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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宏达:先秦研究和传统文化运用(一)
来源:浙江社科微信公众号  作者:  日期:2019-09-27

朱宏达,男,1936年生,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任中文系副系主任、杭州大学研究生部常务副主任、杭州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兼副社长。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主要是先秦诸子)教学与研究。发表《左传》和《墨子》系列研究文章专著共二十多篇。1990年后关注传统文化应用研究,先后编写出版五种中国古诗读本(合作):如中英文对照《中国古诗百首读》等;苏东坡与杭州西湖的研究:如《苏东坡与西湖》专著;出版《朱生豪传》(合作),发表朱生豪与莎士比亚研究文章十五篇;以及与吴洁敏合作研究汉语节律学,如《和韵新论》(见中国社会科学1994.4.英文版《中国社会科学》1996.1.转载、)等;2001年出版《汉语节律学》获教育部社科成果三等奖、浙江省人民政府授予突出学术贡献奖,现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修订本;《汉语韵律的多维特征及其认知功能》国家社科重点课题结题成果鉴定优秀,2019年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钱江晚报(2014年5月9日)曾以《节律之美》为题,报道过我们共同研究的情况。


我于1957年考入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1958年改为杭州大学),1961年毕业留校任助教、讲师、副教授,1993年晋升教授、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文革后,中文系建立了新的领导班子。1983年我被任命为中文系副系主任,连任三届;1992年调任杭大研究生部常务副主任(正处),1994年调任杭大出版社常务副社长兼总编。1997年退休后应嘉兴学院中文系之聘,任三年特聘教授。

1960年,经过三年困难时期后,我国教育事业进入调整、提高阶段,中文系为满足培养高校师资人才的需要,特地开设中文专业提高班。我被选拔到中文专业班学习。中文专业班分古典文学、现代文学、现代汉语、文学理论4个专业;我选择了古典文学。在这毕业前一年时间的专业培训中,我有机会充分享受到当年还健在的大师级教授们的谆谆教诲,近距离聆听他们各种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的讲学:像词学大师夏承焘、先秦文学古文家王驾吾、敦煌学者姜亮夫、三礼大家沈文倬、古代文学学者刘操南以及唐宋名家吴熊和,等等。真的是名家荟萃,诲人不倦。那时课程排得满满当当,学风你追我赶。这一年学到的知识,比我三年大学学到的还多。真是得益非浅,终身难忘。毕业后从事先秦文学教学研究;在此基础上进行中国古诗、苏东坡在杭州、朱生豪传、汉语节律学等研究;因为有了先秦原典的助推,以后的研究要顺利得多。

一、我的先秦文学研究

(一)以古籍整理、校点《四书遇》为突破口

中文系毕业后,我分配在古典文学教研室,跟王驾吾老师、刘操南老师,重点进行先秦两汉文学的教学和研究。虽然我的基础不好,但经过中文专业的培训,还是顺风顺水,适应了那时教学和学术的需求。1983年,我先以明末清初著名散文家张岱的一部语录体读经著作《四书遇》为底本;经过两年的准备和点校,完成了一部五十一万字的点校本,撰写了一篇《张岱

选择《四书遇》主要是因为其内容是“十三经”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属先秦研究范围;同时也可兼及明人说经的特色,扩大研究视野,在对比中深入研究其内涵。马一浮在《四书遇》亲笔题记中说“明人说经,大似禅家举公案,张宗子亦同此血脉。卷中时有隽语,虽未必得旨,亦自可喜;胜于碎义逃难、味同嚼蜡者远矣。”说得很辩证。尽管张岱说经有时难免落入时代的套路,但他能以文学家的眼光,自辟蹊径,成一家之言。所谓“隽语”就是生动的语言、精妙的论证;与宋代大儒阐释儒学经典的高头讲章,大异其趣。

1.《四书遇》可以说是一部明人解读“四书”的集大成著作。张岱一方面用自己散文家的个性化语言解读“四书”经典,一方面又大量吸收同时代经学家的观点;凡有所遇,即收入书中;作者在“自序”中说:“余幼遵父教,不读朱註。凡看经书,未尝以各家註疏横据胸中。正襟危坐,朗诵白文数十余过,其意义忽然有省。间有不能强解者,无意无义,储之胸中。或一年,或二年,或读他书,或听人议论,或见山川云物,鸟兽虫鱼,触目惊心,忽于此书有悟,取而出之,名曰《四书遇》”。据我的统计,自四部七略乃至宋明时人关于儒道释荟萃琐屑之论,无不旁征博引;仅引用语录所涉及到的人物就有267人之多。我在《四书遇》书后曾将这些人物编成人名索引,附在书后,便于查考。

