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籍是江苏无锡县，1936年农历5月13日生于杭州（1985年12月发放的第一代身份证改为7月1日）。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我是初一的学生。我就读的学校是英国人冯玛利亚办的初级中学教会学校。解放后，师生们积极参加了反对恐美崇美的政治运动，并将校名更改为东辉女中。毕业前，我入了团。当时学校动员我们读杭州师范学校，为国家的教育事业，做一个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积极响应号召，1952年春被保送去了杭州师范学校。我读书时的杭师校址就是今天中国美院的校址。学校很大，环境优美，师资力量很强，设备也很齐全。有不少老师后来调入高校工作。我的语文老师陈鹤琴去了北京社科院。少年同学来自全省各地，都很朴实。由于都是住校生，过的是集体生活，时间久了就像兄弟姐妹一样。我们的班集体性特别强，很团结，什么比赛在全校都名列前茅。我在这集体里感到很快乐，参加各项活动都很积极，还当过团支部宣传委员。我爱杭师，也爱专业，希望将来当一名优秀的小学教师。

五十年代，国家急需培养师资，而报考大学的生源不足。我记得从56年到59年，连续每年从应届的中专师范生中选送一批学生进师范院校深造。我是春季班学生，提前半年毕业，于1954年9月入学，成为浙江师范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学生。1956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学生时代做不少社会工作，曾担任第二届中文系学生会主席。当时对学生的要求是德智体全面发展，我努力追求这一目标。本科四年中，遇到最大的政治运动是1957年的反右斗争。但总的说我们还是认认真真听了不少课，踏踏实实读了不少书。授课的老师的队伍也很强。给我们授课的老师古典文学的有：夏承焘·胡士莹·盛静霞·刘操南·钱南阳；汉语言，包括古汉语和现代汉语：蒋礼鸿；文艺理论：蒋祖怡；逻辑：严群；外国文学：孙席珍；现代文学：张仲浦；写作：马骅；语文教学法：吕漠野。就是这些老师的辛勤教导，为我们打下了扎实的基础。1958年，国家规定毕业生要参加一个月的下乡劳动锻炼，于是我和班里的同学到兰溪县上华公社锻炼。我第一次到农村，大家都不怕吃苦，我也学会了插秧施肥，挑担车水等农活。1958年8月毕业。中文系领导在大会上宣布分配名单，我被分配到新建的杭州大学中文系任助教。三个月后，浙江师范学院与新建的杭州大学合并，定名杭州大学，性质为综合性大学。这样，我回到了母校的语言教研室。

1958年9月是杭州大学40年历史的开端，也是我39年教龄的开始，我与杭大同呼吸共命运。我的教书生涯可以分为三个时段：

第一阶段（1958年—1965年）千里有缘，定分（去声）”现汉“。因缘定分才叫缘分。读书时，我和大多数同学一样，喜欢文学写作，对语言课不重视，课外也从不看语言方面的参考书，课堂知识获得多少就是多少，成绩不好不坏，就只有4分（当时采用五级记分制）。记得有一年评三好生，就是因为语言课成绩没达到5分，因此评不上，我也没有失落感。造化弄人啊，系有关领导偏偏把一个不努力学语言的我分配去教语言。后来知道内在的原因是我的普通话说得好一些。没得选择，一度苦闷。党小组会或教研室的民主生活会里不时有人提醒：你要服从工作的需要，巩固专业思想。我也努力用共产党员的要求去说服自己。不管怎么说，工作的责任感总是有的，硬着头皮做吧。嫁了以后再恋爱，总有一个磨合的过程。

