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戛尔尼为什么坚持从杭州水陆兼行到广州？除了前文已述及的他想借此更深入地观察中国这一缘由之外，还有一个念头，即他想与大清帝国的要人一起多待一些日子，《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的作者阿兰•佩雷菲特认为，这是唯一可以说得过去的解释。阿兰分析道：“他（马戛尔尼）不愿意放弃同国家要人之一再呆上40天的机会。他希望从北京开 始同松筠一起旅行中建立的接触能这样延续下去。何况要来陪他的要人长麟总督将在未来若干年内成为公司（指东印度公司）与英国商人真正的对话者。”阿兰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但在史实上稍有出入。马戛尔尼提出从杭州分道行走的请求时，他还不知道新任两广总督“长大人”（长麟）将陪同他们一起前往广东。

长麟（？—1811），字牧庵，皇族出身，乾隆四十年（1775）进士，任刑部主事、郎中，出为福建兴泉永道，累迁至山东巡抚，因审案失实而去职，乾隆五十八年（1793）初授任浙江巡抚。长麟相貌生得奇伟，办事明敏，有口才，且品行端正，为官清廉，故而也不免得罪人，乾隆宠臣和珅就不喜欢他。但皇帝知道他的为人和能力，需要时还得重用他。这不，就在英国特使马戛尔尼等在万树园大幄次觐见乾隆皇帝的次日，皇帝调整了若干省的督抚：将两广总督福康安调任四川总督，将浙江巡抚长麟调补两广总督， 将山东巡抚吉庆调任浙江巡抚，同时谕令吉庆速赴浙江新任，长麟于吉庆到任后即赴广东新任，俱不必赴京请训。正因为这一新的任命以及贡使回程路线的调整，长麟与英国特使马戛尔尼有了很大的交集。

马戛尔尼对杭州的“长大人”是有着好感的，尽管此前他们并未碰面，而只是间接地发生过关系。这种好感建立在松筠对长麟的介绍上。

九月十七日（10月21日），特使船队还未抵达山东省境，这天上午，马戛尔尼去见钦差松筠。两人谈了很多，其中谈到广东的关税弊端。松筠说：“虽然敕书对此写得笼统，但皇上已在暗地里派人切实整顿了，用不了多久贵使就可以看到新的眉目。”马戛尔尼听了，马上问道：“这个派人切实整顿的消息确否？”松筠回答：“那当然是确切的。”他继而对新任两广总督做了一番介绍。松筠说，这位新任总督长大人乃是一位能员，皇上很信任他。他办起事来对本国人铁面无私，对外国人却很讲情理。前在浙江任内政绩甚好，故此次皇上特派他为两广总督，要他将该省前此各项弊端一一查明复奏，且许其便宜行事，酌量兴革。料想长大人到广东后，全省政务必大有起色。只是广东地方既大，积弊亦深，非短时所能整顿廓清，即如关税一项，具体整顿之法当非贵使在中国时所能得知，只能以后通过贵国船只带信通报了。

松筠

九月二十一日（10月25日），松筠到马戛尔尼的船上谈话，又夸奖了一番新任两广总督，他说：“长大人为人公正不阿，将来到任广东之后定能将从前积弊一洗而清。贵国商人必能大受其惠。”九月二十七 日（10月31日），特使船队航行在江南省江北境内，这天松筠去见马戛尔尼，又说起长麟的好话：“从前皇上对于贵使到中国来颇有些疑虑，现在却已明白贵使之来无非为联络友谊及振兴商务起见，所以皇上已向新任两广总督特降谕旨，要他切实整顿外洋入口税务，以后倘若洋人受了冤屈，许其直接禀报总督大人查办，而不必依照从前规矩由行家转手。”以马戛尔尼在《觐见记》中的记载，松筠每次说话都“神气殷恳”，不容得他不相信。但是上述松筠所说皇上派长麟到广东整顿商务之事是否属实呢？难说。