2.作者几乎是以一生的全副精神来写作《四书遇》的,而非一时一地之作。据我考证:其起讫年代约开始于明天启年间,作者30岁前。而在甲申明亡之前,则已基本定稿;入清以后或有增补,其结集下限最迟不得超过康熙四年(1665年),张岱69岁自为墓志铭之前。

3.《四书遇》全书对宋儒程朱以及他们创造的理论体系,持积极的批评态度;有所非议、有所批判;或校定句读、或铨释字句、或调整章次、或订制学脉,计有30多条;这对于封建社会中后期被奉为正宗的理学权威如《四书集注》等著作,无疑是个不小的冲击,表现出张岱能摆脱某些传统思想束缚和他对程朱理学的蔑视。虽然,他所依据的理论体系仍不免是当时思想界十分流行的陆(象山)王(阳明)心学。例如:对《四书遇》《孟子、尽心、山径章》的评语说;“总见心学不可少有间断,孟子拔茅和孟母断机是一般教法”等。同时,作者也常吸取佛学禅宗和道学中所谓微言大义或论证方法,来解释天命、心性等儒学基本观点;尊儒佛合一论,以禅理陶冶儒经。把经典解说得趣味盎然。等等,(详见《四书遇》前言)。

《四书遇》其书,一度有目无书,国内外不少学者认为:张岱著作“大半已经亡佚,无由得见了”(日本松枝茂夫语)。实际上是藏在深闺人不识,《四书遇》系甲级特藏抄稿本,是浙江图书馆1934年从民间购得,总6册,不分卷,按《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次序排列;书系白绵纸蓝格,端楷誊抄,并有张岱亲笔书写的眉批、增删和另加浮笺共约十数处,其中浮笺3纸。有张岱亲笔书写的《寿王白狱八十》七言古诗一首,这是意外的收获。可见这个清抄本已经张岱审订增改,最后复核,只是来不及付梓刊印罢了。《四书遇》的“序”是从《嫏嬛文集》中移植的。

我先请人从图书馆抄录,再亲自予以审核,确保无误。再开始点校。凡引证的典籍和唐宋名家语录,大部分作了核对,凡有所校正,都在每章后出了校记。总以准确无误和方便读者为宗旨,实际上已接近校注。1985年《四书遇》在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首印8600册,发行海内外。2014年3月,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出版社又重新开印一次,给我送来稿费,但因为没有沟通,留下了些许遗憾。


(二)合作编纂《古书典故辞典》, 撰写论文《典故简论》:先秦文学的基础训练

1984年,我与教研室同仁,应江西人民出版社之邀约,编写出版了《古书典故辞典》。因为时间较早,规模较大,内容充实,共收上至太古周秦,下至明清典故计五千四百余条,所以反映颇佳。1988年9月便改版重印,又印26000册。

由我和邵海清老师总其事。我因为是先秦文学的老师,自然用力较勤,费时较多,在《古书典故辞典》版之前,就在收集材料的基础上,根据典故运用的不同情况,分门别类,钩玄提要,撰写了《典故简论》这篇论文,发表在《杭大学报》1983年第3期上。

典故的源头在先秦两汉,而其应用则大致在唐宋以后。有些饱读经典的诗人,常常脱口成章,俯拾成典,被称作“掉书袋”;他们的每一首诗,几乎都要用典;不分析典故,就不能准确评价这些作品。例如宋代的辛弃疾,清代的袁枚,几乎到了不用典不成诗(词)的地步。

 有鉴于此,我在编辞典的同时,苦心孤诣地撰写了《典故简论》。分:1.典故的内涵,2.典故的来源,3.典故的构成,4.典故的演变和发展,5.典故的运用。五个部分,共约一万多字。当时,出版社责任编辑曾建议把《典故简论》一文作为序或跋,置于《古书典故辞典》书前或书后。我认为这是集体科研成果,不敢贸然同意而不了了之。后来,暨南大学出版社副总编也建议我重编一本典故词典,我因为有集体科研成果在前,为了避嫌也婉言谢绝了。


