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五代时期，词本为民间俗曲，是文人士大夫娱宾遣兴的工具。到北宋末年，经过柳永、苏轼和周邦彦等人的持续开拓，词的内容和形式已较为成熟。但是，词作为一种文学体裁趋于顶峰却在南宋。“靖康之变”是传统文人抹不去的心痕，南宋初年的词人不再将词作为歌筵酒娱的工具，而作为倡导抗金救国或抒发身世飘零的载体，因此扩大了词的审美表现领域。

为躲避金人铁蹄，年逾四旬的李清照不得不选择南渡。丈夫赵明诚的病逝，夫妻二人收藏的文物渐次散尽，加之到临安后的再嫁不幸，令李清照痛苦不已。她的词作一变早年的清新明快而充满凄凉伤怀之情。在流离颠沛中，她借词抒发对中原故乡的思念，如《菩萨蛮》写的“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蝶恋花》写的“空梦长安，认取长安道”；她也在词中表达孤独生涯的浓重哀愁，如《武陵春》中“物是人非事事休”的感叹，《声声慢》中“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孤寂；其晚年的《永遇乐·落日熔金》更以乐景写哀情，通过今昔对照、人我对比衬托出家国变故带来的深切悲痛，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实为悲今悼昔词作的典范。李清照的个人不幸和时代不幸难解难分地融合在一起，这些词也深深地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

而以辛弃疾为代表的一批词人更是将满怀的抗金爱国激情付诸于词，以诗为词，开创了“以词言志”的新高峰。辛弃疾于词中陶写的，不是一般的离情别愁，而主要是立志恢复的气节与名节。试看他那些慷慨激扬的词句：“袖里奇珍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满江红·建康史帅致道席上赋》）“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贺新郎·同甫见和再用韵答之》）“不念英雄江左老，用之可以尊中国。”（《满江红》）句句令人热血沸腾，荡气回肠。

此前，南宋“中兴四将”之首的岳飞更是以其传世名作《满江红·怒发冲冠》鼓舞人心，振聋发聩；而与辛弃疾同时期的陆游也毕生主张驱逐金人，收复中原。他有一百四十余首词作传世，其中近三分之一为豪放之词，如《诉衷情》“当年万里觅封侯”，《谢池春》“壮岁从戎”，《夜游宫·记梦寄师伯浑》等都是典型的言志之作。

南宋朝廷曾于隆兴元年（1163年）和开禧二年（1206年）两次对金北伐，但均失败。其后的“嘉定和议”使南宋偏安数十年之久。此前的抗金热情此际渐趋消退，朝廷上下似乎又复归升平。相应地，词坛审美也在向清雅之风转变。姜夔晚年居西湖二十五年，以他为代表的清雅词派是南宋中后期影响最大的词派。姜夔、史达祖、吴文英等词人精通音律，并擅长琢字炼句，营造典雅精致、恍惚迷离的意境。姜夔的《扬州慢》“波心荡，冷月无声”，《念奴娇》“冷香飞上诗句”，《点绛唇》“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等即是典范；吴文英的《渡江云三犯·西湖清明》短短五十一字，连篇叠合审美意象却处处切合题意，毫无繁乱之感。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清雅派词人的抒情大多追求雅正，其“发乎情而止乎礼”、“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特点为后世称道。

出生于临安的周密融会姜夔、吴文英两家之长，形成了典雅清丽的词风。描绘西湖十景的组词《木兰花慢》是周密的成名作，字句清雅，描写细腻。以周密为代表的词人们还组建了“西湖吟社”，以西湖为主要活动地点，酬唱交流，享誉词坛。此后的张炎不仅写词，还著录了中国最早的词论专著《词源》，整理总结了宋末清雅词派以“清空”、“骚雅”为主要主张的艺术思想与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