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元宋杂剧石雕 （一）

广元宋杂剧石雕 （二）

宋室南迁，或肇端于北宋徽宗宣和年间。宣和七年（1125）十月，金下诏攻宋，派完颜宗翰（粘罕）等自西京（今大同）攻太原；宗望等自平州（河北）攻燕山。十二月，童贯自太原逃回京师。金西路军破朔、武等州，围太原府；东路军至燕山，郭药师执蔡靖等降金。金使臣至开封，以割地称臣胁宋，宋使李邺赴金求和。是月，徽宗禅位于太子赵桓，是为钦宗，尊徽宗为教主道君皇帝。钦宗靖康元年（1126）正月，金兵至黄河北岸，宋梁方平部奔溃，南岸何灌部亦烧桥溃败。道君皇帝遂南逃。金兵以索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缎百万匹，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并以宰相、亲王为质，作为议和条件，钦宗一一答应。次年，金兵掳徽、钦二帝、后妃宗室和大批官吏、内侍、宫女、技艺工匠、倡优等，以及礼器法物、天文仪器、书籍地图、府库蓄积北撤而去。至此，北宋灭亡。五月，康王赵构即位于南京（河南商丘南），改元建炎，是为高宗，南宋始此。此后，金兵变本加厉，继续南侵，高宗不断南逃。建炎三年（1129）二月，高宗至杭州，以州治为行宫，升杭州为临安府。五月，至建康，致书宗翰，谓“愿用正朔，比于藩臣”。闰八月，赴浙西，后暂驻越州（今绍兴）。十二月，乘海船逃往温、台沿海。直至绍兴八年（1138）二月，才从建康回临安，第三次驻跸杭州，遂定都于此。

　江西鄱阳南宋洪子成墓出土的南戏人物瓷俑（一）

杭州本有“东南第一州”之称，宋仁宗赵祯于嘉祐二年（1057）作的《赐梅挚出守杭州》诗中曾有“地有湖山美，东南第一州”之咏。随着宋室南迁，杭州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大批官吏、内侍、宫女，各类商贾、工匠、倡优等，纷纷南下，杭州则变得更加繁华。正如《都城纪胜》作者灌圃耐得翁在自序中所说：“自高宗皇帝驻跸于杭，而杭山水明秀，民物康阜，视京师其过十倍矣。虽市肆与京师相侔，然中兴已百余年，列圣相承，太平日久，前后经营至矣，辐辏集矣，其与中兴时又过十数倍也。”可见杭州的繁华远胜汴京，这为戏剧的兴盛创造了各种有利的条件。

首先是人口骤增，商业勃兴，带给戏剧勃勃生机。据宋周淙《乾道临安志》“户口”载：自陈置钱塘郡，隋废郡为杭州，户一万五千三百八十。唐贞观中，户三万五百七十一，口一十五万三千七百二十九。开元中，户八万六千二百五十八。《太平寰宇记》载：皇朝初，户，主六万一千六百八，客八千八百五十七。《九域志》：户一十六万四千二百九十三，客三万八千五百二十三。《两朝国史》：户二十万五千五百六十九；今户二十六万一千六百九十二，口五十五万二千六百七。

时人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九也说：“自高庙车驾由建康幸杭，驻跸几近二百余年，户口蕃息，近百万余家。杭城之外城，南西东北各数十里，人烟生聚，民物阜蕃，市井坊陌，铺席骈盛，数日经行不尽，各可比外路一州郡，足见杭城繁盛矣。”人口骤增，带来商业繁荣。据《都城纪胜》“市井”条载：“自大内和宁门外，新路南北，早间珠玉珍异及花果时新、海鲜、野味、奇器天下所无者，悉集于此；以至朝天门、清河坊、中瓦前、灞头、官巷口、棚心、众安桥，食物店铺，人烟浩穰。其夜市除大内前外，诸处亦然，唯中瓦前最胜，扑卖奇巧器皿百色物件，与日间无异。其余坊巷市井，买卖关扑，酒楼歌馆，直至四鼓后方静；而五鼓朝马将动，其有趁卖早市者，复起开张。无论四时皆然。如遇元宵尤盛，排门和买，民居作观玩，幕次不可胜纪。”在这里做买卖的不仅是杭州人，“尚有京师流寓经纪人，市店遭遇者，如李婆婆羹、南瓦子张家糰子”。人口急增，商业勃兴，市民阶层扩大，迫切需要娱乐，瓦舍勾栏遍设，必将带来戏剧繁荣。如同条所载：“此外如执政府墙下空地，诸色路岐人，在此作场，尤为骈阗。又皇城司马道亦然。候潮门外殿司教场，夏月亦有绝伎作场。其他街市，如此空隙地段，多有作场之人。”戏剧及各种伎艺的繁荣，无疑成了当时杭城市井一道特殊的风景线。

南宋《灯戏图》（一）

南宋《灯戏图》（二）

其次，南北文化艺术的交流与融合，加速了戏剧的盛行。随着宋室南迁，汴京的各类伎艺，诸如杂剧、说话、诸宫调、唱赚、杂扮、影戏、傀儡等大批路岐人，纷纷南下。如建炎三年二月，高宗至杭州，升杭州为临安府，汴京杂剧及诸色伎艺人如“小唱”李师师等，随驾流寓杭州等地。绍兴十四年，临安恢复教坊，置乐工四百十六人。而当时杭州驻军多西北人，乃于城内外创立瓦舍凡十七处，招集妓乐，以为军卒暇日娱戏之地，其中就有来自汴京的路岐人，即流动卖艺的民间艺人。他们与江南诸州的众多艺人会聚于教坊或瓦舍勾栏，促进了南北艺术的交流与融合，加速戏剧的发展。例如杂剧，北宋时，其脚色尚处于初步形成时期，每场只由四五人承扮，依次演出艳段、正杂剧。

