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对一桩伪史案的辨识

邹：我看到您近年来在关于古罗马兵团东归的伪史案的辨识以及相关的问题上花了不少的工夫，进行了全面的研讨。您不仅写了很多的文章，2012年还出版了专著，即《骊靬梦断──古罗马兵团东归伪史辨识》一书。从书中列出的参考文献就可以看出您在这个问题上所花费的精力。

        是的。自1989年以来，在甘肃永昌县有一个2000年前安置古罗马军团人员建立城市的消息，由于多方面的宣传介入，早已为人们所熟知。但是，历史上真有其事吗?它的来龙去脉究竟如何?就是我写这本书所要弄清楚的问题。我写这本书是为了追求历史的真实性，留下一桩经过总结的史学个案。50多年前西方汉学家的一个学术假说，被地方当作真历史来宣传、来造势，立碑、圈残垣加以保护，耗费巨资建设古罗马旅游城，拍摄电影和电视剧，每年有许多人被吸引来旅游参观。归根到底，这是伪造了古代中外关系史的一页，以之“搭台”去为地方“唱戏”。

邹：这个事情是怎么闹起来的呢?

         事情是这样的：1957年，美国汉学家德效骞发表《古代中国一座罗马人的城市》一文。文中说，公元前53年卡莱尔战役中被安息（今伊朗）人俘虏的罗马军人，后来流落到匈奴郅支那里，帮助建造了土城外有重木城的城墙。公元前36年，在与汉西域都护对垒中，他们摆出了只有罗马军队才有的龟甲阵，战败后自愿跟随汉西域都护甘延寿和副都护陈汤回到汉朝，汉朝在河西走廊以当时汉对罗马的称谓“骊靬”设县安置了这批罗马军人。德效骞的这一历史假设被一些西方和中国学者接受并加以引用，包括英国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1989年9月30日的《参考消息》转载法新社电讯，称澳大利亚教师戴维·哈里斯在中国甘肃发现2000年前消失的古罗马军人的定居点———利坚（“骊靬”的错误回译）。这个消息在我国造成了轰动。哈里斯是兰州大学的外籍教师，与同为外教的俄语教师以及兰州大学和西北民院的两位中国教师在甘肃永昌县进行考察，认为永昌县西南的者来寨就是西汉用作安置古罗马战俘的骊靬古城的遗址。当年12月25日的《人民日报》还以《永昌有座西汉安置罗马战俘城》为题，报导了他们考察的消息。在各种媒体报导的同时，永昌县委也在“骊靬遗址”上大做文章，进行宣传。者来寨也被更名为“骊靬村”。随后，不少人在宣传“骊靬”上花费功夫。参与考察的兰州大学教师陈正义写了《骊靬绝唱：最后的古罗马人之谜》一书。此后，还有些作家根据这个主题写了历史小说和影视剧本，可谓轰动一时。

邹：那么您是如何看这个问题呢?您在2012年出版的这本《骊靬梦断──古罗马兵团东归伪史辨识》就是针对以上这些说法做出自己的回答吧?

       历史的真伪，是严肃的学术问题，对学术问题学者只能用学术研究的方法去对待、去解决。作为学术著述，我在书中通过对古今中外历史资料的疏理，参照古今学者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进行细致的历史考证，探寻历史的真蒂，弄清古罗马军团人员及骊靬县问题的曲曲折折，辨析真真假假的各种说法，最后作出符合科学要求的研究结论，用来揭示了历史的真相。我在书中原原本本地介绍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对古罗马军团东归说学术争论的情况，目的是使读者不被一面之辞所迷惑，知道既有将骊靬问题的假说固化和强化的一面，也有中外历史学家不断质疑和批评的一面。

邹：在书中您是怎样阐述您的观点的?

       首先在书中立专章，简略介绍公元前一世纪前后古罗马和中国的历史，以使一般读者明了相关的历史背景。然后，以古罗马和汉朝的历史源文献为根据，对公元前一世纪中后期中亚地区两次战役的历史过程进行了详尽的叙述。以确凿史料和精细考证证明，在公元前53年的卡尔莱战役中，罗马统帅克拉苏战败后被杀，其小儿子自杀，克拉苏的大儿子此时正在遙远的高卢跟着凯撒作战。从战场逃回的两批人下落清楚，财务官卡西乌斯后来成为共和派首领，刺杀了凯撒。而被安息俘虏的罗马军人，在奧古斯都时期归还了罗马，不存在他们逃往郅支单于城的可能。公元前36年汉朝与匈奴郅支城战役中的诸多事项，都不必也没有罗马军人参与。郅支战役的俘虏全都交给参与作战的西域诸国，没有带回关内，汉朝不必在河西建县安置子虛未有的古罗马降人。

邹：那么历史上究竟有没有这个骊靬县呢?