(三) 精读《左传》,撰写《左传》系列论文 

《左传》是先秦经典,十三经之一。司马迁《史记》以前最有影响的史传文学巨著。

《左传》是一部很有意味的典籍。可以纵读,也可以横读。

纵读就是按年代顺序通读;这是基本功。横读则可按事件排列(纪事本末体)来读,或按主要人物出场先后排列(纪传体)来读。我和我的研究生尝试过多种读法,而以文学例如春秋五霸、春秋五大争霸战役、应对辞令为重点。通过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全方位阅读,我越来越爱读《左传》了,我的研究生也对读《左传》有了兴趣,把手头一部洪亮吉《左传诂》读烂。

《左传》是一部记载春秋时代的编年体史书,强调“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一般不允许有像后世历史小说“三顾茅庐”那样的渲染和夸张,更不允许有像“草船借箭”那样的杜撰和虚构。但《左传》作者却能通过精确的剪裁和高超的叙事技巧,运用简明又丰谀的语言,描绘那些最富特征性的事件乃至细节,刻画出一个个性格鲜明的历史人物。作者也没有宥于各国的历史简策,而是广泛采掇各国异闻传说和逸事,像后来太史公访诸大梁之夷门似地,把各国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写得绘声绘色;且怪力乱神,无不毕载,颇具历史故事丛编和历史小说的意味。《左传》就是这样用丰富优美、深刻精炼的文学语言,形象地展示了春秋二百五十多年篡弑传承的行事和夷夏各国的种种争斗和亲的场面,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异彩纷呈的古老的历史画卷。 

《论左传的语言艺术》是我研究《左传》的代表作,共一万多字。先发表在《杭州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后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书报资料1982年9期全文转载。

纲目如下:1.个性鲜明的人物对话,2.富有艺术魅力的应对辞令,3. 表现心理活动的内心独白,4.反映人物思想、处境的插语,5.褒贬、爱憎分明的叙事,6.委婉而简洁的描写,7.精当平庸杂糅的议论,8.丰富多彩的引语,9.余论。

此外,还撰写有关《左传》的研究专著论文如下:

《左传直解》(合作)浙江文艺出版社20年9月出版

《中国大百科全书•先秦文学卷•左传》约七千字,1988年第一版。

《先秦文学面面观》原载《语文战线》1981年11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书报资料 1982年1期全文转载。

此外,我在《古文鉴赏大辞典》中撰写了《左传 晋楚城濮之战》赏析、《左传 烛之武退秦师》赏析、《左传 秦晋殽之战》赏析,见1989年载浙江教育出版社的《古文鉴赏大辞典》。另外还有《左传》好文赏析五十篇(未刊)。


(四) 从焕镳师学习《墨子》、研究《墨子》

焕镳师晚年治墨,非墨不谈。有《墨子集诂》、《墨子校释商兑》《墨子校释》等著作问世,卓然成一家之言。记得焕镳师为了研究的需要,从国内外借来许多墨子研究资料,有的是精品、孤本。有一套从湖南省图书馆借来的曹耀湘的《墨子笺》(线装书),焕镳师喜爱有加,居然日以继夜手抄装订,十多卷书一气呵成,令后生钦佩不已。手抄本后来分送各位弟子,我有幸被赠得一本,珍藏至今。

《墨子校释》(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11月出版)由导师带领我们弟子合力完成。每逢星期日上午,我们就齐集黄龙洞,一边喝茶,一边讨论注释中的问题,焕镳师解答。中午就有老师请客,每人一碗方便面。可谓其乐融融,如沐春风。。我在那段时间里,除了参加《墨子校释》的部分篇章註疏外,先后撰写了以下墨子研究论文:

《墨子、公输》讲疏(语文战线1980年)

《跋翁方纲手抄墨子节本》(《文献》第十三辑1981年)

《论墨家精神》(杭州大学学报1992年3月)

《孙诒让和墨子研究》(原载杭州大学学报1990年4月,后选载《墨子研究论丛》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年12月

《白话先秦诸子》(墨子译文)黄山书社1992年8月)

《墨子书目版本考评》、中华书局《文史》第四十一辑

在此基础上,拟编著《墨子研究书目五种》(未刊)

《汉文化中的儒学与墨学》新加坡《世界华文研讨会论文提要集》1989年12月

《诸子百家格言警句》(主编)    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12月

《中国古代兵书集成》(《三十六计校注》《六韬校注》) 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年10月线装

1991年,我被推选为全国墨子学会理事,后来又主编王焕镳《先秦文学四种》。

现参加浙江省文史馆组织编写的《王焕镳全集》(约260万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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