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历史学需要理论的根据

历史学为什么需要理论？因为历史需要解释。

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中说，历史学家有两个职能，一个是发现事实，二个是解释事实。中外所有的史学家全部都承认，发现事实和解释事实都是历史学家的本分。包括大史学家兰克，他也解释事实，只是说他的事实是经过批评、审查过的事实。他和其他史学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的审查有他特殊的程序。而关键在于，任何解释都需要理论作为依据，没有理论依据的解释是不可能的。这个依据要么是明确的，要么是常识，而要害在于，绝大多数历史学家是根据流行的常识来解释。中国传统史学在历史解释上没能发展出自己的一套体系，和古希腊罗马的历史学传统有很大差异，大家看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西方在这一点上比较明确，比较自觉。

所以说，历史需要解释，而解释需要理论，这就是历史学需要理论的全部根据。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历史研究都需要理论。考订史实，在大量记载中清理一个事实，从矛盾的陈述当中，勘探历史的真相，可能不需要理论。当你面对确认单个事实的时候不需要理论你照样能做得很好。这就是为什么乾嘉学派没有理论、排斥理论，但照样能做出很大业绩来的原因。清理文献、清理事实、考订文献、考订版本，需要经验，不需要理论。我在《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一文中专门谈到这个问题。但是当你面对“过程”的时候，当你面对“结构”的时候，必须需要理论。因为所谓过程和结构，是众多事实之间的联系，如何确认这些联系，必须依靠理论。历史学的首要任务是准确地描述过去，但是准确地描述过去并不是对历史学的最终要求。对过去事实的准确描述是历史学家的首要任务，但不是历史学的全部任务。历史学的终极任务是必须对过去做出解释，而解释需要理论。需要强调的是，某些事实的发现仍然必须依赖理论。

我曾命陈峰写过一篇文章，《唯物史观与二十世纪中国铁器研究》，刊登在《历史研究》杂志上。我说铁器的发现是一个最重要的发现，但是铁器在乾嘉学派笔下只是一种器物或文物，放在金石学范畴之内，他们并没有从中发现什么。对铁器的作用、铁在历史上所起的革命性作用的认识，只有在唯物史观理论指导之下才能获得。所以，20世纪如果没有唯物史观这个理论的传入，我们就不能发现铁器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就不能解释春秋战国年间所发生的深刻变动。所以说没有理论，某些事实很难被发现。没有唯物史观这个理论，没有生产力的概念，根本不能发现铁器在历史上曾经起到过如此重大的作用。由铁器的发现你会看到工具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马克思讲的非常清楚，他说水推磨所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而蒸汽磨所产生的是资本家为首的社会。它充分说明某种工具、技术在历史上的作用。技术发现，然后电的发现、能源的发现，这些事实的发现如果没有生产力这一套理论支撑是很困难的。手机的发明、计算机的发明、电脑的发明，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我们的生活？作用不可估量。机器人棋手把人类都打败了。由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技术对社会面貌的改变、对生活方式的塑造，可以推想当年铁器的出现所起的作用。春秋战国年间发生的最重大的变革，就是铁器的广泛应用带来的生产力的提高，原来不能开垦的土地能开垦了。古史分期之类问题的辩论都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

所以某些关键事实的发现离不开理论，尽管大量事实的发现可以不要理论。比如墨子的生年和卒年，根据文献做，文献没有，没办法做，文献有大量材料，就可以从大量论述当中清理出一个大家相对都能接受的事实。它是不是真是这样，也不敢说，只能说根据历史记载它是这样。某一个东西，能够猜想它的存在但是没有证据是不行的。就像断案，猜想这个人是罪犯，直觉告诉我们他就是罪犯，但如果没有证据，就得马上把他释放，反之，如果有足够的证据就可以确认。从证据到事实，然后再还原。而历史解释则不是这样。秦始皇何时统一中国？不需要理论。但是要解释秦始皇为什么能够统一中国，非得依靠某种理论不行。儒学为什么产生，为什么能够成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也需要根据某种理论进行解释。像这些问题，都是社会大众，包括社会各阶层对历史学的需要。历史解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基于这些需要。而没有理论，任何解释寸步难行，包括马克斯·韦伯的宗教资本主义精神。为什么资本主义产生在欧洲、在意大利这些地方，没有理论根本就不能解释。当然马克斯·韦伯有大量的发现，在这个区域之内，这些人的行为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但是这些共同的特征能说明什么问题呢，仍需解释，而所有的解释都需要理论作为依据，包括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大量例子都是这样。刚才举的都是一些类似的例子，如乾嘉学派为什么在清代会占主流地位？理学为什么在宋代产生？中国为什么会出现大一统的局面，又一次次地再分裂？北方或周边的少数民族为什么在一段时间之内能够占领中原，最后又被汉族所同化？满族入侵中原时人数众多，但现在各少数民族中满族人数却不是最多的，为什么？都被中原汉人所同化了，为什么？这都需要解释，没有解释的历史学就站不起来。《历史是什么？》的作者卡尔说得很清楚，没有解释的事实就像一袋土豆，站不起来。土豆都是散的，只有解释能给各个土豆之间建立联系，然后土豆就变成一个柱子，它就站立起来了。你给它一个脊梁，它就成型了，一体化了，变成一个因果链条了。这个脊梁就是解释及其理论。

