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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西南六十载 史坛耕耘一甲子——王兴运教授访谈录(一)
来源: 史学史研究编辑部微信公众号  作者: 徐松岩 陈安民  日期:2019-10-10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16年第4期


2016年7-8月,笔者应《史学史研究》编辑部之邀,两次前往西南大学四新村拜访王兴运教授。王兴运,1930年11月生,祖籍山东省掖县(今莱州市)东王家村。1947年由我党主办的牡丹江联中推荐考入东北大学(在佳木斯),1948年迁校吉林后读预科,1949年升入历史系读本科(1950年学校更名为东北师范大学)。1953年本科毕业后,直接进入世界古代史专业研究班,师从日知先生。1955年7月毕业,8月分配到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今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王先生长期从事世界古代史研究与教学,是国内著名古代西亚史专家。曾任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副理事长。王教授是少数仍健在的吴宓当年历史系同事之一(1955年8月至1957年底担任吴宓教授助教)。在访谈中,王先生先谈了他的求学经历。


一、学在东北扎根西南


问:王老师,您幼年随家人到东北生活,青少年时代和整个学习生涯都是在那里度过的。众所周知,那一时段的东北局势相当复杂。这样的环境对您的成长和学习有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王:我的家境不好。我父亲最早是一个小商人,与二伯父合办一个小木厂,到伪满后期就倒闭了。之后到农村种了两年地,此村即牡丹江上边不远的叫磨刀石。光复以后又回到牡丹江,家境就更不好了。父亲做点小买卖支持我。读联中前,我也学过一点化工手艺(两个月左右),做雪花膏、肥皂之类的。1947年进佳木斯东北大学,是供给制。到长春读本科则改为工分制。上研究班以后,待遇较好。


我们家乡解放得早,1946年就解放了。1945年苏联红军赶跑日本人,进入东北,我是亲眼看到的。1945年光复以前,我在伪满的牡丹江国高就读,那也是牡丹江最高学府。名曰国民高等学校,实际上就是个中学,它是四年制的。伪满的牡丹江国高名义上是跟日本人合办的,上课一般都是用日语,物理是日本帝大毕业的一个三等兵给我们上的。牡丹江一光复,就有国民党的地下组织冒出来,建立了牡丹江市中。这些人没武装,八路军一来,他们就跑了。当时八路军叫民主联军,多是从山东过来的。民主联军来了以后,市中停办了。后来的联合中学,就是共产党的学校了。为什么叫联合中学呢?因为朝鲜人一半,我们一半。上课是分开的。1947年我由联合中学推荐,考入东北大学。当时的东北大学在佳木斯,校长是张如心,据说是毛主席的秘书,留苏的。1947年末吉林解放,第二年学校迁到吉林。1948年长春也解放了,1949年就又从吉林迁到长春。我在吉林读预科,搬到长春以后,我就进了东北大学历史系本科。1950年学校改名为东北师范大学。本科四年,1953年毕业,直接进入研究班(根据平时的成绩,未考试),做了林志纯老师的研究生。


问:林志纯先生筚路蓝缕,是当之无愧的中国世界古代史学科的开创者。作为他的学生,您受益最深的是哪些方面?


王:就学术影响和做人来讲,对我影响最大者,非林老师莫属。他什么都管,字写得不好都要讲,常说方块字就要有方块字的样子。在做人和对待工作上,他常讲的两句话让我终身受益。我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一句是“非不能也,而不为也。”意思是并不是你不能做,而是你不想去做,你想做就能做好。另一句是“人一能之,己十之;人十能之,己百之。”即人家一次就懂就学会的东西,你用十倍的时间,肯定也能学好。这两句话,对我影响很大。从方法讲,林老师对我们的培养是从做翻译开始,如译《苏联大百科全书》《古史通报》的相关内容,研究班同学先各自翻译一篇,然后让大家结对互相校阅。这一做法可能是源于晚清同文馆。互相校对,总能发现问题,这个方法很有效。林老师很了解学生,搭配都按学生的不同水平。当时虽然是以学习苏联为主,但林老师学术视野开阔,他本人尽可能地参考英文资料,对我们的要求也是这样。当时东北师大图书馆保存了部分《洛易布丛书》(Loeb Classical Library),包括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普鲁塔克等人的英文译本都可以读到。林老师的视野并不局限于苏联,这从50年代东北师大编辑出版的《科学集刊》可以看出。


问:当时有苏联专家在东北师大历史系,那如何评估苏联专家的作用呢?


