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因为杭州市政协组织的一次南宋德寿宫遗址考察活动，众多媒体纷纷报道德寿宫有望重现风采的消息（见杭州日报10月24日报道）。德寿宫再次成为舆论焦点，主要缘于它帝王宫苑的显赫地位，以及杭州对于南宋皇城大遗址保护的重视。

▲  德寿宫遗址考古现场。姜青青 摄于2018年8月

德寿宫除了近些年来的考古发现，它在文化上又有什么特点？其中又有什么奥秘可言？笔者因撰写《南宋皇城寻踪》一书（即将问世），对皇城“北内”德寿宫作过一些细究，发现它在文化上存在一脉相承的基因，而且在考古发现之外，又有重要遗物流传至今。

一、德寿宫承续汉唐宫城“标配”

中国自汉唐以来，宫室园囿营造往往人为开挖大湖，堆筑岛屿，形成“一池三山”格局，以象海中三神山（即蓬莱、方丈、瀛洲）。如唐长安大明宫（唐宫“北内”）的建造，挖成面积广大的太液池，池中又有蓬莱岛。除了追求长生不老的仙境意象，更多的是为了帝后嫔妃日常游赏观景的需要，同时大池湖泊也是宫廷救火消防之备。为此，历代宫苑建设中，开挖湖泊成为一种“标配”。

▲  唐长安（今西安）大明宫太液池，中间为蓬莱岛。姜青青 摄

唐长安兴庆宫（唐宫“南内”，唐玄宗朝堂宫苑）的湖池稍有不同，因为兴庆宫占地规模比大明宫要小很多，虽然也建有一龙池，却无蓬莱之类的神山仙岛。虽然如此，但池北的“瀛洲门”和“仙灵门”，也足以表明此地主人的一种愿景。

▲  北宋元丰三年（1080）吕大防等绘《长安志·兴庆宫图》碑拓（反相）。西安碑林博物馆藏

相比唐兴庆宫，南宋德寿宫占地规模又要小很多，但“标配”还是要有的，这就是对于“小西湖”的营建。从傅伯星先生考证绘制的图上看，德寿宫并无蓬莱三山之类的营造，但并不是说这里面就没有类似的意境。宋孝宗曾为德寿宫赋诗一首，极言这里的园林之胜，也为后人摹绘了德寿宫最初的园林景象。其中有几句说：“规模绝似灵隐前，面势恍疑天竺后。孰云人力非自然，千岩万壑藏云烟。上有峥嵘倚空之翠壁，下有潺湲潄玉之飞泉……圣心仁智情优闲，壶中天地非人间。蓬莱方丈渺空阔，岂若坐对三神山”。

▲  德寿宫后苑建筑分布示意图。傅伯星绘

可见这里的意象甚至比蓬莱三山还要让人称羡。可以说，德寿宫作为帝王宫苑，它的营造格局上追汉唐，比北宋皇城更为“规范”（北宋皇城的西北角有一规模很小的水池，于是在汴京城西又开凿了皇家御苑金明池）。

二、宋徽宗花石癖好在此成为一种文化“基因”

德寿宫和“南内”（即凤凰山下宫城）宫苑有一明显特征，即芙蓉花的屡屡显身。这应当就是高宗对徽宗的一种文化继承。

▲  宋徽宗赵佶《芙蓉锦鸡图》。故宫博物院藏

徽宗传世名画有《芙蓉锦鸡图》。芙蓉花花形硕大，淡雅清丽，盛开于秋季，故别号“拒霜”，是历代文人喜好的名花。另外，徽宗因石癖而生出的“花石纲”，曾引得天下民怨沸腾。而高宗显然承继了徽宗艺术趣味，他充分利用杭州的自然条件，一冈一径广植芙蓉，一石之像也如芙蓉。

▲  宋徽宗赵佶《听琴图》中精巧的石景。故宫博物院藏

德寿宫里有芙蓉冈（可与梅岗亭媲美），“松菊三径”也种有芙蓉花，园中太湖石取名“芙蓉石”。而“南内”在馒头山上建有芙蓉阁，并多处种植芙蓉花，如陈世崇《南渡行宫记》记载的“入门，垂杨夹道，间芙蓉，环朱栏”，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记载的“万卉中出秋千，对阳春亭、清霁亭，前芙蓉，后木樨”等。高宗常去的另一个御园富景园（也称东花园），临池也载有大片芙蓉花。