当时的语言教研室包括古汉语和现代汉语。主任是蒋礼鸿，副主任是王维贤。两位先生都很重视教学科研。对教研组的业务学习抓得很紧，每星期有一个下午集体学习。青年教师轮流讲古文，老先生评点，或是青年教师作读书报告，或是讨论某位先生写的论文，这对青年教师很有帮助。我在这样的学术气氛中也慢慢进步。1963年对青年教师的培养实行导师制。我的指导老师是任铭善先生。他指定我读《中国文法革新论丛》一书。文法革新讨论关系到现代语法体系的革命，该书让我鸟瞰了现代汉语的发展历史，了解了研究中存在的争论问题。这一讨论意义深远，一直影响到五六十年代。所以这本书让我走近了现代汉语。我读后，写了《“文法革新”讨论及其意义》一文。教研组决定这篇文章参加中文系青年教师读书报告会，效果颇好。想不到，这篇文章尘封了十七年才得以发表。不久，导师制被取消了，原因是任先生是摘帽右派，不合适做导师。但我永远感谢任先生把我领进了现代汉语的大门。

这段时期，我还做过一些其他的工作。刚到教研室，就派我去中学锻炼，任初一一个班的语文兼班主任，工作了一个学期。1959年暑期，中文系邀请语法学家朱德熙教授来杭大讲语法修辞，系里派袁芸同志和我任助教，做辅导工作。同年，又派我参加省教育厅组织的浙江省中小学教材编写组工作，担任小学教材编写组组长。我还作为教育厅代表团成员，到北京参加了中央宣传部召开的全国中小学教材编写会议。当时杨秀峰部长主持会议，可见对教材建设的重视。会议上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在讲国内形势时，传达了毛主席说的一句话,即现在国家最大的问题还是吃饭问题。但当时我对这句话的严重意义还认识不到，接着来的三年困难时期让我看到了现实。这次会议最让人欢欣鼓舞的是安排代表参观十大建筑，即使尚未对外开放的军事博物馆也给予参观。北京之行，令我终身难忘。1960年以后我开始讲授现代汉语课。先在外系，一年后回本系上课。教研组为提高教学质量有听课制度，对年青教师也起检查督促的作用。

1964年，全系老师下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叫四清运动）。我先去了诸暨利浦公社西山大队，是年春节后，去了白杜坞大队。我落户在贫下中农家里，跟她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我前后两个房东都是女人，前一家是个寡妇，有三个孩子，一男两女。后一家，当家的是女人，因为她的丈夫是哑巴，里里外外都要她操劳。她们的感情很纯，她们很善良，她们艰辛的生活烙在我心里。社教运动让我感受到农民生活上的贫困，在精神文化上更是贫困。

1965年，我国援越抗美，接受三千越南留学生，杭州大学接受三百名留学生。我调入留学生办公室教对外汉语。这一年的工作算得上是兢兢业业，无私奉献。每天工作将近10个小时。白天上课·改作业·或开会，晚上辅导到晚自修下课，回家还要备第二天上的课。平时要参加学生的活动，每周看电影，星期天上街等等，逢年过节都要陪伴。好在留办的教师都比较年轻，精力比较充沛，思想上把这工作当作政治任务来完成，没有一个人懈怠的。从业务上说，教留学生不在于教学的深度，而在于教学的方法。譬如一个趋向动词“来”和“去”，要让学生懂，会用，都要想很多直观的方法去教。师生言语不通，我们采用的是直接教学法。知识的讲授不靠言传，但靠意会。慢慢地在他们掌握的词和句的基础上，不断扩大，再去学新的知识。由于共同的努力，一年下来，学生能作一般的交流。能听懂晚间新闻的广播。他们正准备进入大学读专业前，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大学停课了，他们有的回国，有的去了别的国家。留办的教学任务也结束了。这一年，与越南留学生朝夕相处建立了较深的感情。虽然后来我们与学生的联系不多，但心系的感情没有断。2004年，4月，他们组织了一个旅游团到中国，第一站到母校访问并看望老师。我班里有五个同学来。她们还能听懂，还能作简单的表达，我很欣慰。

第二阶段（1966年—1976年）蹉跎岁月，不进则退。这段时期是教学和科研的空白期。按孔夫子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然而我三十未立，四十还有惑。从年龄上说，我的黄金时代，无花无果。

