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16年第4期

2016年7-8月，笔者应《史学史研究》编辑部之邀，两次前往西南大学四新村拜访王兴运教授。王兴运，1930年11月生，祖籍山东省掖县（今莱州市）东王家村。1947年由我党主办的牡丹江联中推荐考入东北大学（在佳木斯），1948年迁校吉林后读预科，1949年升入历史系读本科（1950年学校更名为东北师范大学）。1953年本科毕业后，直接进入世界古代史专业研究班，师从日知先生。1955年7月毕业，8月分配到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今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王先生长期从事世界古代史研究与教学，是国内著名古代西亚史专家。曾任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副理事长。王教授是少数仍健在的吴宓当年历史系同事之一（1955年8月至1957年底担任吴宓教授助教）。在访谈中，王先生先谈了他的求学经历。

王：我的家境不好。我父亲最早是一个小商人，与二伯父合办一个小木厂，到伪满后期就倒闭了。之后到农村种了两年地，此村即牡丹江上边不远的叫磨刀石。光复以后又回到牡丹江，家境就更不好了。父亲做点小买卖支持我。读联中前，我也学过一点化工手艺（两个月左右），做雪花膏、肥皂之类的。1947年进佳木斯东北大学，是供给制。到长春读本科则改为工分制。上研究班以后，待遇较好。

我们家乡解放得早，1946年就解放了。1945年苏联红军赶跑日本人，进入东北，我是亲眼看到的。1945年光复以前，我在伪满的牡丹江国高就读，那也是牡丹江最高学府。名曰国民高等学校，实际上就是个中学，它是四年制的。伪满的牡丹江国高名义上是跟日本人合办的，上课一般都是用日语，物理是日本帝大毕业的一个三等兵给我们上的。牡丹江一光复，就有国民党的地下组织冒出来，建立了牡丹江市中。这些人没武装，八路军一来，他们就跑了。当时八路军叫民主联军，多是从山东过来的。民主联军来了以后，市中停办了。后来的联合中学，就是共产党的学校了。为什么叫联合中学呢？因为朝鲜人一半，我们一半。上课是分开的。1947年我由联合中学推荐，考入东北大学。当时的东北大学在佳木斯，校长是张如心，据说是毛主席的秘书，留苏的。1947年末吉林解放，第二年学校迁到吉林。1948年长春也解放了，1949年就又从吉林迁到长春。我在吉林读预科，搬到长春以后，我就进了东北大学历史系本科。1950年学校改名为东北师范大学。本科四年，1953年毕业，直接进入研究班（根据平时的成绩，未考试），做了林志纯老师的研究生。

王：就学术影响和做人来讲，对我影响最大者，非林老师莫属。他什么都管，字写得不好都要讲，常说方块字就要有方块字的样子。在做人和对待工作上，他常讲的两句话让我终身受益。我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一句是“非不能也，而不为也。”意思是并不是你不能做，而是你不想去做，你想做就能做好。另一句是“人一能之，己十之；人十能之，己百之。”即人家一次就懂就学会的东西，你用十倍的时间，肯定也能学好。这两句话，对我影响很大。从方法讲，林老师对我们的培养是从做翻译开始，如译《苏联大百科全书》《古史通报》的相关内容，研究班同学先各自翻译一篇，然后让大家结对互相校阅。这一做法可能是源于晚清同文馆。互相校对，总能发现问题，这个方法很有效。林老师很了解学生，搭配都按学生的不同水平。当时虽然是以学习苏联为主，但林老师学术视野开阔，他本人尽可能地参考英文资料，对我们的要求也是这样。当时东北师大图书馆保存了部分《洛易布丛书》（Loeb Classical Library），包括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普鲁塔克等人的英文译本都可以读到。林老师的视野并不局限于苏联，这从50年代东北师大编辑出版的《科学集刊》可以看出。

王：我觉得要把学习苏联和苏联专家的贡献适当分开来看。我们当时如果不学习苏联的话，就没有可学习的东西，因为西方封锁，没有书进来。这是客观环境决定的。可是，我们的学习是主动的，利用其史料和前沿成果、理论等，是我们努力的结果。专家来华仅仅是其中的一个环节，有很好的传帮带作用，应该充分肯定。不过，就我们学科的实际情况而言，不宜作太高的评价。因为当时常驻东北师大的苏联专家是1955年才过来的，也不是他国内顶级的，是西伯利亚的一个师范大学来的，搞埃及学。带着夫人，配有专车，待遇很高。讲课不怎么样。他培养的进修班的那些学生，实际上是林老师带出来的。像刘家和的毕业论文，也是林老师指导的。苏联专家的讲义（译稿）我都看过，有些知识，我们当时还不知道。但新的东西不多，讲一些东方、西亚和埃及古代史。

