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除了日本学者对唐宋转折的观察和研究，华人学者也提出了很有影响的论说，比如陈寅恪的中唐论、刘子健的两宋之交论等。您是如何看待这些论说的？ 陆扬：陈寅恪从来没有关心过中唐，他虽然有文章讨论唐后期的历史，但好像没有“中唐论”这个说法。他谈唐宋时期的变化并不是从这个角度去概括的，他更经常提的是“赵宋”。陈寅恪从赵宋回看的倾向非常清楚，但他有不一样的地方。其他学者从赵宋回头看唐代历史，一般不太注意南北朝到唐朝的变化，而陈寅恪同时又很注意从南北朝的制度（而不是政治）看隋唐，这种组合颇为罕见，可以说兼具两种视角，但这两种视角的形成则各有其背后的理路和思想资源，两者之间并非不存在一种紧张关系，怎么去调和这两种视角，他本人目前存留的著作里似乎并没有清晰的说明和深入的探究。 我手头在写一篇文章，讨论陈寅恪为什么会把他的研究重点最后集中在唐代。余英时先生有一篇《试论陈寅恪的史学三变》，他的总体解释当然很有说服力，但还是没有解释这个问题，陈寅恪为什么最后会把研究重心放在唐朝，而不是魏晋南北朝？我自己是做唐史的，对这个问题有一些基本的想法，比较能体会他的研究脉络。比如他为什么会想到这个问题，甚至为什么会把这个问题放在这个脉络下来讨论。我那篇关于对对子的文章（指《陈寅恪对对子说别解：兼论陈寅恪的文史之学》，正式发表时题为《陈寅恪的文史之学——从1932年清华大学国文入学试题谈起》，载《文史哲》2015年第3期）已经略微有所涉及，不过侧重点是外在的制度上的要求。他从清华国学院转向历史系，这样就得把自己的学问从国学院体制下的那种规范转为历史系那一套教学和科研体系，但更重要的是内在的层面。 陈寅恪为什么选择唐史？这应该不是一个简单的选择，而是目的性很强的选择，而且，他从赵宋回过去看唐代，也不是简单的赞扬宋朝。陈寅恪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朱熹，一个是欧阳修。他在史学上的一些判断，尤其是对隋唐的判断，深受朱熹的影响。他用斩截的语言概括性地把历史大脉络揭示出来，这应该是受到像《朱子语类》一类著作的启发，所以能用三言两语把很复杂的现象说出来。欧阳修的史观对他也很有影响。可以说他最初是通过读这些东西进入唐代的。 我一直在想，陈寅恪最初是什么时候进入唐代的。他给王国维写的挽词里面用了不少唐代的典故，其中有一句“依稀廿载忆光宣，犹是开元全盛年”，很明显套用了杜甫的“忆昔开元全盛日”。很多人感到奇怪，为什么一般人都看作衰世的晚清，陈寅恪会当作开元盛世？其实唐末有一段时间是承平的，从宣宗到懿宗长达三十年，是唐朝中后期相对最安定的时期，基本上没有什么内乱，完全是清流的统治。 这个时期的承平气象，让很多士大夫回忆开元盛世的光景。当时出现大量笔记谈论开元，并不是因为那个时代乱，恰恰相反，而是进入一个让他们能够联想起开元的时代。从今天的角度看，唐末怎么会是盛世呢？但是如果站在士大夫精英的角度，那个时候的小闹小变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这牵涉到历史感觉的问题。唐朝灭亡有很强的突发性，虽然它积累了各种矛盾，但要是没有黄巢出来，唐朝未必会崩溃。扯得有点远了，不过我的意思是说，清朝和唐朝一样，都是从内部解体的，而且，除了唐朝，我们找不到另一个朝代跟清朝有这样的相似性。而陈寅恪身处晚清，本身又是个极其敏感的史学家，他选择唐史作为自己的研究重点，可能有这方面的考虑。 陈寅恪为什么做元白诗考证？一来是因为元白诗里面历史资料比较多，二来恐怕是针对新文化运动中对白话诗历史的建构而来。在他看来，胡适、钱玄同等人并没有真正理解元白诗，只欣赏其白话文学性的一面，却忽略了元白。陈寅恪解读元白诗的方式，如今未必学界都接受，但他有一点很了不起，他是把元白诗放在整个晚唐科举书写系统里来理解，关注到科举带来的诗体上的一次革新，是文化上的一次革命。这个角度对理解唐后期的诗歌确实很有帮助。用元白诗证史，那是史实的考证，并不是陈寅恪所有的工作，他真正重要的工作是研究科举的写作，实际上诗体和文体是相合的，这个才是他最大的贡献，反倒这一点被很多人忽略了。 至于两宋之交变革说，这是刘子健先生很重要的观点。不像郝若贝等人忽视对政治的研究，刘子健深受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注重从政治的角度进行研究。