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复旦大学，从农村走出来的我非常珍惜这次难能可贵的重回大学读书学习的机会，每天如饥似渴、日以继夜地读书。这时复旦大学中文系众多德高望重的老先生朱东润、郭绍虞、赵景深、张世禄、陈子展、胡裕树、蒋孔阳、王运熙等都还健在，他们都成了我景仰学习的学术大师与典范。我的导师蒋天枢先生，是陈寅恪大师最器重的弟子，他整理出版了陈寅恪先生文集，还为陈寅恪先生作了年谱。蒋先生治学严谨精深，对学生要求很严，我第二次到蒋先生家里聆教时，蒋先生就拿出了《柳如是别传》的手稿给我看，强调说研究先秦两汉文学首先要过古文字关，做学问要从自己校勘古籍入手。所以我在复旦读研究生主要按蒋先生的要求学习甲骨文、金文，由苦读“前四史”进入到对先秦两汉文学哲学的研究，我从蒋先生那里学到了陈寅恪大师的治学路子与治学精神。1979年，我在权威刊物《哲学研究》上发表了《论庄子哲学体系的骨架》。1980年，又在《哲学研究》上发表了《也论孟子的哲学思想》。1981年，又在权威刊物《历史研究》上发表了《扬雄<太玄>创作年代考》。一个硕士生在权威刊物上连发三篇文章，引起了学界的注目。复旦大学哲学系胡曲园系主任专门讬一个姓金的老师来找我，说胡主任“邀请”我到他们系工作。中文系领导也讨论内定我毕业后留中文系工作。我的硕士论文《扬雄研究（文学部分）》（13万字）在答辩时得到了朱东润、蒋孔阳等先生的很高评价，其中部分章节后来都发表在《历史研究》、《文史》、《文献》上。毕业时，因为种种原因我最终没有能留在复旦工作。因为我家在苏州，1981年10月，我被分配到苏州大学中文系工作。

在苏州大学中文系，我主要教中国古代文学史课，另外开设中国文化史课与中国文学批评史课。1989年评上副教授后，开始招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硕士生，当过一年的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1992年年底，我评上了教授。在苏州大学工作了十三年，我的学术研究发生了很大变化。实际还在刚毕业分配到苏州大学时，我就深感自己学问根基薄弱，知识面狭窄，学术研究的视野一辈子局限在先秦两汉文学上，是做不出什么象样的学问来的，必须勇于不断开拓研究的新领域，融贯文史哲的研究，才能大有作为，开拓创新。时不我待，所以我一毕业到苏州大学，就放下了我原来的先秦两汉文学研究，大胆转向对宋明理学的文化研究，首先选择从朱子学突破，深入到对儒佛道三大文化的研究。对朱熹这个思想家，我早在大学时代就认为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在复旦大学读研究生期间就已经在搜辑朱熹的文献资料。到苏州大学后，立即对朱熹的文献资料及其生平事迹与思想展开了考证研究，先在1983年写出了《朱熹佚文辑考》一书。在此基础上，到1985年我又写出了《朱子大传》。由于出书困难，《朱熹佚文辑考》到1991年才出版，《朱子大传》也到1992年才出版。以后我参加了《朱子全书》的编辑工作，写出了《朱熹佚诗佚文全考》（辑佚卷）。2002年又写出了《朱熹年谱长编》（二卷）。这四部著作构成了我的自成一家的朱子学研究系列，重在开拓创新。著名学者潘富恩、徐洪兴在《哲学研究》上发表了长篇学术评论《板凳坐冷，文章坐实——评束景南先生的“朱子学”研究》（1993年第5期），认为“这两部著作的问世，填补了‘朱子学’研究中长期存在的两项空白，是‘朱子学’研究领域研究深化的一个新的表现”，肯定了我在朱子学领域的前沿领先的研究水平。2015年，《朱子大传》翻成韩文在韩国出版，引起了轰动。韩国学者纷纷撰文，认为“先生的《朱子大传》、《朱熹佚文辑考》、《朱熹年谱长编》等都是在朱子学方面的里程碑式的著作。束教授的《朱子大传》是21世纪对朱子生平考述得最好的著作，以后很难再有超越”。“是对东亚文化思想最深刻的辨析”。“束教授代表了当代古典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到2016年，出版了增订本的《朱子大传——“性”的救赎之路》，又有进一步的开拓创新，《新华文摘》上发表了对新版《朱子大传》的评论文章《理学文化研究的自我超越——新版<朱子大传>的思想升华》（2016年第23期），对新版《朱子大传》出版的世界意义作了高度评价。

1994年，杭州大学沈善洪校长把我作为十分难得的人才引进到杭州大学，一面安排在古籍研究所承担重要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开始招带博士；一面又安排在杭大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下的韩国文化研究所，招带专门史（文化史）的硕士（后转入日本文化研究所）。另外又在人文学院特招的文化班开设中国文化史课。四校合并以后，我担任浙江大学宋学研究中心副主任。2008年，我以自己自具特色的中国文化研究被评为浙江省特级专家。2007年，宋学研究中心被评为浙江省文科重点研究基地（即省级文科重点学科）。2010年，学校任命我担任宋学研究中心主任。经过我与宋学研究中心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宋学研究中心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从我调到杭州大学以后，我的学术研究的重心便转向了阳明学研究，向新的学术高峰迈进。其实我还在研究朱子学的时候，就已经注意王阳明这个人物，朱子学的研究也为我研究阳明学打下了一个深厚的基础，由朱子学的研究自然过渡到阳明学的研究。我首先花十余年时间做了全面搜辑阳明文献资料与梳理考证的艰苦工夫，查阅了二万余种古籍。先在2012年写出了《王阳明佚文辑考编年》（二卷）、《王阳明全集補编》。接着在2017年出版了《王阳明年谱长编》（四卷）。2017年10月，我应邀赴韩国进行巡回学术演讲，在全南大学、釜山大学、忠南大学等作阳明学的学术报告，宣传介绍《王阳明年谱长编》。在全南大学，我作了《正德二年王阳明“游海”之谜的破译》的学术报告。在釜山大学，我作了全面介绍王阳明的生平与思想的报告。在忠南大学，我参加了韩国江华阳明学国际学术大会，作了《朱陆之学论战与<朱子晚年定论>的诞生》的主题学术报告。都产生了很大影响，《王阳明年谱长编》也成为韩国学者研究阳明学的必备书。从韩国归来后，我又再接再厉，在2018年写出了《王阳明：“心”的救赎之路》（三卷）。这四部著作，又构成了我自成一家阳明学研究系列，被誉为“21世纪阳明学研究的丰碑”。我在2014年退休后，觉得还有很多事要做，仍坚持学术研究不停，以我的朱子学、阳明学研究的开拓创新为动力，我在退休后又确立了新的研究目标，决心在我有生之年把我生平举凡研究中国儒佛道三大文化涉猎思考有新得的东西都写出来。我在研究朱子学、阳明学的过程中广泛涉及到了儒佛道三大文化的问题，也写出了《中华太极图与太极文化》、《论庄子哲学体系的“骨架”》、《有法无法：活法美学思想论》等著作。我将沿着生平这条学术研究道路继续思考下去，不为别的，只在自求理解，总结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