王：我们研究班共十个人，我、王阁森、刘文鹏、吴英贵、徐锺秀、陈有锵、许文骏、黄保安、曹承杰、李春荣，都是林老师的学生，关系都很好。刘文鹏毕业后又接着进入进修班，实际上是配合林老师，协助他和苏联专家的沟通。这是我们那个班的情况。其他以前毕业的还有孙甫儒、李长林等，他们先是邹有恒教授指导的，毕业时林老师指导了一下。进修班开班时，我已经到西南师院任教了。像毛昭晰、刘家和、周怡天、涂厚善、任凤阁等人，他们大多数已有任教经验，功底较好，英语也普遍不错。我们系马超群也是当年西南师院本科毕业进入这个班的。人数比较多的就研究班和进修班这两批，以后的研究生就不是这样大规模的了。刘家和的论文是关于黑劳士的，参考了俄文、英文资料，写得很好。我们同学之间，改革开放后大多保持密切交往，学业上相互支持，经常互通信息。比如我撰写《中国大百科全书》部分条目，主要是周怡天提供的相关资料。我和刘家和教授交往比较多一点，早年我去北京，他知道我不吃荤，都是专门订饭店的素菜，其实比荤菜还贵，因为都是蘑菇、木耳之类的。

王：在上大学和研究班期间，我的日语、俄语都有了一定的基础。工作之后，我想趁年轻抓紧时间学英语，当时还被批为“白专”，后又经历“反右”等运动，下放农村劳动，“文革”十年，根本没法做学问。但是我始终没有放弃语言的学习。多学一门语言，就多开辟一条做学问的道路。不管怎么说，经历过各种风风雨雨，我毕竟还是扎下根来，和同仁们一道，让世界古代史这个学科在西师生根发芽了，从工作到现在已经超过60年，整整一个甲子啊！回想起来，也算没有太辜负林老师的期望。

王：我在东北师大受到的教育，在佳木斯政治班学习的东西，与西师根本不同。当时过民主生活，大家都可以互相批评、互相提意见。来到西师以后，情况就不同了。当时历史系的系主任是孙培良，吴宓是世界古代中世纪史教研室主任。从学术思想和方法来讲，我所接受的和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这跟吴宓等老辈学人的理念是不同的。不过，我跟吴宓的冲突纯属工作范围的事情，初衷都是想怎么上好课、教好学生，后来的关系是很好的。整个过程在他的日记中也有一定的反映。不过，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其中也有隐讳、不实的地方，我们需要利用档案、其他人的回忆文章等，放在那个时代背景下综合分析。2009年7月，南京大学历史系一位叫陈仲丹的写了一篇文章，题为《背诵助教的讲稿：吴宓教“世界古代史”》（《南方周末》，2009年7月15日），主要以《吴宓日记》为依据，加上自己的猜测和想象写成。其中有作者误解和不实之处，我随即在《我所接触和了解的吴宓教授》（《南方周末》，2009年10月1日）作出回应，你们可以找来看看，对比一下。

王：在观点上是有一点。特别是1955年下半年经过教学期中检查后，吴宓本来建议让我们来上课，他不上了。当时管教学的（学校）副院长姚大非还是主张让吴宓来上，但要集体备课，这就发生了冲突。我和孙甫儒都是从东北师大来的，孙甫儒比我早来一年，东北大学原来是个革命学校，我们与吴宓在政治理论方面发生了碰撞。你看吴宓日记，很有意思。

王：教学期中检查，我们不能不表达我们的意见，吴先生就很生气，当然他后来还是理解了。当时他对世界古代史的好多知识都不知道。比如说群婚，什么是群婚？他不知道。他来问我，我把自己知道的讲给他听。我翻译过《族外婚问题》的文章，对群婚比较了解，另外对中国少数民族的一些风俗习惯，我也有一定的了解。我都是无私奉献，都给他看，但是我们在观点上是有矛盾的。到后来，我们两个的关系还比较好，我向他学习，向他请教。他的英文非常好，当时《亚历山大远征记》都没有中译本，我读《洛易布丛书》的本子，请教他。他根本不用查字典，有许多解释不是一般字典上有的。比如马其顿“方阵”（quarter），此意吴宓一看就知道，我在初版的韦氏大字典也查到了。