南渡后，杂剧发展为综合表演艺术，脚色越分越细，据周密《武林旧事》卷四“乾淳教坊乐部”条记载，仅“刘景长一甲”即有八人，除去重复的，即有戏头、引戏、次净、副末、装旦，他们分别为李泉现、吴兴祐、茆山重、王喜、孙子贵。

又如诸宫调，创于北方，南方无之，北宋熙宁、元祐间，泽州孔三传“首创诸宫调古传，士大夫皆能诵之”，亦随宋室南渡而传入杭州，为杭州新增了一曲种，著名演员有熊保保等，《梦粱录》卷二十“妓乐”云：“说唱诸宫调，昨汴京有孔三传编成传奇灵怪，入曲说唱。今杭城有女流熊保保及后辈女童皆效此，说唱亦精，于上鼓板无二也。”此外尚有高朗妇、黄淑卿、王双莲、袁太道等。

又如唱赚，亦起于北宋，有缠令、缠达，基本只用两腔递相循环演唱，南渡后则有较大的发展，其中如慢曲、曲破、嘌唱、耍令、番曲、叫声等，构成较为严谨的联套曲体。

又如说话，亦名舌辩，始于汉魏，北宋包括小说、讲史两类。其中小说，又名“银字儿”，分烟花、灵怪、传奇、说公案等；讲史，为“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南渡后，又增出“说铁骑儿”“说经”两类，前者指士马金鼓之事，后者谓演出佛经，与小说、讲史合称“四家”，或承应内廷，或卖艺勾栏，著名艺人多达90余人。

宋杂剧绢画（一）

宋杂剧绢画（二）

第三，上层统治阶级留恋歌舞戏剧，也促进了戏剧的发展。宫廷豪门奢靡，每宴必用歌舞戏剧助兴，或令教坊承应，或差拨临安府衙前乐等人充应。例如宋理宗朝（1225—1264），每五月五日天基圣节，禁中均要举行寿筵，必令教坊承应。排当乐次分“上寿”“初坐”“再坐”三场。其中“上寿”共13盏，乐奏夹钟宫，主要是歌舞。除《万寿永无疆》引子外，其余依次为：觱篥起《圣寿齐天乐慢》、笛起《帝寿昌慢》、笙起《升平乐慢》、方响起《万方迎慢》、觱篥起《永遇乐慢》、笛起《寿南山慢》、笙起《恋春光慢》、觱篥起《永遇乐慢》、方响起《碧牡丹慢》、笛起《上苑春慢》、笙起《庆寿乐慢》、觱篥起《柳初新慢》、诸部合《万寿无疆薄媚》曲破。“初坐”共10盏，乐奏夷则宫，除歌舞《万岁梁州》《圣寿永》《延寿长》等外，尚演杂剧。如第四盏，演杂剧《君圣臣贤爨》，断送《万岁声》；第五盏，演杂剧《三京下书》，断送《绕地游》。此外尚有“杂手艺”，如第七盏，演杂手艺《祝寿地香仙人》。“再坐”共20盏，除歌舞《庆芳春慢》《延寿曲慢》《月中仙慢》等外，尚有杂剧、傀儡、百戏、杂手艺等。杂剧，如第四盏演《杨饭》，断送《四时欢》；第六盏演《四偕少年游》，断送《贺时丰》。

五代南唐顾闳中画《韩熙载夜宴图》

傀儡，如第七盏，演《踢架儿》；第十三盏，演“傀儡舞”；第十九盏，演《群仙会》。百戏，如第十五盏，演“巧百戏”。参加演出的艺人有“杂剧色”：吴师贤等15人；“弄傀儡”：卢逢春等6人；“杂手艺”：姚润等9人；“女厮扑”：张椿等10人；“筑球军”：陆宝等24人；“百戏”：沈庆等64人；“百禽鸣”：胡福等2人；“舞旋色”：范宗茂1人。乐器有“歌板色”：李文庆1人；“拍板色”：王良卿等3人；“箫色”：傅昌宁等3人；“筝色”：陈仪等6人；“琵琶色”：王荣祖等5人；“嵇琴色”：李松三等人；“笙色”：侯璋等14人；“觱篥色”：齐汝

贤等32人；“笛色”：杨德茂等48人；“方响色”：余胜等6人；“杖鼓色”：朱尧卿等10人；“大鼓色”：王喜等4人。此外尚有“内中上教”：张明等5人。绍兴三十一年（1161），省废教坊之后，每遇大宴，则差拨临安府衙前乐等人充应，属修内司教乐所掌管。

可见，赵宋历朝统治者无不好乐，而艺人们为了博得最高统治者的青睐，除了在演技上精益求精外，还必须于戏剧创新上下功夫。例如杂剧体制，在强调“滑稽”的同时，力求“唱念应对通遍”（《梦粱录》），从而向综合性表演艺术迈进了一大步。其时，杭城内外，遍创瓦舍，大招妓乐。一年四季，配合节序，百戏竞演。班社林立，艺人繁多，有所谓“绯绿社”（杂剧）、“齐云社”（蹴球）、“遏云社”（唱赚）、“同文社”（耍词）、“角抵社”（相扑）、“清音社”（清乐）、“锦标社”（射弩）、“英略社”（使棒）、“雄辩社”（小说）、“翠锦社”（行院）、“绘革社”（影社）、“律华社”（吟叫）、“云机社”（撮弄）等等。南北四方各种伎艺汇集瓦舍竞演，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戏剧自然获得长足进步。例如南戏，此时已从温州传入杭州，改温州腔为杭州腔，进入瓦舍演出，并在反对封建礼教、宣传婚姻自由等方面发挥了作用。

文章原名《宋室南迁与杭州戏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