虽然原两广总督、蛮横的福康安将广东的对外贸易搞得怨声载道，但在乾隆皇帝眼里这似乎不是个事，他认为福康安在广东任上将缉盗、盐务、靖边诸事办得很有端绪，已经没有什么必需福康安留在广东办理的大事了。他将福康安调任四川总督，为的是希望凭其平定西藏廓尔喀之乱的威望，以“控制边陲，驾驭屯土番众，督办军需销算”。至于长麟，因其在“（浙江）巡抚任内诸事尚能留心”，皇帝将他升任两广总督，在任命的上谕里，要求他到任广东后，“一切地方边关事宜俱应循照福康安立定章程认真妥办”。由此可见，松筠关于皇上已派长大人到广东整顿关税的说辞，很有些糊弄马戛尔尼的意思。而被糊弄的一方倒是对糊弄者挺有好感，马戛尔尼评价松筠“性情和易平近，在华官之中当推为一最有识见者”，又说松筠对他说话时“情意之诚恳，足令吾深信其字字由衷，绝无虚饰”，甚至说连松大人对他说的一席话如果都含有虚伪敷衍的性质，而非推诚相待，那么“松大人可谓世界第一虚伪家矣”。借用今天的流行语，松筠真是一个“大忽悠”，不过对此不能做道德上的评判，因为皇上交给松筠的一大使命是安抚失望而归的贡使，不使他们怨气冲天地离开中国，所以这忽悠人的功夫正是松筠完成所负特殊使命之必需。乾隆皇帝以善于应付、能说会道的松筠替代顽固的、不善处理关系的长芦盐政徵瑞为钦差，护送贡使一行南下，确是选对了人。

经由松筠对长麟的屡次夸奖，马戛尔尼不由得对这位新任两广总督、杭州的长大人充满了憧憬。说来也是，长麟将要在广东所做的事情正是马戛尔尼在北京向和珅呈递的说帖中提出的第6项要求，如今这件事情有了转机，如果真能如愿，那也可以勉强对得起东印度公司对此行的赞助了。迨至船到常州，松筠告诉马戛尔尼，新任两广总督长大人将陪同（上谕里用的是“照管”“管押”等词）他们赴粤。松筠还说，贵使到了杭州，既有长大人作伴同往广东，他就不必再向南方走了，到了宁波送马金托什船长等人上船后就回京复命。皇上的这个新的恩典，对马戛尔尼来说是一个天赐良机，他正好利用去广州的机会，在途中与长大人搞好关系，为英商争取公平或优惠的税率待遇。

那么，长麟对于贡使马戛尔尼及其使团又是怎样的态度呢？限于资料，可知的仅是长麟为使团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奉承皇帝之命而作出的职务行为，虽谈不上好恶，但委曲、苦劳、功劳都是有的。跟乾隆皇帝一样，从这年年初开始，长麟为使团的事忙活了一整年；在当时有关的各地方大员中，长麟可能是最为辛苦的一位，当然辛苦也有所得，他从浙江巡抚升迁至两广总督。长麟与沿海各省督抚一样，根据皇上的旨意，从乾隆五十八年正月开始，为迎接英吉利使臣做准备。长麟在当年正月二十八日呈递的奏折中说，接到谕旨后，他马上“飞咨提镇各臣，一体遵照早为料理”，如果贡使从浙江海口收泊登岸，即令陆路营汛兵弁及海口处所“整齐队伍，以示天朝体统”，再委派明白干练大员照料护送进京；如果贡使由海道行走，亦饬令水师战船“罗列旗帜，兵弁作来往梭织巡洋形势，不许逼近贡使船只”，免得贡使猜疑。上述长麟表示要做的事，其实全是乾隆皇帝上谕中详细吩咐的，所以长麟所说的不过是一种表态；在传统皇权专制社会，臣下对于皇上的谕旨，第一件紧要的事是积极地表态，至于到底如何做，做了没有，比天还高的皇帝是不太知晓的。

在马戛尔尼使团船队未抵舟山之前，在五月十四日，定海镇总兵马瑀率兵巡洋时发现一艘军舰，经询问得知是英吉利国派来打探该国使团船只消息的。时在台州督办缉匪事宜的长麟在十九日晚得到马瑀的报告后，立即飞咨马瑀，要求他将该船“暂行伴留”，自己则连夜驰赴定海县亲为查看。二十二日，长麟驰抵余姚县，又接到总兵马瑀的报告，说十九日未时因风顺该夷船要求开行，马总兵与宁波知府克什讷已派属下护送该船前往江南海域。这个消息让长麟颇为气恼，马瑀太不晓事了，在未收到他的回复的情况下，竟会同宁波知府擅自同意并护送英船开走。长麟立即将情况奏报皇上，并以马瑀“冒昧荒唐，遇事毫无纪律”，请求“交部严加议处”，宁波知府克什讷也请一并“交部严加查议”。