另外，刘子健的两宋说跟宋元明过渡论（transition）很有关系。 宋元明过渡论的关键有两点，其中一点就是地方性，宋元明过渡论不大关注最上层的政治体制的变化，更关注大一统帝国跟地方社会的关系，即local society跟imperial government 之间的关系是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宋元明过渡论特别强调这种关系的变化，而唐宋变革论恰恰在这点上强调不足，因为唐代缺乏史料，只能谈论藩镇与朝廷的关系。如果要谈论某个地域与朝廷的关系，唐代在资料上远远不如宋代丰富。宋元明以后，就可以讨论地方跟朝廷的关系。“华南学派”的研究基本上可以跟宋元明过渡论连起来，但宋元明过渡论跟以前的明清专制说不一样，明清专制说关心的还是政治体制方面的问题，而宋元明过渡论不管上层怎样，关心的是地方社会怎样融入帝国的意识形态里去。美国的中国史学者也很重视唐宋变革论，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发展出新的观点，其中郝若贝（Robert Hartwell）和韩明士（Robert Hymes）堪为代表。您在《清流文化与唐帝国》的“序论”中对郝若贝提出批评，认为“这一论说基本是以宋代成熟期的某些现象为出发点，用化约的方式制造出唐代的某种理想形态，将两者加以比较以确定变化的特性，并且找寻导向宋代这些现象的唐代元素，这是一种典型的后见之明”。能否展开来谈一谈？陆扬：郝若贝关注唐宋变革，但主要是想解释宋代，对唐代的解释非常有限。郝若贝这辈子最重要的一篇文章就是《750—1550年中国的人口、政治与社会转型》（“Demographic,Political and Social Ttransformation of China, 750-1550”）。他原来是做经济史的，主要关注两个问题，一是唐宋以后经济的变化，二是想探讨经济变化怎么影响社会阶层的流动。谈到社会流动，自然要讲到何炳棣和Kracke，他们在西方学界最早注意到科举对中国精英阶层流动的影响。何炳棣研究的是明朝，跟他合作的是芝加哥大学的Kracke，他很早就提出科举对社会阶层的流动有关键性的影响，而他的研究重心放在宋朝，只是他没有像何炳棣那样做深入细致的分析。郝若贝当然受到他们的影响，他想更深入一步，探索社会经济是怎么影响社会阶层的流动的。他后来发现，社会阶层的流动性并不像何炳棣他们讲的那么大，他主要着眼于社会精英，提出三段论，他认为宋以后，尤其是南宋以后，社会经济的变化，尤其是江南经济的发展，促成了地方精英的产生，而地方精英更关注地方事务，不再把重心放在中央做官。这只是我对他的观点的概括，至于他讲得对不对，还要做很多分析。 最有意思的是，郝若贝接受了一个常规性的认知，也就是唐朝是贵族社会这个观点。对这一认知有贡献的学者很多，其中包括我的老师杜希德先生。为什么唐朝实行科举制，仍然是贵族社会呢？杜希德先生认为，科举对官僚体制的构成没有造成很大的变化。如果要细讲起来，杜希德的这个分析是针对陈寅恪的。陈寅恪认为武则天以后科举不得了，造成很大的影响，他是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把握这段历史的，而杜希德是社会史家，他虽然也重视制度，但他觉得这个制度创造出来的只是很小一部分人。在这一点上我跟杜先生的看法迥然不同，因为少数人创造的社会想象力可以很大，尽管科举制造出来的人才确实只占社会总人口很小一部分。在这个基础上，杜希德先生认为，实际上更多的人还是通过门荫等渠道进入仕途的，而门荫很容易跟贵族联系起来。在他眼里，唐朝社会还是一个受门阀大族掌控的社会，而孙国栋等学者的研究都可以支持这个看法。郝若贝接受了包括杜希德在内的这一系列看法，从而简单地认为唐朝是贵族社会。而我认为“贵族”这个概念本身就有问题，因为它忽略了很多关键性的变化。比如清流的变化，清流根本就不是门阀，而是通过其他渠道构成的新群体。 郝若贝另一个重要的贡献在于，他认为北宋前期出现了一个所谓职业官僚群体（professionalelite）， 这群人在中央把持朝政，地位又很高，家族之间互相联姻。郝若贝认为这是宋朝的一个特殊现象，既不完全倚靠出身，又不算地方精英（local elite），是士大夫的一种过渡形态，他把北宋精英定义为这样一种类型，尤其是在北宋前期到中期。