王：后来他也感觉到，我对他没有什么恶意，我愿意把我知道的都奉献给他。他讲课，我写讲义，我把自己知道的东西写下来，发给学生。他没有成套的讲义，他主要在信封、破纸片上写一点英文地名和提纲。过去的教授都这么上课，有的上课什么也不带。但学生要求发讲义，所以我一面听他的课，一面写古代东方史，后来我上希腊史时，又边上课边编写希腊史讲义，做到课前发给学生，油印的。五十年代，全国高校教材交流展览时，我还拿去交流。1955年到1957年，是一段稳定的时期。到1958年，我就下放了，下放到附近农村。下放时连户口都迁下去了。

王：下放是根据所谓“政治表现”的，因为我跟老先生关系不好，我这个人也不是爱去靠近领导。我从来不去找领导做个人的思想汇报，也没汇报过任何人。跟吴宓发生冲突，都是在会场上。反右以后要划左中右派，最初把我划成中右，那时已经从乡下回来了，中右（后改为中中）还不是右派，打不成右派。为什么打不成右派？“鸣放”的时候，我去鸣放，我首先提出反对教授治校，坚决拥护党委领导。为什么反对教授治校？我就知道吴宓他们不能治校。在会上我发表了这样的讲话，那时副院长叫王逐萍，是个老革命，1927年入党，坐过国民党的监狱，在延安的时候是个保卫科长什么的，后来到重庆当公安局局长。1957年反右，我1958年3月就下去了，到1959年7月才回来。他的政治理论应该提高，他应该担任一门政治理论课，教学相长。下去的人，一般都是1958年年底都回来了，有些人下去没有参加几天劳动，搞宣传什么的，我踏踏实实地干了一年半，这个地方的劳动和东北不一样，全靠肩担背扛。

王：当时学生要到中学去实习，教研室讨论中学教材，这本来不属于古代史，是中世纪史。讨论什么呢？查理曼帝国，我提出，应该把查理曼分裂的原因说清楚。我说，斯大林有一段论述，就是这个帝国没有统一的经济基础，是一个军事行政的联合，应该把这个观点加进去。吴宓说我说的是题外话，他不愿意听斯大林的话。先是孙培良站起来说：“我以系主任的身份，命令王兴运退出会场。”吴宓也站起来说：“我以教研室主任的名义，命令王兴运退出会场。”我刚分配到这里工作，也没害怕，我也站起来说：“你们没有这个权利，应该平等讨论问题。”我就坐下来了。《吴宓日记》里有这段记载。我下来就跟总支书记季平汇报了，季平说你不能退出会场，应该回去。我汇报完，又进去坐在那里。我知道这是他们借题发挥，反对马列，恐吓我，恨不得把我赶出学校。这个事情闹到院里，大概省里也可能知道了，闹得很大。当时我带了一本书，就是《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其中有斯大林的这个论断。《吴宓日记》里说我带的书和这个题目无关。

《吴宓日记》书影

王：我们绝不是要把他们赶下来，取而代之。绝没有这个意思。当然，课，后来还是让我上了，孙甫儒也上了。孙甫儒上罗马史，我上原始社会、古代东方史和希腊史。关键就是当时年轻，有点年轻气盛。

如果学了《易经》，潜龙勿用，就知道应该怎么对待这些事情。那时不懂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因为在东北师大受到的教育，在佳木斯政治班学习的东西，与西师根本不同。当时过民主生活，大家都可以互相批评、互相提意见，我是从那样一个环境当中成长的，遇到这么一个环境，怎么处理？不知道。自己无心，愿意奉献，想为教学、为党多做点事情，因为党培养了这么多年，光大学、研究班就是六年，政治班又是一年，我是这么一个心情。而且觉得对学生负责，对教学、对党要负责。他那个讲法，政治、经济都不行，他知道一点文化，就是讲《荷马史诗》，讲点希腊神话。他的知识太陈旧，他又不想吸取新的东西，他不像东北师大的林志纯、郭守田这些人，吸收苏联新的东西，他完全是吃老本。

王：一直到1957年，我们的关系相当好。吴宓日记里写道，我带着未婚妻去看他。我结婚时邀请他，他虽然没有参加我们的婚礼，他都记在日记上了。他后来也说，不再与我有争执，他的这些话，都记在他的日记里。从1955年到1957年，这中间他的态度有变化，我的态度也有变化，因为我逐渐认识到，还是应该尊重他，应该向他学习。所以他开英语课，他给江家骏这些人讲课，我都去听过。当时我的英语不行，只有点俄文基础，但是后来我英语基本上可以看书，基本上可以用。他从历史系调到中文系，他的观点不可能变，所以到中文系也是受冲击，最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整得很惨。中文系的红卫兵，把他弄到梁平，从车上往下推他，一下把腿摔断了。他是84岁死的。他有一个观点，七年一运，他的第二个夫人死，刚好也是逢七（63岁），他七年一运，这是他直接跟我们说的。令人不解的是84岁也是逢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