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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随余师英时读书的日子
来源:读一YE微信公众号  作者:罗志田  日期:2019-12-02

在大陆的学人中,我可能是较早知道余师英时的。我是大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学生,名曰七七级,实际是1978年初才入学的。那年秋天,余老师率美国汉学家学术团访问中国,遂来我念书的四川大学看望缪钺老师(缪先生的妹妹是杨联陞先生的太太,也就是余老师的师母)。因为缪先生的文孙元朗是我同班同学,所以也得知了一些有趣的内情。那时大陆的“文革”刚结束,很多善后工作尚未进行。缪先生家的住房在“文革”中被“造反”的人占了,被迫搬到一套很小的两居室住房。川大校方以为,这样的住房不适于接待“海外学人”。所以最初是想藏拙,拟请缪先生到旅馆去看余老师。可是余老师认为这有违长幼之序,表示若不方便就不见。那是改革开放之初,川大可不能承担这样的责任。于是迅速给缪先生新增一套同样大小的住房,并把学校接待室的沙发临时搬往缪府,完成了这次涉外的学术交流。

 

所以,余老师来访的意外效果,是提前改善了缪先生的居住条件(其他老先生要到后来“落实政策”时才逐步有所改善)。我也从那时起就知道了世界上有余英时先生这位著名的海外学人,但仍不了解他的实际学术地位。后来余老师再也没有回过大陆,要到他的《士与中国文化》于1987年在上海出版(是老师在大陆出的第一本书),才真正风靡一时。这当然也有一个过程,最初是“专业”接近的人读,然后是非专业的学人也读,再后来就成了偶像——大概是1990年,那时我已在美国念书,一位在美国学社会学的学生回国一趟,回来后告诉敝友葛小佳,我这回从国内带了一本好书回来,书名是“土与中国文化”。也许是学社会学的人对“土”比对“士”更敏感,这位朋友连书名都没看仔细,就知道这是一本好书,足见当时影响之大(这个故事也曾向老师禀报,引他一哂)。即使如此,恐怕很多学人还是和我当初一样,并不真正了解余老师的学术地位。那以后也还有朋友问我,余英时和唐德刚两位,谁的学问更好。(唐先生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曾在大陆几个大学讲学,一时颇有影响。)

 

我自己在《士与中国文化》出版的前一年赴美读书,起初并未想要追随余老师。后来在老师指导下写博士论文,有一个曲折的过程。

 

我先是进新墨西哥大学历史系,师从Noel H. Pugach教授读美国外交史。1989年转往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仍是念美国史(研究美中关系),所以系里对我的外语要求是按美国史的标准处理的——普大历史系规定亚洲史和东亚系一样,要学两门亚洲语言加一门欧洲语言,而美国史则仅要求一门外语。我问系里管研究生的主任James McPherson教授,中文算不算外语?他说当然算,随后就直接把考试也免了。理由也直接,他说你在中国都教过大学了,中文就不用考了。现在回想,念书时多学语言固然辛苦,对自己的研究肯定是会有更多帮助的。

 

我进校不久,想要追随的Arthur S. Link教授告诉我他第二年要退休,另一位美国现代史的教授刚出任文理学院院长,还有一位年轻教授没拿到长聘(tenure)也要离开。McPherson教授对我说,这意味着你在两年之内没有主科老师(因为要聘别的老师,起码在一年后本校教授正式退休之后才开始找,实际来的时候就已两年了),而常规是两年内要通过资格考试。他说要么你就念美国古代史(就是从殖民地时代到内战以前,他自己就是研究美国内战史的大家)吧。然而那时我还在为顾学稼师主编的《美国史(18981929)》写美中关系部分,到新墨西哥大学是因为Pugach老师是研究19131919年驻华公使芮恩施(Paul S. Reinsch)的名家,到普大部分也因为北伐时驻华公使马慕瑞(John Van A. MacMurray)把他的所有文件都捐给母校普林斯顿了。既然有任务在身,就不能对美国古代史有太大的兴趣,于是我问McPherson老师,可以转到中国史吗?他说可以呀。这样我就转到了中国史(其实研究的题目无大改变,不过从美中关系变成了中美关系)。

 

普大历史系规定每个学生要念一个主科、两个副科。转换专业后,我的主科是中国近代史,师从林霨(Arthur N. Waldron)和詹森(Marius B. Jansen)教授。那时林霨师仍为助教授,按普大历史系规定可指导博士论文,却不能单独任主科指导教授,故授我中日关系史的詹森师也成为我的主科指导教授。同时我继续以美国外交史为副科,师从Richard D. Challener教授。而我对思想史一直有兴趣,到了美国后也修过一些美国文化史与美国思想史的相关课程。先已请林霨师先容,跟随余老师修习中国思想史,作为另一副科。后来林霨师也没拿到长聘而他就,余老师同意做我的论文导师,这才正式转到他名下。记得我答辩时詹森老师还跟余老师开玩笑说,别看你是他导师,我可是主科老师,而你是副科老师哦。