关于这个问题我个人还没有很清晰、非常明确的一个概括，所以也不能给大家讲更多的东西，这第二个问题就给大家回答到这里，就是历史学为什么需要理论。

前一阶段静下心来的时候我想了一个问题，史学界现在最活跃的一批学者很多都有史学理论背景，这很让人奇怪。历史研究为什么需要理论，这也是根据之一。比如，陈春声当年跟我一起都是教育部一部史学概论教材的编撰者，赵世瑜也是我们史学概论教材的编撰者之一，李振宏也是这部教材的编者，他们都是我的老朋友。在老一代当中，像刘泽华先生，以及现在的刘泽华学派，搞政治思想史。而上海的姜义华先生，长期担任上海史学会的会长、上海社科联副主席。这几位学者都非常活跃，他们在学术界有代表性，不是偶然的。这些学者的成功告诉大家，治学不要一头扎在一个枯井里边，如此便再难掉头。深厚的理论素养，事实上会给你一个巨大的腾挪空间，否则的话你没办法腾挪，希望大家能考虑这个问题。

我们历史学科两个任务，一个是清理事实，二个是解释事实，如果不是在一种自觉的理论指导之下去解释事实，就只能是根据常识去解释事实，而且多半都是荒谬的常识、很糟糕的常识，没有解释的书是很少的。

四、理论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

所有的宏观研究、过程研究、结构研究、问题研究，一步都离不开某种特定的理论，不管这种理论本身的质量高低。凡是回答问题的研究都离不开理论。

让我们通过一些例子来看理论的作用、理论作为分析工具的作用、理论作为概念工具的作用。近几十年对史学界影响最大的理论就是五种生产方式理论。五种生产方式理论是个模型，在1949年之后影响非常大。尽管现在“中国历史上有奴隶，但没有奴隶制这样一个社会形态”已被公认为事实，但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分期这样一个问题的提出，仍然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清理，特别是对先秦两汉魏晋社会的清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我有一篇短文《“假问题”与“真学术”：中国社会形态问题的一点思考》里面谈到，因为没有奴隶制，根本就不可能有奴隶制封建制的分期。所谓古史分期问题实际上是个假问题，但是它却获得了确确实实的、巨大的研究成果。奴隶制这个概念的引入，奴隶制与封建制何时分期这个问题的提出，以及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之下所投入的大量精力，它对学术史本身的推动，难以估量。先秦、秦汉社会为什么清理得如此透彻，就在于它是这场大辩论的中心。春秋战国之交的社会解体过渡是这个大辩论的中心。包括资本主义萌芽，现在学术界普遍认为，原来被认为是资本主义萌芽的东西根本不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这个问题的提出基于一个论断，即中国迟早会进入资本主义。中国迟早会进入资本主义，又基于另一个理论上的逻辑，就是五种生产方式是不可逃避的。这个理论是一环套一环的，所以尽管当年被认为是资本主义萌芽的那些东西，今天被认为是和资本主义无关，但却证明和商品经济有关。中国历史上的商业被严重低估了，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突出经商天赋的民族。中华民族的经商天赋有多高呢，高到得由两千年的所谓封建王朝用重农抑商的国策来压制，才能压住。商业和市场到处带来不稳定，最稳定的是农业。要想保持这个社会的长治久安，保持所谓的稳定，就要把商业压住，历代王朝都把重农抑商作为一个重要的国策。商人的地位很低，从汉代就开始，《史记》《汉书》中分得很清楚。我们近30年改革开放以来，只是把重农抑商的政策稍稍地放松一点，中国人就立即遍布全世界。2006年去德国开会的时候，我发现几乎每一辆公交车上都有中国人。我们40年来只是把重农抑商的政策稍稍地放宽松一点，中国的商业就如大鹏展翅一样腾飞。我经常打一个比方，中国的商业就像孙悟空一样，在唐僧发现他之前，被大山压住了，防止他蹦出来，邓小平就是把这个大山松动了一下，孙猴子就蹦出来了，这就是中国近40年经济起飞的秘密之一。

