辑资助出版的项目，1995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里我先解释一下什么叫“谥法”?“谥法”又叫易名典，是在人死后根据其一生的功过是非，评定褒贬而给予的称号。事迹突出，可以得到美善的谥号，而彪炳千秋；事迹一般，只能得到普通的谥号。至于做尽坏事，就会给一个丑恶的谥号，使其遗臭万年。古代中国被称为礼义之邦，一向强调以忠孝仁义治国，以教化治人。谥法，就是贯彻礼义教化的一项重要制度，被称为国之典礼，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谥法，自西周中期以后产生，直至清朝末年，被沿用近3000年，不仅对人们的行为心理和公众是非价值观的构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对古代社会的稳定起到了微妙而不可忽视的作用，是绵远流长的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

       在封建时代，谥法是一门显学。战国中期，儒生假托周公撰成的《逸周书·谥法解》，就是最早的一部关于谥法的经典性著作。三传和《礼记》中，也有许多谥法的内容。东汉以后，官府和学者们为了礼仪和教化的需要，撰写了100种以上的谥法著述。辛亥革命以后，封建王朝被推翻，谥法自然也随之寿终正寝。由于种种原因，20世纪以来还没有通盘研究历代谥法的专门著述。1982年秋，阴法鲁教授发表《漫谈文化史知识》一文，呼吁学术界广泛地进行古代文化史的研究。由于教学的需要，我就开始着意搜集资料，并试写了《谥法的产生和谥号的种类》一文，发表在《文史知识》1986年第9期上，受到读者的好评。此后几年，我继续深入探讨，用今人的眼光，对谥法史和谥法学作全面整理。

       在这本书里，我探讨了谥法的产生、发展，阐述了谥法的形式、种类及各自的特点，分析了谥法的作用及谥法学的应用。附录谥字集解，从各种古籍文献中钩稽出历代所曾使用过的谥字400余个，谥解1700余条，以及前人的大量注疏。我的目的是要为学术界认识和利用古代文化的这一个侧面尽自己一份力量。

       赵先生的话的确说在了点子上。此外，我还要特别感谢时任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刘乃和教授，她在通读全稿后为本书撰了序；感谢北京大学阴法鲁教授为本书题名签。此外，1997年山东大学的张金龙教授还在《中国史研究动态》中发表了书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瞿林东教授2014年在为我的《陇史新探》一书写的序言中，也对本书做了很高的评价。现在讲究论著的引用率，这部著作是我所有论著中引用次数最多的。

       我的这篇文章，发表在1990年《历史文献研究》上。我是把谥法学作为历史文献研究的一门辅助学科来看的。第一、谥法学知识有助于辨别伪书、伪诗文和判别古籍的著作年代。第二、谥法学知识有助于古籍的校勘整理。古籍在长期的传抄刊刻过程中，会出现一些不应有的错误和后人添续的文字。史书中，也会出现一些有违史实的问题。整理校勘古籍，就必须指出或订正古籍中的文字错误。第三、谥法知识有助于我们对文献内容和有关问题的深入理解。不同时代，时兴不同的谥号。以皇后嫔妃之谥为例，唐以前，多用德献昭穆宣文等表示个人能力、品质和贡献的谥字；明清两代，却多用恭顺孝和惠安等表示服从、柔顺、安分的谥字。这表明，理学推行以后，妇女社会地位的下降及其才能的受抑制。以臣谥来说，五代多谥忠、武，是因为其时多篡弑，要以忠谥来引导臣僚忠诚于自己；同时又多战争，要以武谥来鼓励将士奋勇拼杀。宋、明爱用文谥，表明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而重文人、倡儒学的时尚。此外，从一些人谥号的予、追、加、改、夺也往往可以窥见时局的变化。比如，从宋哲宗元祐元年到钦宗靖康元年的40年间，王安石、司马光二人死后谥号的变化，就反映出当时“新党”“旧党”彼此倾轧的情况。第四、谥法知识有助于对历史人物的深层分析。谥法是盖棺定论的礼法制度，它根据谥主行为来评定褒贬。我们从其人的谥号，就可以窥知当时人对其一生的评价，作为我们研究该人物的参考。比如，陈涉死后，秦二世时的儒生门给陈涉谥号，一方面表明他们承认陈涉的政治地位，另一方面谥号“隐王”是表明他们没有把陈胜看成是合法正统的政权首脑。以上讲的是谥法对历史和文献研究的作用。现在看来，谥法对官员道德操守的约束和社会风气的引导作用，也有很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