王:我觉得要把学习苏联和苏联专家的贡献适当分开来看。我们当时如果不学习苏联的话,就没有可学习的东西,因为西方封锁,没有书进来。这是客观环境决定的。可是,我们的学习是主动的,利用其史料和前沿成果、理论等,是我们努力的结果。专家来华仅仅是其中的一个环节,有很好的传帮带作用,应该充分肯定。不过,就我们学科的实际情况而言,不宜作太高的评价。因为当时常驻东北师大的苏联专家是1955年才过来的,也不是他国内顶级的,是西伯利亚的一个师范大学来的,搞埃及学。带着夫人,配有专车,待遇很高。讲课不怎么样。他培养的进修班的那些学生,实际上是林老师带出来的。像刘家和的毕业论文,也是林老师指导的。苏联专家的讲义(译稿)我都看过,有些知识,我们当时还不知道。但新的东西不多,讲一些东方、西亚和埃及古代史。


问:刚才您提到研究班和进修班的一些同学,他们后来分散各地,无疑是新中国建国后世界古代史学科在教学和研究方面的中坚力量。能谈谈当时和后来的情况吗?


王:我们研究班共十个人,我、王阁森、刘文鹏、吴英贵、徐锺秀、陈有锵、许文骏、黄保安、曹承杰、李春荣,都是林老师的学生,关系都很好。刘文鹏毕业后又接着进入进修班,实际上是配合林老师,协助他和苏联专家的沟通。这是我们那个班的情况。其他以前毕业的还有孙甫儒、李长林等,他们先是邹有恒教授指导的,毕业时林老师指导了一下。进修班开班时,我已经到西南师院任教了。像毛昭晰、刘家和、周怡天、涂厚善、任凤阁等人,他们大多数已有任教经验,功底较好,英语也普遍不错。我们系马超群也是当年西南师院本科毕业进入这个班的。人数比较多的就研究班和进修班这两批,以后的研究生就不是这样大规模的了。刘家和的论文是关于黑劳士的,参考了俄文、英文资料,写得很好。我们同学之间,改革开放后大多保持密切交往,学业上相互支持,经常互通信息。比如我撰写《中国大百科全书》部分条目,主要是周怡天提供的相关资料。我和刘家和教授交往比较多一点,早年我去北京,他知道我不吃荤,都是专门订饭店的素菜,其实比荤菜还贵,因为都是蘑菇、木耳之类的。


问:王老师,现在年轻人掌握一门外语都很难,您掌握日语、俄语和英语,还学过希腊语,这些语言您是怎么掌握的?


王:在上大学和研究班期间,我的日语、俄语都有了一定的基础。工作之后,我想趁年轻抓紧时间学英语,当时还被批为“白专”,后又经历“反右”等运动,下放农村劳动,“文革”十年,根本没法做学问。但是我始终没有放弃语言的学习。多学一门语言,就多开辟一条做学问的道路。不管怎么说,经历过各种风风雨雨,我毕竟还是扎下根来,和同仁们一道,让世界古代史这个学科在西师生根发芽了,从工作到现在已经超过60年,整整一个甲子啊!回想起来,也算没有太辜负林老师的期望。


问:1955年您从东北师大研究班毕业后,分配到了西师,两地的政治氛围和学术取向,差异可能相当大,能不能给我们说说您刚刚工作时的一些情况?