如此发达的中国的工商业并不具备在西方产生资本主义的那些性质，那些要素，它也不会自发地发展到那个社会去，所以中国社会是一个十分独特的社会。尽管这样，资本主义萌芽这个概念仍然对明清经济史的研究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包括余英时先生在内的西方学者，没有不承认“资本主义萌芽”这个概念对明清工商业、明清社会史研究所起的作用的。没有这个概念，就没有明清史今天的研究局面。另外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亚细亚生产方式”等概念也同样如此。马克思把欧洲社会定义为封建社会、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但他发现从印度一直到亚洲这一带是与西方完全不一样的另一个社会，当然他是根据西方传教士的记载和报道。由此马克思得出一个结论：普遍地缺乏土地私有制是东方社会最本质的特征。这个结论虽不适合于中国但却适合于印度，特别适合于俄罗斯，它的公社，我们说是农村公社的残余，而农村公社的残余早在春秋战国年间在中国就解体了。马克思认为东方社会特殊，包括中国社会，但是他又找不出一个合适的概念，所以他只好用一个地域概念，叫“亚细亚生产方式”，就是东方生产方式，或者叫东方社会形态。大家看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概念，它本质上体现了对东方社会、对东方历史所走过的独特道路的尊重，它和我们今天所谓的中国特色一脉相承。所以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亚细亚生产方式对中国历史发展、对中国社会发展特殊性的解释，为今天的中国特色奠定了雄厚的基础。这个概念尽管是个地域概念，不是个性质概念，它不像封建社会、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个性质概念。这纯粹是个地域概念，但仍然对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起了巨大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概念所起的作用。

迄今为止，对中国史学界影响最大的理论著作，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可以说，没有《起源》就没有今天对中国上古史的透彻研究。“母系氏族社会”“父系氏族社会”等概念，使得“民知其母不知其父”等历来被看作荒诞无稽之谈的材料得到解释，具有了意义。另外，石器时代、木器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等概念，及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等概念，使中国上古社会也变得可理解了。没有《起源》这部人类学著作，我们根本无法从上古神话传说中清理出一个“中国原始社会”来！理论的作用有多大，中国上古社会的研究中可以说提供了一个最好的例证！

另外，费孝通先生提出一对概念，他说“乡土社会”是个“熟人社会”，“城市社会”是个“陌生人社会”。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这两个概念是我们分析城市和乡村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工具、理论工具。通过这两个概念，我们能够迅速把握这两个社会之间的差异。既然是陌生人社会，那么如何管理这些陌生人呢？法治的问题就出来了，制度的问题就出来了；既然是熟人社会，基于互相信任，道德伦理的问题就出来了。城乡社会当然还有更多的差异，但是这两个概念足以使你把这两个社会看得清清楚楚，从而得出其他奠基于其上的、符合逻辑的推论。建议大家有空看看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非常有用，不但能解释我们曾经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社会，而且会给其他学科带来启发。