长麟做出如此强烈的反映，大概一则贡使之事乃皇上最关心的事，马虎不得；二则马瑀的擅作主张使他空跑了一趟。然而令长麟想不到的是，皇上却认为外夷素性多疑，若令其停泊候信，未免心生猜疑，故应听其自便。至于马瑀，乾隆认为其固有“未报该抚应得之咎”，但“尚非大过”。可见，皇帝认为长麟的反应有些过激。为了补过，长麟后来在马戛尔尼使船到舟山后呈递的奏折里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在恭维皇上“圣明烛照与日月同明”的同时，将皇上的意思飞咨沿海各省督抚提镇，提醒他们将贡使已到浙江的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探船上的夷官。

之后，长麟从余姚县顺道前往提督驻扎之地宁波，查看营务，然后准备再回到台州府继续督办缉匪。二十九日，还在宁波的长麟又接到马瑀咨文，得知二十七日英吉利国使臣船只四只已抵定海外洋，并称因船大不能收口，停在外洋又怕波浪太大磕伤贡物，故欲于次日即行开往天津，已妥为照料，护送开行。这次长麟吸取了教训，他向皇帝报告说，因船大不能收口，自应令其仍由海道速赴天津，所以接到通报后即移檄马瑀与克什讷，要求他们“多委妥员，小心护送”；同时由六百里飞咨沿途各省督抚及各镇总兵“一体照料，接护办理”。皇帝在览阅这份奏折时，于“马瑀咨称”等字左边上批了两行字：“其处分竟可免，即有旨”，又在奏折的末尾批了个“好”字，皇帝对长麟他们的处置表示满意。这不，恩惠随即而下，而且大家都有份。马瑀以其在巡哨时见有夷船远来，即能探询明确，迅速咨报，“尚属留心”，“着免其察议”，克什讷亦一并宽免。长麟则因所办妥协，“着赏大荷包一对、小荷包四个，以示 奖励”。

荷包

皇帝为什么将荷包作为赏赐物？说来话长。荷包本是汉族传统服饰的一种小配件，历代都有。因传统服装没有口袋，人们随身佩带一种装零星物品的小包，这种小包就是俗称的荷包。盛物是荷包最初最实用的功能，后来渐渐衍生出如定情信物之类的其他功能，荷包的样式与做工也愈趋多样和繁复。到了清代，这种普通的服饰又被满人赋予特殊的含意。满语称荷包为“法都”。满洲先人以狩猎为生，出没深山老林之中，以挂在腰间的用兽皮做成的囊袋中的食物充饥，皮囊上口用细皮带子抽紧，这是满人荷包的雏形。后来，满人征战天下，为方便行军打仗，骑士们在腰带上系挂着火镰荷包之类的小物件，火镰荷包即是储放打火石的小包。天下安定，不打仗了，这种佩戴荷包的习惯，从皇帝到奴才都仍然保留着。《红楼梦》中贾宝玉就佩戴着黛玉为他精工绣制的荷包。皇帝常常或不定时地以荷包赏赐内外臣工，以示恩宠，让臣子“见荷包如见联一般”；每至岁暮，皇帝赐御前大臣“岁岁平安荷包”；皇帝选妃选中者亦赏赐荷包；英国特使马戛尔尼的侍童、副使斯当东的儿子小斯当东随同觐见乾隆皇帝时，因他会简单的汉语，皇帝解下身上佩挂的荷包赏给他。回过头看皇帝给长麟的赏赐，一次性就赏了大小荷包6只，由此可见清代宫廷用荷包需求量应是相当可观。如此大量的荷包，宫中作坊肯定供应不及，而常需由织造、盐政等订制备办。至于赏赐荷包的大小和数量，为什么大荷包是一对，小荷包是四个，其中有何讲究，限于史料尚不得而知。

由于舟山是使团船只第一次停泊与中国官方正式接头的地方，根据此前皇帝的旨意，应予赐宴。但马戛尔尼因急于进京履行使命，以他们国王要求本年八月间赶到京城向乾隆皇帝祝寿，且船体太大不能进港停泊之由，对赐宴予以婉拒。为了表示大清国的恩典，马瑀、克什讷等就将牛羊鸡鸭米面柴炭茶烛等一大批生活物资，都送上船去。这些物资未必全是英使船上用得着的，但这样做也是秉承皇上厚待远人的旨意。因风色不顺，使团船只在舟山多停留了几天，直到六月初一日才从舟山青龙港（在普陀山岛外海）开行。

使团船只北上了，长麟紧绷了好多天的神经终于可以舒缓下来，该干嘛还继续干嘛。但这只是暂时的，使团的事与他关联的还多着呢，而且还有更重要的使命等待着他去完成。当然，这些都不是事先能够预知的。

文章原名《杭州的“长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