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宗教和宗教学研究向来有浓厚的兴趣，这主要是因为：第一，我在北大学习时，任继愈先生给我们上了一年半的《中国哲学史》，每周四节课。他对中国哲学和佛教的高深造诣以及严谨的治学态度，深地影响了我。第二，因为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和中西方哲学原著无不涉及宗教问题，不懂得宗教就难以读懂这些书。反过来说，在学习这些著作的过程中也就学懂了许多宗教知识。第三，宗教问题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可迴避的问题。
在宗教和宗教学研究方面我先后撰写了六本著作，主要有《宗教的历程》（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比较宗教学》（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出版）、《宗教礼仪与文化》（季羡林先生主编的“神州文化集成丛书”之一种，新华出版社1992年出版），《浙江佛教史》（浙江省社科规划重点课题，华夏出版社2000年出版）、《文化的演进——宗教礼仪研究》（浙江省社科规划重点课题，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此外还在《世界宗教研究》、《学术月刋》、《浙江大学学報》、《普门学报》(台湾) 等杂志发表了三十余篇论文。
1982年春，我提早三个月完成了硕士论文的写作。在论文答辨前的这三个月中，我几乎天天在复旦教师阅览室，研读了许多宗教研究著作，做了大量读书筆记和资料卡片。从1983年开始撰写《宗教的历程》。当时有关宗教的书籍极少，因此《宗教的历程》出版后成了畅销书。刚刚从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中走出来的青年人渴望读书，渴望文化，在全国掀起了一股文化热。适应时代的需要，北京大学季羡林、汤一介先生创办了中国文化书院，面向全国举办了各类文化研读班。不发证书，更没有文凭，但报名参加者趋之若鹜。1986至87年举办了“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班”，中国文化书院组织专家编写了十二本比较文化教材，如《比较教育学》、《比较宗教学》、《比较文学》等。规定每本教材四十五万字，其中讲义十万字，其余为参考资料。文化书院把编写《比较宗教学》的任务交给了我，我很突然，深感力不从心，难以完成，因为相关资料实在太少，连《比较宗教学》这个名称也是闻所未闻的。但文化书院坚信我能完成，硬是把任务给了我。经过近半年的艰苦奋斗，我总算完成了任务。这期“中西比较文化研究班”全国有一万多人参加，书印出来后，据说社会评价还不错。文化书院聘我为教授，我先后应邀到杭州、武汉、福州、广州等地讲学，深为学员的学习热情所感动。这本《比较宗教学》教材后应世界知识出版社之约，经修改后出版。
现在看来，这本《比较宗教学》存在一些瑕疵和许多有待深化的地方，但在当时却是一本开拓和创新之作。
浙江佛教历史悠久，高僧大德荟萃，他们著书立说，创宗弘教，影响深远，在我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993我应聘到浙江工商大学工作以后，发现浙江尚没有一部真正史学意义上的浙江佛教史著作。同号称“东南佛国”的地位不相称。于是我下决心撰写一部《浙江佛教史》。我认为，这对于促进浙江佛教研究，发掘佛教文化遗产，开拓旅游资源，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建设文化大省，是有一定意义的。
写作浙江佛教史的困难是不言而喻的：一是史料严重不足；二是如何统领资料，严格按史学要求写作，避免写成史不象史，志不象志。我二哥陈村富用他的科研经费2800余元为我购买了一套十二本的佛学著作汇编，我自己也购买了四大高僧传以及其他许多佛教研究著作。同时充分利用浙江图书馆的丰富藏书，经常到浙图孤山古藉部看书和查阅资料，往往一去就是一整天，中午在中山公园门囗吃盒饭。星期天往往带上夫人，让她幇我查找和抄录资料。经四年之艰辛，终于完稿，计60余万字。1998年完稿时，我的近视水平提高至千余度，眼球上增加了褐斑和两隻飞蚊，还生了一场病，住院一个月。在浙江省级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資助下，本书得 以出版。四年所经受的痛苦和折磨也化成了美好的回忆。
《浙江佛教史》在中国佛教发展的大背景上展现浙江佛教发展的个性。以年代为序，以佛教宗派为脉络，纵横交错，史论结合，系统全面地叙述了浙江佛教的发展史，浙江省佛教协会秘书长李祖荣先生在给本书所作的《序言》中认为：本书是“迄今为止全面系统地记述浙江佛教历史的第一部史书。本书也得到了学界的好评，被誉为是“填补了浙江社会科学研究的一项空白” 之作。以下诸点是本书第一次完成或加以拓展的。
（一）对佛教何时传入浙江以及传入路线的考证。
（二）对中国佛教“八宗”，特别是对天台宗、禅宗、净土宗、华严宗在浙江的发展和传承作了较为详细的考证和叙述。
（三）对浙江佛教史上著名高僧的许多重要著作作了初步的研究和评介。
（四）对浙江佛教的独特风采和对中国佛教发展史的影响作了初步概括和论述。
（五）对浙江在佛教文化对外交流中的特殊贡献作了比较全面的考察。
（六）较为详细地论述了近代浙江佛教的发展状况、特点和重要人物的生平、佛学思想，对近代浙江佛教院校作了考证
（七）浙江历史上的寺庙数以千计，。本书首次具体列出了各朝代始建的寺庙。
（八）本书附录首次详细列出了浙江佛教大事年表。《浙江佛教史》2001年年获浙江省人民政府优秀社科成果一等奖。
《浙江佛教史》出版后，我并没有停止对佛教的研究，陆续发表了许多论文，如《浙江与韩国的佛教文化友流》(《浙江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玄覚劝友人书的成书时间及其禅观》(《浙江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莲池袾宏的净土思想》(《南昌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等等。