王:我在东北师大受到的教育,在佳木斯政治班学习的东西,与西师根本不同。当时过民主生活,大家都可以互相批评、互相提意见。来到西师以后,情况就不同了。当时历史系的系主任是孙培良,吴宓是世界古代中世纪史教研室主任。从学术思想和方法来讲,我所接受的和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这跟吴宓等老辈学人的理念是不同的。不过,我跟吴宓的冲突纯属工作范围的事情,初衷都是想怎么上好课、教好学生,后来的关系是很好的。整个过程在他的日记中也有一定的反映。不过,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其中也有隐讳、不实的地方,我们需要利用档案、其他人的回忆文章等,放在那个时代背景下综合分析。2009年7月,南京大学历史系一位叫陈仲丹的写了一篇文章,题为《背诵助教的讲稿:吴宓教“世界古代史”》(《南方周末》,2009年7月15日),主要以《吴宓日记》为依据,加上自己的猜测和想象写成。其中有作者误解和不实之处,我随即在《我所接触和了解的吴宓教授》(《南方周末》,2009年10月1日)作出回应,你们可以找来看看,对比一下。


问:王老师,这就是报刊说的,您与吴宓先生在教学中发生过观点上“碰撞”,那能不能说说具体情况呢?您与吴宓先生是单纯的学术观点之争吗?


王:在观点上是有一点。特别是1955年下半年经过教学期中检查后,吴宓本来建议让我们来上课,他不上了。当时管教学的(学校)副院长姚大非还是主张让吴宓来上,但要集体备课,这就发生了冲突。我和孙甫儒都是从东北师大来的,孙甫儒比我早来一年,东北大学原来是个革命学校,我们与吴宓在政治理论方面发生了碰撞。你看吴宓日记,很有意思。


问:哪些地方有意思?


王:教学期中检查,我们不能不表达我们的意见,吴先生就很生气,当然他后来还是理解了。当时他对世界古代史的好多知识都不知道。比如说群婚,什么是群婚?他不知道。他来问我,我把自己知道的讲给他听。我翻译过《族外婚问题》的文章,对群婚比较了解,另外对中国少数民族的一些风俗习惯,我也有一定的了解。我都是无私奉献,都给他看,但是我们在观点上是有矛盾的。到后来,我们两个的关系还比较好,我向他学习,向他请教。他的英文非常好,当时《亚历山大远征记》都没有中译本,我读《洛易布丛书》的本子,请教他。他根本不用查字典,有许多解释不是一般字典上有的。比如马其顿“方阵”(quarter),此意吴宓一看就知道,我在初版的韦氏大字典也查到了。


问:期中检查之后情况如何?


王:后来他也感觉到,我对他没有什么恶意,我愿意把我知道的都奉献给他。他讲课,我写讲义,我把自己知道的东西写下来,发给学生。他没有成套的讲义,他主要在信封、破纸片上写一点英文地名和提纲。过去的教授都这么上课,有的上课什么也不带。但学生要求发讲义,所以我一面听他的课,一面写古代东方史,后来我上希腊史时,又边上课边编写希腊史讲义,做到课前发给学生,油印的。五十年代,全国高校教材交流展览时,我还拿去交流。1955年到1957年,是一段稳定的时期。到1958年,我就下放了,下放到附近农村。下放时连户口都迁下去了。


问:1958年为什么要下放?


王:下放是根据所谓“政治表现”的,因为我跟老先生关系不好,我这个人也不是爱去靠近领导。我从来不去找领导做个人的思想汇报,也没汇报过任何人。跟吴宓发生冲突,都是在会场上。反右以后要划左中右派,最初把我划成中右,那时已经从乡下回来了,中右(后改为中中)还不是右派,打不成右派。为什么打不成右派?“鸣放”的时候,我去鸣放,我首先提出反对教授治校,坚决拥护党委领导。为什么反对教授治校?我就知道吴宓他们不能治校。在会上我发表了这样的讲话,那时副院长叫王逐萍,是个老革命,1927年入党,坐过国民党的监狱,在延安的时候是个保卫科长什么的,后来到重庆当公安局局长。1957年反右,我1958年3月就下去了,到1959年7月才回来。他的政治理论应该提高,他应该担任一门政治理论课,教学相长。下去的人,一般都是1958年年底都回来了,有些人下去没有参加几天劳动,搞宣传什么的,我踏踏实实地干了一年半,这个地方的劳动和东北不一样,全靠肩担背扛。


问:您与吴宓等先生的主要在哪些观点上发生碰撞?