       骊靬县确实有过，但与安置古罗马军人没有关系。骊靬县于西汉建立，直至隋朝初期被撤并。书中依据所有能找到的古代史料，对骊靬的建置沿革第一次进行了认真的考订。查考了与骊靬相似的几个地名，发现《史记》所述的“黎轩”和《汉书》中的“犛靬”或在安息西，或在安息北，都与班超试图交通的大秦（即罗马）没有关系，也与骊靬县名没有关系。《后汉书》中“大秦国一号犁靬”的说法，来自于曹魏鱼豢《魏略》，东汉时没有此说法。出土汉简证明骊靬的地名早在公元前60年以前已经出现。书中考查了各种骊靬设县时间、原因和县名来历的说法，提出公元前78年张掖属国义渠骑士射杀匈奴犁汗王后被封为犁汗王，汉朝因而设音同字异的骊靬县令其居住。骊靬地名系匈奴语“髄”的音译，为土川肥美之义。人们都以永昌县者来寨为西汉骊靬县故址，书中提出者来寨系明代祁连山北沿线的许多堡寨之一，真正的西汉骊靬县遗址可能是六坝乡回归城。

邹：甘肃永昌这个地方有没有可能有欧洲人来过呢?在“骊靬人”的血样测定中不是也有属于欧洲人的个体吗?

       永昌县地处古丝绸之路东线要冲之地，公元前121年汉占有河西走廊之前，当地生活着以欧洲种人为主体的乌孙、月氏等族，以后当地虽然以汉族为主体，但居民和过客的人种状况十分复杂，永昌县有一些西方人长相的居民毫不奇怪。兰州大学遗传研究所DNA测定结果证明，在87个“骊靬人”个体的血样中，只有3个个体的线粒体单倍群属于西亚类型欧洲人，他们肯定不是什么古罗马军团的后裔。书中对清末以前5000年间，永昌一带欧洲人种居民的历史资料分时代进行了勾稽考察，在否定安置古罗马降人说的同时，希望为永昌“骊靬人”来源的进一步探讨提供历史依据。

邹：永昌县的习俗中有没有与欧洲人相同的呢?

       永昌县的许多习俗被赋于古罗马遗留的色彩。我在书中一一进行了考证。指出：永昌县的斗牛，是中国南北各地古来就有的风俗，古罗马只有斗兽和人斗人，西班牙中世纪形成的斗牛活动也与此无关。做牛头馍馍进行牛祭、以牛头祭祀牛王以及立春时打春（牛）的活动，中国自古就有，也与罗马人无涉。永昌民间的葱油饼从原料、制法和外形上都与意大利的比萨饼迥异。永昌的婚俗和妇女地位与古罗马差距极大。永昌的土葬习俗与古罗马人当时的火葬习俗也毫无共同之处。在中国古文献和各种考古报告中，墓穴和尸体头向从来没有一定的规矩。永昌即使存在头向西的尸式，也不能证明这是古罗马人的遗俗。永昌传统的节庆多来自于历史故事，古罗马的节庆多为娱神，二者没有共同之处。

       总之，我希望能为这一学术案例的讨源，为中外关系史和永昌地方史研究的求真，贡献一己之力吧!这就是我这本书的基本情况。

五、以历史学家的视野关注大西北

邹：自从您在兰州大学研究生毕业留校后，您在学术研究上所关注的目光很大一部分是投射到西北的历史和地理，写了很多关于西北地方史的文章和著作。您的《西北史札》一书就是这方面文章的结集吧?