我对宗教礼仪的研究有浓厚的兴趣。因为宗教礼仪是内在的信仰观念的外在表现，是宗教关系的行为化，是宗教成立的根本条件，在宗教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因此我在撰写《宗教礼仪与文化》的同时，撰写了论文《略论宗教礼仪的产生、地位和功能》，发表在《世界宗教研究》1991年第3期，并着手写一部专门性的研究著作《宗教礼仪研究》，当这本书写到15万字时，我应聘调浙江工商大学，中止了该书的写作而潜心于《浙江佛教史》的撰写。《浙江佛教史》出版后，我又想起了未完成的《宗教礼仪研究》，于2012申报并获批浙江省社科规划重点课题。我当时工作繁忙，便邀请浙江工商大学宗教研究中心副教授邱环博士撰第五章《佛教礼仪的源流和演变》；邀请浙江工商大学宗教研究中心教授石敏敏博士撰第六章《基督教礼仪槪论》；邀请浙江工商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副教授陈昊撰第七章《宗教礼仪与艺木》，他们都是各自领域的专家，且治学严谨，故都写得很精彩。该书最后用《文化的演进—宗教礼仪研究》的书名，由黑龙江出版社于2004年出版。社会反响良好，许多高校和社科院宗教专业硕士把本书例为参考书。2005年，本书获浙江省优秀社科成果三等奖。
上述两篇书评认为本书“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力作”，是“我国第一本全面、系统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理论性很强的专门性著作”，“在研究方法和理论观点方面都有新的突破，见解新颖，令人耳目一新”，“著者……的科学态度和创新精神是该书最鲜明的特点”；“在不少方面填补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中的空白，完善或弥补了以往研究中的不足”， “作者对马克思《文化人类学笔记》中的宗教思想作了迄今最为详尽的研究”。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本书在学术观点上的创新和贡献得到了本专业权威机构的很高评价，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院编的<<中国宗教研究年鉴(2009＿2010)>>(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年11月版)[研究综述：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学科前沿报告]在列举了近十年出版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主要著作后，对拙著给予了特别高的评价，指出：“陈荣富著《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卷帙宏大，资料丰富，新见迭出，是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的一部力作”。“该书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产生、发展和变化做了全面系统的考察，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见第43页)。在{重要学术观点介绍}中又指出：“陈荣富著《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书对马克思《资本论》和《文化人类学笔记》中的宗教思想作了开拓性研究，填补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的重大空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第47页).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2009年获浙江省人民政府优秀社科成果一等奖。
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出版前后，我还在一级期刋发表了多篇论文，它们或者是本研究课题的中期成果，或者是本研究课题的拓展和深化。主要有：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丰富与发展》《世界宗教研究》2004年第4期；《<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不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奠基之作》(《世界宗教研究》2007年第2期)；《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世俗化理论——兼评伯格的“非世俗化”理论》(《学术月刊》2007年第10期)；《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涵义的阐释》(《人大复印资料.宗教》2007年第5期)；《〈文化人类学笔记〉》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发展史上的地位》，载全国马克思主义宗教观首次论坛论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马克思主义不是“ 新现世宗教”》(《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年第10期)；《马克思的宗教世俗化理论》，载当代中国宗教研究精选丛书：《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当代中国宗教卷》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
回首几十年艰难曲折的学术生涯，我既感到欣慰，也有颇多遗憾，欣慰的是，尽管“文革”耗费了我人生中最宝贵的十几年，但凭借我的艰苦努力和对学术研究的执着追求，仍然取得了一些成绩；遗憾的是许多本来可以做的更多更好的事来不及做，或做的不够好。我们这一代人生在抗战时期，成长在饥荒时期，毕业在 “文革”时期，从痛苦中走过来的我们，十分珍惜改革开放新时代，有強烈的爱国情怀和复兴中华的历史责任感，同时，我们所经历过的许多痛苦和磨难也铸造了我们坚毅不拔、永远自强不息的性格。这一切赋予了我们求真务实精神、创新意识、自主性品格、科学良心和学术忠诚。它溶入了细胞和血液，内化为我们的存在方式。也许这就是我们能在物欲横流，功利主义和拜金主义盛行，社会普遍浮藻的氛围下甘于寂寞，潜心做学问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