王:当时学生要到中学去实习,教研室讨论中学教材,这本来不属于古代史,是中世纪史。讨论什么呢?查理曼帝国,我提出,应该把查理曼分裂的原因说清楚。我说,斯大林有一段论述,就是这个帝国没有统一的经济基础,是一个军事行政的联合,应该把这个观点加进去。吴宓说我说的是题外话,他不愿意听斯大林的话。先是孙培良站起来说:“我以系主任的身份,命令王兴运退出会场。”吴宓也站起来说:“我以教研室主任的名义,命令王兴运退出会场。”我刚分配到这里工作,也没害怕,我也站起来说:“你们没有这个权利,应该平等讨论问题。”我就坐下来了。《吴宓日记》里有这段记载。我下来就跟总支书记季平汇报了,季平说你不能退出会场,应该回去。我汇报完,又进去坐在那里。我知道这是他们借题发挥,反对马列,恐吓我,恨不得把我赶出学校。这个事情闹到院里,大概省里也可能知道了,闹得很大。当时我带了一本书,就是《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其中有斯大林的这个论断。《吴宓日记》里说我带的书和这个题目无关。


《吴宓日记》书影


问:有人说那个时候的年轻助教因为不能上课,所以才跟老先生起冲突,是这样吗?


王:我们绝不是要把他们赶下来,取而代之。绝没有这个意思。当然,课,后来还是让我上了,孙甫儒也上了。孙甫儒上罗马史,我上原始社会、古代东方史和希腊史。关键就是当时年轻,有点年轻气盛。


如果学了《易经》,潜龙勿用,就知道应该怎么对待这些事情。那时不懂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因为在东北师大受到的教育,在佳木斯政治班学习的东西,与西师根本不同。当时过民主生活,大家都可以互相批评、互相提意见,我是从那样一个环境当中成长的,遇到这么一个环境,怎么处理?不知道。自己无心,愿意奉献,想为教学、为党多做点事情,因为党培养了这么多年,光大学、研究班就是六年,政治班又是一年,我是这么一个心情。而且觉得对学生负责,对教学、对党要负责。他那个讲法,政治、经济都不行,他知道一点文化,就是讲《荷马史诗》,讲点希腊神话。他的知识太陈旧,他又不想吸取新的东西,他不像东北师大的林志纯、郭守田这些人,吸收苏联新的东西,他完全是吃老本。


问:您下放回来以后,跟吴宓先生还有来往吗?


王:一直到1957年,我们的关系相当好。吴宓日记里写道,我带着未婚妻去看他。我结婚时邀请他,他虽然没有参加我们的婚礼,他都记在日记上了。他后来也说,不再与我有争执,他的这些话,都记在他的日记里。从1955年到1957年,这中间他的态度有变化,我的态度也有变化,因为我逐渐认识到,还是应该尊重他,应该向他学习。所以他开英语课,他给江家骏这些人讲课,我都去听过。当时我的英语不行,只有点俄文基础,但是后来我英语基本上可以看书,基本上可以用。他从历史系调到中文系,他的观点不可能变,所以到中文系也是受冲击,最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整得很惨。中文系的红卫兵,把他弄到梁平,从车上往下推他,一下把腿摔断了。他是84岁死的。他有一个观点,七年一运,他的第二个夫人死,刚好也是逢七(63岁),他七年一运,这是他直接跟我们说的。令人不解的是84岁也是逢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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