另外像陈寅恪先生，他和其他那些单纯整理材料的人完全不同，是一个富有雄心壮志的人，他治学有一套观念工具，是别人不具备的。家族、门第、文化、婚姻是他治学的四大工具。他解释唐代社会、魏晋南北朝社会游刃有余，原因就在于，一般认为到了宋代，中国社会就已带有所谓的近代社会的萌芽，唐代社会是古典社会的终结。为什么唐宋转型在日本能引起那么大的反响，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于，唐宋之间确实存在社会上的巨大差异。世家大族与唐王朝一同覆灭，中国社会真正进入农耕社会、士大夫社会是从宋代才开始的。研究一个在古典社会时期的中国社会，家族、门第、文化、婚姻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工具。马克思在做社会分析的时候，他的工具叫阶级，奴隶主阶级、贵族阶级、农民阶级，还有其他阶级。可以这样说，马克思是用阶级概念，陈寅恪先生更多地是用家族、门第、婚姻来谈，他论唐代历史的几篇论文，论武李韦杨、论韩愈等都是如此。所以陈寅恪先生得出了很多结论，如贵族与庶族的差别不在于门第而在于文化，北方少数民族的差异不在于种族、不在于血缘而在于文化。陈寅恪先生将这些概念使用得游刃有余，而这些概念恰好是今天很多人都愿意用的一些概念。这些概念解释起来给人一种新鲜感。因为长期在阶级论这个背景之下，在阶级斗争这个模式之下，在两大阶级对抗的这样一个模式之下，突然用文化来解释，用婚姻来解释，用门第的高低来解释，用贵族和庶族来解释，用不同的婚姻集团、通婚集团这样来解释，当然会给人一种很别致的感觉。“史界二陈”——陈垣先生和陈寅恪先生，他们各自的治学特点很典型，陈垣先生一般不使用概念，只是在《元西域人华化考》里面使用了一点带理论色彩的东西，其他方面陈先生有他自己的一套。陈寅恪先生在1949年之前被西方汉学界捧为第一人，但那只能是在西方汉学界。从实际的那些研究业绩来讲，陈垣先生可能比陈寅恪先生更丰厚一点，但是从声望上来看，特别是从“文革”结束之后的声望上来看，陈垣先生地位不断下降，陈寅恪先生不断上升。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陈寅恪先生可以属于现代史学家的行列，而严格地讲，陈垣先生则是乾嘉汉学的余脉，他很少受到现代观念的影响，基本上不使用理论工具。陈寅恪先生读过很多东西，据陈先生自述，他在德国留学时，看过原版的《资本论》，所以说理论概念的引用非常明显，非常突出。如果记住家族、门第、文化、婚姻，再看陈寅恪先生那些东西，会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阶级论相比较起来，别有洞天。原因在于，在不同的理论概念之下，事物往往会呈现不同的侧面，尽管陈寅恪在使用婚姻、门第这些概念的过程中，一定吸收了马克思的阶级论的某些成分，但是他不用这个概念来表述，而是用更多带有文化色彩的工具来解剖。这些问题都会给我们非常大的启发。

另外一个例子是顾颉刚先生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简称“层累说”。“疑古”不是一个理论，而是一种倾向，一个立场。真正带有概念、工具作用的是“层累说”，认为古史是叠加起来的。从最初的传说，到不同的文本，到不断变动的文本，叠加起来，越放越大。“层累说”是顾颉刚先生和古史辨派最重要的一个观念工具。余英时先生在谈论顾颉刚先生的时候，说他为中国现代史学奠立了最初一块基石。余先生之所以作这种评价，是因为“层累说”是一个最大的观念工具，这个概念的提出，一下子把顾颉刚先生和乾嘉汉学切断了，尽管他的这些理论是受到了崔述的某些启发。所以余英时先生又说，顾颉刚提出这些口号之后，为无数学问开辟了法门、开辟了门径。你看顾颉刚先生周围，只要跟顾颉刚先生亲近的学者全部做出了很好的成绩，原因就在于他有很特殊的门径，只要利用“层累说”，研究什么问题都可以。顾先生关于孟姜女等的研究，全部都是“层累说”的引申。2000年我和姜义华先生在上海开会，当时是陈寅恪热最高潮的时候，陈先生可以说如日中天，但我们二人得出一致的结论，认为就学术史上的地位而言，陈先生赶不上顾先生，顾先生实现了中国从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的结构性转变，而陈先生没有。这一点我们看得非常清楚，顾先生是一个革命性人物，我们不能说陈先生是个革命性人物，也没有人说陈先生的史学是革命性史学。大家都说顾颉刚搞了个史学革命，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其中“层累说”所起的作用难以估量。

其他一些理论，比如进化论。进化论的引入是中国思想史上一次意义重大的革命，严复这一代思想家的作用无法估量。以往中国人认为，中国几千年历史或是循环的，或是倒退的，黄金时代在上古，因而进化论的提出起到了革命性的作用。当然现在进化论也受到了挑战，人们发现很多东西并不是进化的，人的精神、理论、思想、境界并不进化，这个在理论界已经达成了的共识。进化论本身有很多缺陷，有很多问题，人类社会在器具的层面是进化的，但是在精神层面是不是进化的，实在是难说。马克思在他的理论中也谈到这个问题，他质疑艺术史是进化的，他说精神的发展水平一般说来和经济的发展水平是相适应的，但在某些领域和某些部门并不都是这样，比如艺术就不一定是这样。

另外，用现代化理论、现代化模式取代建立在阶级论的基础之上的革命史范式已成为学界主流。原来把1840年以来的历史写成一部革命史，现在可以写成一部不断现代化、不断向西方学习的历史。这一历史写作模式开始于蒋廷黻先生，蒋先生的《中国近代史》非常典型，完全从文化的角度、从向西方学习的角度，即现代化的角度来描述这段历史。过往我们是从阶级、反抗、民族、革命的角度来解释历史。但就目前来看，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较量，以现代化范式占上风的局面终结。换言之，尽管革命史仍然是这一段历史中必不可少的成分，但在学界占主流地位的历史书写模式，无疑是现代化范式。