1970年，留学生办公室并入中文系。当时我还在学校宣传部帮忙，等工作结束后,我才回中文系语言教研室工作。当时，我国词典出版比较薄弱，譬如毛里求斯送我们一部百科词典，而我们这么大的国家只回送了一本小小的新华字典‘。所以国家要求编写一部汉语大辞典，一部汉语大字典。1975年教研组指派我参加《汉语大词典》的资料搜集工作。《汉语大辞典》由华东五省一市负责组织力量编写。我们曾在青岛八大关参加华东五省一市的词典编写会议。我和宁波师院薛恭穆同志共同起草浙江省的大会发言稿，，并由我代表发言。1978年中文系正式成立《汉语大辞典》编写组，语言组派童致和先生参加，我回教研室工作。

第三阶段 （1976年—1996年12月退休）急起直追，倾情专业。教学科研，齐头并进。这二十年，关于教学，我除了讲授基础课“现代汉语”外，还开设了选修课“现代汉语词汇研究”。1988年后，为硕士研究生开设的学位课程有：“现代汉语词汇学”、“现代汉语修辞学”、“语义学”。

我的主要论文列举如下：

语法方面有：《文法革新讨论及其意义》（《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此文收录在人大书报资料社编辑的复印报刊资料《语言文字学》1980年第三四季度合辑本。后收入张万起《马氏文通研究资料》，中华书局，1987年8月版）；《现代汉语几种语法体系比较》（上、下）（《语文战线》1981年第1、2期，后摘要转载于1981年全国语法和语法教学讨论会第1期内参）；《要确定观察事物的立脚点——文学作品中语段构成的要素之一》（原载《语文战线》1982年第5期，后收入田小琳《句群和句群教学论文集》，新蕾出版社，1986年12月版）；《中学教学与法系统提要（试用）阐要》（《语文战线》1984年第5期）《语素研究四十年》（《语法研究和探索（七）》，《中国语文》杂志社编，商务印书馆1995年12月版）。

词汇方面有：《鲁迅小说散文中的异形词》(《语文战线》1979年第6期）；《现代汉 语构词中的前正后偏式》（《杭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该文获浙江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吴方言形容词“AAB”式的对应规律》（《杭州大学学报》1984年增刊，笔名白水）；《色彩·色彩词与社会文化心理》（原载《语文导报》1987年第6、7期，后收入语言文字应用所编《语言·社会·文化》，语文出版社，1991年4月版）。

修辞方面有：《色彩词在移就格中的修辞功能》（《修辞学习》1984年4月）《语体的新手段— —王蒙意识流小说的语言特色》（原载《杭州大学学报》，1986年2月，后收人复旦大学文学室编《语体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8月）；《意识流小说的语言标记》（《语文学习》1985年第12期）；《修辞的形式和语境创造》（《修辞学研究》，语文出版社，1987年10月版）；《唐诗中的配色》和《色彩对仗的表达方式》（《修辞学习》1988年第1、4期）；《何立伟小说语言实验的得失》（《语法修辞论》，浙江教育出1991版社，1994年3月版)。

专著《语言的色彩美》（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年4月）。该书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对色彩词的词义结构的产生、发展、演变作了历史的、全面的、系统的考察和研究。语言学家、博士生导师胡裕树教授认为“作者在色彩词的研究领域里进行的是艰巨的垦荒工作，是开创性工作。”“在研究方法上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就汉语来说，对色彩词作全面系统而又称得上学术著作的，据我所知《语言的色彩美》还是第一本。该书在1992年获得“1989——1990年度浙江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有关色彩词研究的论文发表和著作出版后在学术界引起反响，有很多评论。认为作者的研究路子有启发，并认为该书是文化语言学研究的新成果‘（见邵敬敏、方经民《中国理论语言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1991年；刘宁生《拓宽研究的路子》《语文建设》1987年；申小龙《北方论丛》1989年。后两篇文章是看到《色彩、色彩词与社会文化心理》一文后发表的意见。）