      我十岁丧父，小学一毕业就离开故乡，投靠“支援大西北”的姐姐来到兰州。大学毕业后又到青海省部队农场劳动和当山乡教师十年，一转眼在西北已经生活了几十年。我对西北这个第二故乡有着很深的感情。况且，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前身兰大历史系，从它建系的第一天起，就在顾颉刚先生的带领和影响下，注重西北地区史的研究。所以，我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是隋炀帝到青海的《拔延山考》，出版的第一部书是西北地理著作《据鞍录》的校注。后来，还出版了《西北史鉴》、《甘肃通史·秦汉卷》等专著，主撰过《古代开发西北人物志》，发表过数十篇关于西北的论文。

       我的第一本论文集之所以用《西北史札》为名，一是由于其中所收文章，以西北为限，不包括我在其他方面尤其是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文字；二是由于其中收录了一部分我参议政治，在反思历史基础上撰写的有关西北和甘肃的研究报告及有关文章。文集既然是纵探西北历史和横议当代社会的思想的交汇，所以确定了这个有点笼统的书名。

      1995年以后，我先后被选任甘肃全省人事工作监督员、民盟第八届中央委员、甘肃省民盟常委、文教委员会主任，第八及第九届甘肃省政协委员、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甘肃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等。在参议政治的过程中，根据费孝通老“出主意，想办法，做好事，做实事”的教导，我主持了一系列专题调研，撰写了许多文章，还应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之约主编出版了《千古兴亡史鉴丛书》，试图以自己的历史知识和专业能力服务于社会，效力于西北和甘肃。

       根据文章的内容，我将选入的论文划为三块：一是关于西北历史和地理的研究论文，二是与西北有关的古代文化研究论文，三是当代西北和甘肃的历史反思文字和调研报告。每一类文章，大体按照其所述历史时代，或文章形成的时间排列。从这些文稿中，大体可以看出我这几十年的治学特色和思想轨迹。

邹：这次您送给与会学者的新著《陇史新探》，是您在《西北史札》以后继续从事西北地方史研究的成果吧!

        是的。2008年出版的《西北史札》，是1978年至2005年间个人重要地方史论文的结集。近年来，甘肃提出建设文化大省的战略目标，尤其是实施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我们这些生活于斯的学人倍受鼓舞。根据新的形势，在省文史馆领导的安排下，我发挥专长，到各市县考察，查询各种资料，从事学术研究，为文化大省建设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意见。《陇史新探》主要收录了2006年至2014年间我撰写的地方史研究论文，内容包括东部羲黄文化、陇东先周文化、礼县早期秦文化、汉代地方史热点问题、文溯阁四库全书等，以及为几部地方史著作做的序和书评。

       我之所以持之以恒地关注甘肃历史的研究，主要有三个原因。其一，甘肃历史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史的重要环节，许多中国历史之谜，只有在细心研读甘肃历史时才可能解决。其二，历史研究要发前人所未发。甘肃历史研究中尚有许多未曾过细探讨的问题，有许多似是而非的观点说法，甚至有伪造的历史，寻找、发现和研究这些问题，揭示其真面目，是我们历史学者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其三，历史研究，既要掌握丰富的文献资料，又要关注考古成果，更要有对研究对象的深切了解。我长期寄寓甘肃，对甘肃社会人文及地理的了解甚至超过对家乡江苏的了解，况且我又主要是从事中国历史尤其是史学史和文献学研究的，从事地方史研究更能出成果。《陇史新探》列入甘肃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文库，由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8月出版。

邹：我在您的《陇史新探》中，看到有几篇文章是在谈甘肃东部以天水为中心的地区是中华文明起源地之一。历史事实是这样吗?

        确实是这样。我1997年出版的《二十五史新编·史记》中就提出，中华文明5000年历史应该从三皇五帝算起。以天水为中心的甘肃东部是以伏羲、女娲、黄帝为代表的先民长期生活的地区，是中华文明起源地之一，羲黄文化在这里有着厚重的积淀。汉魏时代就有伏羲生于成纪（今甘肃静宁县南）、黄帝生于上邽轩辕谷（今甘肃清水县东）的说法。境内广泛流传着伏羲画八卦、发明结网罟渔猎、教民熟食、制俪皮嫁娶之礼，女娲抟土作人、炼石补天、兄妹成婚，黄帝出生、成长及活动的传说。分布着众多与伏羲、女娲、黄帝有关的文化遗址、遗迹。如，天水麦积区有伏羲画卦的卦台山、龙马洞、伏羲陵；秦安县有女娲祠等；西和县有伏羲出生的仇池山、伏羲崖；天水伏羲庙是现存全国最大的用于伏羲祭祀的明代建筑群；甘谷县白家湾乡古风台有“羲皇故里”石碑、大象山有古伏羲坐像；清水县有黄帝诞生的轩辕谷、轩辕溪；礼县有黄帝洞；成县有轩辕庙；正宁县有黄帝得道处、轩辕庙和黄帝冡；平凉有黄帝问道广成子的崆峒山；泾川有与黄帝交往密切的西王母石窟；庆城县是黄帝太医岐伯故里。这些十分珍贵的历史文化遗迹以及相应古文化遗址，充分说明以天水为中心的甘肃东部，作为伏羲、黄帝故里，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是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圣地。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甘肃省政界学界为了替羲黄故里正名，保护羲黄遗迹，阐扬羲黄文化，继承和发展羲黄精神，做了大量工作，产生了积极的效果。成立了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甘肃省伏羲文化研究会和甘肃省轩辕文化研究会，大力组织相关的活动和研究。天水市每年组织伏羲祭祀大典，清水县举办轩辕文化旅游节。国务院批准在甘肃省建立华夏文化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示范区，要建立以伏羲文化为核心的陇东南文化历史区，大大推动了羲黄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创新。