近30年来传入了一个大理论——市民社会理论，商会、商帮、市民社会等概念一段时间之内在史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一影响虽然很快就消沉下去了，因为中国的社会情况很难用市民社会来解释，但市民社会理论的引入在一段时间之内的确给历史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另外张仲礼先生提出一个概念“士绅社会”，与费孝通先生一样，他致力于从本土提炼概念，像“士绅”这样一个概念就能解释非常多的东西，这些概念都对历史研究产生很大的作用。

就我而言，一些并非由我提出的概念，也可作为我研究历史的一些遵循。一是我特别强调“战时史学”这个概念，很多东西都能归到战时史学这个范畴之内。为什么强调两大对立阶级，把一切看作是阶级斗争，我认为当代史学因为那是处在战争的特殊年代。“战时史学”这个概念提出之后，我本来应该沿着这个概念继续做，但因为受到人们的质疑，我不想违背潮流，所以从那以后这个概念基本上就没再被进一步地使用和深化。但是如果时机适当，“战时史学”这个概念还可以被继续延伸，继续往前探寻，这个概念能够解释很多1949年之前的史学现象。二是我经常使用“泛政治化社会”这个概念。我把从1949年到1979年的中国社会称作是泛政治化社会。这个概念的使用给我带来很大方便，它能够解释为什么这一段史学是这个样子，这一时期的史学变迁和泛政治化社会密切相关。三是新史学与新汉学这一对概念。此前，新史学和新汉学这一对概念就已经存在，我专门作了一篇文章《新史学和新汉学》，通过这一对概念来描述20世纪史学的演变线索。可以说，要想描述学术变迁，必须使用概念，要长时段地描述史学变迁，要给这一段史学理出一个脉络来，没有概念不行，没有理论不行。怎么描述20世纪史学史？这么多史学家、文章、著作、杂志，我一个个点评吗？那是写历史吗？就像一堆散钱，我得找个钱串子把它串起来。所以我就使用了新史学、新汉学，史料派、史观派，或者是唯物史观派、史料考订派等概念，这些概念的使用给我带来了极大的方便，能使我最大程度地简化史学的图景，抽出最主要的东西来。

另外还有很多概念，再给大家略作介绍。比如1995年，李泽厚、刘再复他们提出“告别革命论”，一直到现在对整个史学界都影响巨大。一个口号、一个概念的提出，往往像一束光亮，能把黑暗照明。最典型的是李学勤先生的“走出疑古时代”，影响之大，难以想象。李学勤先生此前虽已为大家所知，但能迅速达到如此炙手可热的程度，和“走出疑古时代”概念的提出密切相关。2004年，我受池田知久先生之邀去东京讲学，经常同南开大学哲学系一位刘先生一处散步。我们两个人曾谈起李学勤先生，当时我给他打了个比方，说李学勤先生在这之前写了大量的书，并没有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但是1992年李先生提出的“走出疑古时代”，就像个探照灯，一下照在一大堆玻璃上，所有的玻璃都熠熠生辉，炫人耳目。他说他明白这个意思了。在“走出疑古时代”这个概念映照之下，李先生所有的书都展现出别样的意义。在这之前找不到一个东西把他这些书全部贯穿起来，“走出疑古时代”这个概念提出之后，就把李先生所有的书都贯穿起来了。它不但把李先生所有的书都贯穿起来了，而且把所有批评顾颉刚先生的东西都贯穿起来了。

所以我经常说，“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这个概念能把顾先生所有的东西都贯穿起来。顾先生在民国年间尽管读书很多，并不意味着当时他的水平最高，但是别人并没有提出一个笼罩古今的概念，叫“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而这样一个概念、这样一个命题、这样一个治学门径的提出，使顾先生在学术史上占据了别人不可替代的地位。

一些史学家在史学界能造成如此巨大的影响，相当程度上来源于他们所使用的理论，来源于他们所运用的概念工具，这是现代史学和传统史学一个非常大的差异。理论有什么作用，作用在哪里，我只能举这些实例。我目前还没能从这些实例中概括出一个系统来，比如把它分门别类，理论能起这个作用、那个作用，一二三，目前还达不到这样的程度。今天给大家所讲的都是一些临时性的想法，争取将来把这些想法理论化、系统化，甚至于把它概念化，然后再提供给大家。

（本文系作者于2017年1月6日上午在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2016级中国史专业研究生班上的讲稿，博士生汤莹根据录音进行转换整理，郭震旦副教授做了部分校阅工作，作者对文稿做了最后的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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