此外我还参与教材、词典的编写。如教材《现代汉语》杭大中文系、杭大函授部编印。其中词汇部分由我编写，有八万字左右。《中学语文教学实用大全》（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4月，我任“现代汉语”部分主编）。

我对搞科研有些想法。首先教学与科研的关系。以前在中文系曾有一种说法，科研是重工业，教学是轻工业。显然是重科研，轻教学，这想法是有失偏颇的；但要重视科研还是对的。我对三本现代汉语的语法体系的比较进行研究，不仅是要探讨不同语法体系的理论背景，也要比较不同语法体系的优缺点，这对提高课堂教学是有帮助的。编教材也如此，一本好的教材，理论的阐述和举例都该体现出编写者的研究水平。总之，教学和科研不矛盾。其次搞研究要扩大视野，注意邻近学科的交叉和渗透，边缘的地方就有空白，空白地带就可创新。《语体的新手段》发表后，曾有人向我索取研究参考资料。其实没人授予我锦囊，我的资料来自文学杂志，看了很多对王蒙意识流小说的作品分析。在我理解了这种文体的特点后，我从语言的角度去寻找它表达的特点和规律。文学作品的叙述语言因文体不同，叙述的特点也会不同，问题是要去研究发掘，我想这就是创新。《语体的新手段》这篇论文也为较多人的关注（见张德明《建国四十年来语言风格述评》《中国语文天地》1989年第4期；于根元《王蒙小说语言研究》大连出版社1989年。他在“后记”中，。指出研究作家作品语言也需要探索。特别向读者推荐我的论文）。再次研究方法的创新。研究方法也要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来定，要在你掌握的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中发现。譬如色彩词中为什么“青”会产生“黑”的意义，“橙”何时兼作形容词用，“洋红”是形/名结构，还是名/名结构……这后面都有故事。我们从词是社会文化略语这点去思考，必然会拓宽研究范围，会从社会文化的研究角度去探讨问题。至于研究的手段，我们那个年代没有现在先进。那时资料的信息不多，依靠图书馆。整理资料的手段是手工作坊式的，卡片一张张抄写，然后分类比较，量化统计。工作量很大，化了大量时间，还可能疏漏。而现在信息畅通，资源共享。更多数字人文技术的运用，让你得到高级的智慧数据，保障你强有力的资源，你有充足的时间分析研究资料，提高研究的质量。这是现代学者的福气。总之，搞科研一定要追求成果效应，对学术研究要有推动作用。

七八十年代，学术繁荣，学术气氛浓厚，学术活动频繁。全国、华东、本省，纷纷成立学会。八十年代，我先后参加了浙江省语言学会、全国语言学会、华东修辞学会。曾担任浙江语言学会理事，华东修辞学会副会长等职务。所以也为学会做了一些学术推普交流的工作。在全国语法讨论会后，1986年暑假，省语言学会在莫干山，给中学教师开办了语法修辞讲习班，我参加了讲课；1987年暑假，在浙江舟山沈家门主办了华东修辞学会第六期讲习班；1994年11月主办了杭州华东修辞学会第八届年会等。

1981年，我们教研室授予现代汉语硕士点。王维贤、倪宝元两位教授1981年，开始招生，我和卢曼云先生是第二梯队，1988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我从1988年，到1996年，总共招了八届11名学生。现在他（她）们工作都很出色。二十多年来大多还保持联系。

我1978年12月晋升讲师；1986年5月晋升副教授；1992年12月晋升教授。1996年12月退休。因最后两位研究生尚未毕业，所以又延聘了两年。

1998年9月15日，新浙江大学宣告成立，杭州大学四十年的历史也画上了句号。虽然杭大不存在了，但中文系的毕业生依旧习惯地说，我是杭大中文系的学生。我也是，我是杭大中文系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