 

其实我进入普大不久,就大大惊动了余老师。那时普大历史系有二十多年没收过中国学生了,据说我申请时和一位日本同学并列,似乎只能收一人。最后是詹森师调停,让那位同学进了东亚系,而我也没有拿到奖学金,是一位美国朋友Jeffrey Smith(我以前在成都的英语老师)办的“中国之桥”基金会承担了对我来说是今日所谓“天价”的学费。但1989年后,很多美国人对中国的观感生变,基金会的捐款顿减,连维持都有困难,居然“欠费”,差点被普大告上法庭。关键时刻还是余老师出面,想办法从其他途径解决了这笔学费。同时学校和历史系也很帮忙,通过资格考试后,即以不在校学生的身份免交学费,仍得享学生宿舍等优惠。

 

那时的生活费主要是林霨师提供的研究助理费,同时也四处申请各种基金会的奖助金,结果美国各大基金会的奖助金都拿过(最高的是Guggenheim的一万美金),使我的简历看起来很不错,其实却是为生活所迫。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经王汎森兄提示,还从台湾的德富文教基金会申请到一万美金的奖助。同时,内子也到普大研究生院的食堂打工(学生家属每周可合法打工20小时),所得虽不甚多,也能贴补家用。现在回想,那时的日子也不能算一帆风顺吧,然而有师友的热心帮助,感觉过得还比较惬意。

 

我是1989年到普大的,那段时间老师的事情特别多,一天到晚都忙得不可开交。林富士兄是和我同年进入普大的,我们曾共同表示愿意为老师做点处理邮件一类的事,因为他办公室里的邮件已经真正堆积如山了,但老师从不让学生为他个人做事。于是我们相约尽量少打搅老师,好给他留一点治学的时间。也因此,我们那一届的学生,至少有一年与老师的接触相对少一些(依稀记得中国学社最初是和学校有些关系的,后来移出校园独立了,老师这方面的事就少很多了),或也可以算是“大公无私”吧。

 

曾有记者在采访时问我师从余先生得到什么教益,我说得到教益当然很多,主要还是做人。因为老师也不会讲太多怎样读书什么的,我们更多还是自己看他的书。当然去见老师的时候谈一谈,就得到很多指点。专业上老师是典型的古风,很少主动问论文的事,要有问题才指点,小叩则小鸣,大叩乃大鸣。不过在没有特定的问题时,也从闲谈中得到启发,有时获益还超过具体问题的请教。

 

老师待人总是温柔敦厚,永远让人如沐春风。然而老师接待客人时陪侍在侧,就会感觉到他说话的分寸,和对自己的学生说话还是不一样。记者又爱问“最让你印象难忘的话”一类问题,坦白说,平时感觉老师的重要教诲很多,有时谈话后还会和住得近的同学进一步分享探讨,但要说特别难忘的印象,一时也不知是什么,好像句句都重要。对我们来说,老师的教诲,正所谓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大概都像盐化于水,不一定直接显现出来。能做余老师的学生,随时可以面聆雅教,是难得的殊遇,然而当时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现在回想,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把每次与老师谈话的内容记录下来。

 

我的印象,老师对研究对象和研究者自身的主体性都非常重视。他似乎说过,不论你研究什么,一定要明确自己真正想要做的是什么。尽管他最擅长用比较、对照的方法看中国历史,但又反对用外来概念笼罩中国历史。他自己不接受任何根据西方的阶段论来划分中国历史的时段,但他很注意研究中国历史上各个时代变化的阶段(改朝换代),以从中国历史自身的内在变化、发展中找到一条整体性贯穿的线索。老师曾以提倡思想史的“内在理路”著称,这大概也是一种广义的“内在理路”取向吧,毕竟中国历史的延续性确是独一无二的。

 

读过老师文章的人都知道,他的考证功夫一流,常常能借助人家不注意的材料证成大的见解。他非常重视原初的史料,但他更强调不能仅在材料上做文章,从事具体问题的考证,而一定要关注和思考时代、社会的结构变化等大问题。记得有一次向老师请教时谈到了论文,他特别提醒说,一定要对自己题目背后更大的时空有一种框架性(framework)的认识,并始终把自己的题目放在这框架里思考和表述。以前有人说傅斯年每句话背后都有四千年的历史在,读老师的论著,最能感觉到句句话背后那几千年的古今中外。或者这就是老师说的framework?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也曾有记者问我:“你觉得余英时教授是一个怎么样的老师?”我想,如果要用一句话说,他是一位难得的好老师。多年前在老师荣休的学术研讨会上,我引用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古谚(大概是用四川腔的国语说的,“蹊”读若蹊跷的蹊)。我的感觉,老师是一位身教甚于言教的老师,以他自己的人品、风度和学问,吸引并感染着众多的学生。他永远关心着学生,但从不灌输,而更多是引导。俗话说“响鼓不用重锤击”,老师很少督责学生,通常都点到为止,总能让学生感觉到你就是不用重锤的响鼓;但每当你需要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就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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