这就跟刘子健的两宋变革说对应起来，这两种说法构成了一种竞争关系。 在郝若贝那个时代，社会史在欧美学界比较受重视，而政治史研究越来越不受重视。而且，西方学者比较重视概念、理论训练，当时就占据了上风，包括韩森（Valerie Hansen）、韩明士、Paul Smith在内，都是宾大培养的。他们从社会的角度探研中国历史，逻辑比较清楚，对史料的掌握也有相当深入的造诣，跟西方的对话又很多，显然盖过了刘子健的两宋说。郝若贝的贡献就是他注意到职业官僚群体，这是挺有意思的，但我觉得职业官僚群体并不是从宋朝开始的，实际上唐朝就已经有了。清流群体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职业官僚群体，只是他们是另一种定义上的职业官僚群体，所以郝若贝讲的比较笼统，他的观点后来受到Beverley Bossler等学者的修正。 韩明士主要是要印证郝若贝士族地方化的观点，用来解释像江西抚州、浙江金华这些地方突然间在科举上取得成功。他们认为，到了南宋，士大夫把重心从朝廷转向地方——这里面其实相当复杂，既是生活方式的选择，同时在做出这种选择之后，会建立起一套新的人生观。西方学者像包弼德的贡献就在于，把宋明理学跟精英的活动结合起来，认为宋明理学建立起一套新的世界观。这套世界观正好对应地方精英的身份，从理论的层面给他们实际生活提供支持，使他们在地方上安顿下来，做一个士绅（gentry），做一个地主（landowner），关心乡里，又有各种文化资源，但心理上他们未必局限在这样一个小地方，可能还有很大的抱负，而理学恰好填补了他们内心的这种渴望。 但是，郝若贝这样概括唐朝，犯了一个很大的错，忽略了宋朝很多制度出现的根本原因。他在解释宋朝出现的一些现象时会有不恰当的偏重。一些现象的出现在逻辑上并不是那样的，就是因为他把唐朝的历史简单化了。我们的工作其实是要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宋朝制度来源的认识。比如宋代的文治，赵匡胤为什么要搞文治？是他拍脑袋想出来的吗，还是因为五代的战乱？显然不是的。“文”的体制在五代已经逐渐被接受了，进入统一的帝国的时候，这套东西就可以用上了。原来在分裂的局面没办法施行的，到了宋代可以施行了。也就是说，五代为后来施行文治奠定了一个基础。以前往往认为宋代是反五代的，其实宋对五代也有很大的继承性，我们应该注意到历史的另一面。有学者认为，唐宋变革论是向前追溯中国历史，将中唐以后跟之前相比较得出的认识。如果向后看，则是宋元变革论，变化从南宋开始，贯穿整个元代，开始中国历史走向近代的滥觞。另外，也有学者提倡宋元明过渡说。这几种超越朝代的长时段历史观察，是否可以说反映了学界对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一种新倾向？陆扬：这也不能说是一种“新”倾向。中国的学者虽然也渐渐关注这些问题，但我们的研究常常是以朝代为单位的，甚至在学术体制上也是以朝代为单位的。这当然会限制对问题发展的脉络的认识。但是跨越朝代的研究，也有它的问题所在，即往往忽略政治的影响。所谓跨越朝代，表面上看它更注重长期的结构性的变化，潜在的现象就是它忽略了政治史的研究，因为它的一个预设就是政治对人的影响是最小的。恰恰在中国的历史上，政治对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政治史研究的重要性并不在于研究内容的本身，而是说历史变化的脉络中哪些因素是起到非常大的作用的。西方学界忽略朝代本身，往往看不到人事的变迁，从而产生一些假设，认为政治在古代中国并不重要。而这个看法是很成问题的，所以我们今天要回到政治史研究，并不是要回到传统的路子上去，而是要重新看一个朝代背后的观念和认知。毕竟古人对朝代的意识是很清醒的，虽然不是历史上的每个层面，但古人对朝代变迁的很多层面是有认识的，或至少是意识到的。比如说，政治在唐代人的生活中就特别重要，因此政治史对了解唐代社会具有关键性的意义，甚至在某种情况下，政治史对唐朝的意义会超越在南北朝和宋朝，因为它跟精英的结合特别紧密。
本文原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第382期，原题为《陆扬谈唐宋变革论》，2016年5月29日出版。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