       比起伏羲文化研究的蓬勃兴旺，我省黄帝文化的研究成果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嫌不足。加强黄帝文化的研究和阐扬，让其走向全省，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形成共识，是我省文化学术界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更是建立华夏文化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示范区的重要环节。因此，我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大力宣传这个地区的历史文化积淀。

邹：您以自己的历史文献知识为西北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服务，最有影响的成果就是您主编的《西部大开发的历史反思》这部书了吧?

       那我就谈谈《西部大开发的历史反思》一书产生的过程吧!

      本书的研究设想，是从1990年开始的。当时，我们合作的《古代开发西北人物志》问世，决定继续从事西部开发史的研究，为中央西部开发战略的决策提供借鉴。十年间，我们始终坚持西部开发的理念，先后发表了数十篇有关论文，并出版了《甘宁青民国人物》、《西北史鉴》等专著。

       2000年初，国家作出实施西部大开发的重大战略决策，使我们这些长期生活在大西北，并且从事着西部开发史研究的学者振奋不已，准备全力投入。2001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批准了我们的立项申请，将我任首席专家的“西部大开发的历史反思”研究课题确定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五”规划重点项目，拨款资助。7年中，由57位教师和研究生组成的研究团队团结一致，分工协作，奋发努力，先后发表研究论文60余篇，在坚实的专题研究基础上，吸收学界已有成果，站在时代的高度，结合现实，审视历史，终于完成了项目研究，以约80万字的最终研究成果，通过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审核，批准结项。

       全书分绪论、上编和下编三部分：

      绪论对西部开发的有关理论和概念进行了探讨，列举和分析了西部开发历史研究的有关成果，对当前正在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进提出了九点政策建议。

      上编题为《西部开发的历史与实践》，分朝代、分阶段对先秦至当代的西部开发史进行研究，总结中国历代西部开发的规律，为西部大开发寻觅借鉴。下编题为《西部开发的历史反思》，以建立和谐社会的28字要求为指针，分不同专题，以切片的形式，从西部对中华文明的贡献，西部各地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历代开发与西部经济地位的变化，西部开发与国家安定富强，历代西部开发与国家政治，历代开发与民族宗教政策，历代开发与西部文化教育，历代开发与西部人口变化，历代开发活动与西部生态环境，西部开发历史反思的总结等10个方面，对历代西部开发的特点、规律、影响、经验、教训等进行了全方位、多侧面的检讨和反思。

邹：看来这部书在西部开发史的反思中取得了许多突破和创新的观点，对增强西部大开发思想的历史意识，丰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理论内涵，建立科学的西部开发史学科体系，有重要的理论和学术价值。

       自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西部开发史迅速成为研究的热点，新成果不断涌现。本书所以受到关注，因为以前出版的论著大多将目光放在西北、西南两个地区的独立研究之上，或者就某一地区的某一人物、某一事件进行精深研究，对西部地区贯通的、综合的研究比较少，对西部开发历史的成败得失进行总结反思不够全面深入。这部书的出版，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些缺憾，是迄今学术界对中国西部开发历史进行宏观、综合、全面、深刻总结和反思的重要学术著作。可以说，这部书站在21世纪建立和谐社会和可持续发展思想的高度，总结了历代西部开发的理论和规律。因此，这部专著的出版，对增强西部大开发思想的历史意识、丰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理论内涵、建立科学的西部开发史学科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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