高宗还继承了徽宗爱石的“基因”，在德寿宫构造了一个微缩版的“飞来峰”。德寿宫立有一丛色泽苍润的假山石，玲珑剔透，如团如抱，恰似一朵盛开的木芙蓉，这就是著名的“芙蓉石”。这些都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徽宗的那幅杰作《芙蓉锦鸡图》，也使人恍然大悟，原来德寿宫东区的“芙蓉冈”和“松竹三径”（其中一径即以芙蓉为景），乃是继承了徽宗花鸟画的一些艺术审美倾向，当然，其中也饱含了高宗对乃父的缅怀之意。

▲  姜青青《南宋皇城寻踪》内页书影

三、由高宗爱梅生出的“梅花碑”传奇

后苑建设能更多体现帝后的个人癖好，以宫苑栽植名花来说，高宗更偏好于梅花。德寿宫和“南内”皇城中，均有不少以梅命名的建筑，如德寿宫主楼“聚远楼”又称梅堂，“南内”后苑“梅岗亭”也可见一斑。淳熙五年（1178）二月初一，孝宗到德寿宫看望高宗，两人一起观赏园内苍藓满树、苔须垂枝的古梅时，高宗说：“苔梅有二种，宜兴张公洞者苔藓甚厚，花极香。一种出越上，苔如绿丝，长尺余。今岁二种同时着花，不可不少留一观。”可见高宗对梅花喜好已经到了“专业”水准，对老梅的“行情”如数家珍。

德寿宫建筑后毁于南宋的一次火灾，南宋晚期以原址的一半之地新建宗阳宫。明代嘉靖中，宗阳宫成为南关公署，梅石则为公署后花园一景，因而又有梅花厅，匾题“梅石双清”。明代时“芙蓉石”旁的宋梅，枝干茂密，据称花繁叶茂时冠盖可荫及三亩之地，被誉为“德寿梅”。明末浙派画家蓝瑛、孙杕看到老梅古石尚在原处，便合作而成一幅梅石图，刻成梅石碑，立碑于此。杭州“梅花碑”地名由此而来。

▲  丁云川藏本（现藏西湖博物馆）梅石碑拓片（局部）。沈立新提供

入清以后，古梅终于香消玉殒。乾隆十六年（1751），又一名“高宗”到访德寿宫故地，他就是清高宗乾隆皇帝。乾隆帝慕“梅花碑”之名，特意来到宗阳宫寻访，却见梅已枯槁多时，唯有“芙蓉石”依然完好。乾隆帝在石上抚摩良久，不舍而去。第二年，“芙蓉石”被杭州地方官员用船运至北京。乾隆帝心里着实高兴，将“芙蓉石”改名“青莲朵”（芙蓉花别名木莲，锦葵科木槿属，而青莲多指莲科莲属的荷花，不知乾隆帝何以名之），御笔题字“青莲朵”刻于石上，并将此石置于圆明园。

乾隆三十年（1765），乾隆帝再次南巡至杭州。他重游“梅花碑”，却见梅石碑石身断裂，碑面剥蚀，漫漶难辨。惋惜之余，他命人依据断碑上蓝、孙原来墨迹，重刻梅石碑，置于旧碑原处。隔了两年，乾隆帝游圆明园看到“青莲朵”，触景生情，想为这块来自杭州的奇石重结梅石之缘，便命高手依照杭州梅石碑拓本，再刻一碑，置于“青莲朵”旁。

1860年英法联军焚烧圆明园，北京梅石碑和“青莲朵”却幸免于难。民国时，“青莲朵”被移至中山公园（现成为中国园林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梅石碑则被移至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前身），但它的原石杭州梅石碑，却不幸在文革时被毁。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杭州文史专家丁云川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发现乾隆时刻的那块梅石碑。几经周折，海淀区文保所精拓一本赠予丁云川。2005年丁云川又将拓本捐献给新建的西湖博物馆。2009年，上城区建设局聘请刻碑高手沈立新，根据丁云川捐献、西湖博物馆馆藏拓本，在德寿宫后圃遗址——佑圣观路梅石园，成功复制梅石碑，使得绝迹杭城近半个世纪的一大胜迹“梅花碑”得以复原。虽是明人作品的一再翻版，终显宋宫园林的天人之作。

▲  杭州佑圣观路梅石园一景。姜青青 摄

然而，对于杭州来说，“梅花碑”虽已复归原地，但“芙蓉石”仍“分居”他乡。如果我们也能利用现代科技手段，通过3D打印技术，则完全可以在丝毫不损伤原石的基础上，将“芙蓉石”1︰1原大原样复制回杭州。

“芙蓉石”重归故地，与“梅花碑”再结梅石缘，会有这一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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