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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子胥到过建德吗
来源:《杭州文史》第十七辑  作者:杨 斌  日期:2019-12-04


乾潭镇位于浙江省杭州建德市北部,境内溪流纵横,多丘陵山地,其东部有建德江上衔新安江,下接富春江,自南而北纵贯而过。

乾潭境内有许多与伍子胥有关的地名。其西北和桐庐县(过去为分水县)交界处为一高耸连绵之山岭,名曰胥岭;胥岭脚下有一自西向东蜿蜒前行之溪水,名曰子胥溪,简称为胥溪;子胥溪水东流三十里后注入建德江,和建德江呈丁字;子胥溪北岸建德江西岸为一渡口,名曰子胥渡;而此段建德江又因此成为文献中的胥江,或胥口江。这些地名,必先有人居村落,而后因伍子胥事迹或传说,因之名山水,乃有胥岭、胥村、胥江村、胥口等地名村落。

既然这些地名因伍子胥而名之,则当时当地之村民百姓当有崇祀伍子胥之举。查方志可知,在胥岭、胥村、胥口曾有子胥庙,或曰英烈王庙。此外,本地也有子胥由此渡江去吴国的系列传说。

伍子胥.jpg

伍子胥

那么,问题来了,伍子胥到过乾潭吗?不妨先查阅建德最早的地方志。

 

淳熙《严州图经》中的伍子胥

建德最早的地方志是修于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9)的《严州图经》,原书十卷,现存三卷,其中第二卷为建德县,从而为后人留下关于伍子胥在建德最早之记录。

《严州图经》卷二关于伍子胥的记录不过区区数条。其一,“县境”一门中记载:建德县“北至分水县界六十里,以胥岭为界,自界至分水六十三里”。这是古严州 / 建德文献中第一次记载胥岭地名,虽然不曾直书伍子胥,但胥岭之胥指代伍子胥,而胥岭因伍子胥路过因而得名,可以说是相当明确的。再者,胥岭之方位也是清晰的。它在建德县治同时也是严州府治——梅城北六十里,而从胥岭向北到分水县治六十三里。若以唐后工部采用的营造尺计算,宋代一里约 576 米。

《严州图经》的六十里相当于现在的六十九里。从梅城翻越乌龙岭辗转到胥岭,或许不到六十九里路,但大致是确切的。故以《严州图经》之方位记载,宋时之胥岭即今日之胥岭,当无疑议。

其二,“乡里”记载:慈顺乡管里七 , 胥源里,麟化里,清风里,新义里,杨溪里,招贤里,均平里。”可见,胥源里已经是当时建德县北的一个村落,可惜,不知其确切方位,从而无法得知现在相对应的村庄。不过,以常理推测,胥源里应该在子胥溪源头附近,也就是胥岭脚下溯溪向西一带,当不致大谬。

其三,“馆驿”记载,“胥村驿在县北二十五里,当临安府大路”。馆驿也就是当时的驿站,负责接待公务人员以及邮递等交通事务。以此条记载,胥村驿坐落于乾潭本地人熟知的大畈村。大畈村一直以来位于严州府至临安府(杭州)的大路,府治梅城向北翻越乌龙岭后,驿路稍折东向北十里即大畈村,是南北陆路交通要道,为杭州(浙北杭嘉湖平原)连接金华、衢州(浙西南)以及赣西、皖南、闽北必经之地。

或有人问,胥村驿是否可能在胥口即子胥渡附近?按,胥村驿此条明确指出,“当临安府大路”,故胥村不在建德江边可知。不过,后来地方志确实有混淆胥村和胥江村之处。或许同一村因人口而扩张到邻近地区;或许起初便别为二村。

其四,“寺观”记载,“龙门庵,在芝川乡胥口。距城三十里”。按,此条明确记载胥口,但方位略微模糊。“距城三十里”者,应言“距城东三十里”。建德江从府治梅城南顺乌龙江麓向东数里,即折向北二三十里,绕到乌龙山北麓,恰子胥溪顺乌龙山北麓自西向东汇入建德江。二水交汇处为胥口,成丁字形。故胥口或可指江面,为二水交汇之处,江面宽阔,江流奔腾;也可指村庄,为子胥溪两岸之村落;而子胥渡则在子胥溪北岸建德江西岸处。龙门庵在子胥渡沿江往北数里处,因地处龙门坎而得名。

其五,“祠庙”记载,“英烈王庙,在胥岭,盖伍子胥别庙。旧不载祀典。绍兴九年因修图经,考正本原,取吴山本庙封爵名之。岁时遣官致祭焉”。

按,图经此条关于伍子胥之记载颇为重要。第一,此条直言“旧不载祀典”,则可推测,绍兴年前,也即至少南宋初年前此庙业已存在,当无疑问。考伍子胥崇拜在钱塘江流域之传播,或可推到五代甚至李唐,唯文献与考古无征。第二,此条也记载了伍子胥信仰由民间而被官方认可的经过。绍兴九年(1139),因董弅重修《严州图经》,考证了胥岭这座庙的来龙去脉,决定把它纳入官方崇祀的系统内。这个官方认可接纳的决定,在两个方面对这座庙作了重要规定,从而大大提高了这座庙的地位和影响力。一是命名,二是致祭。此前,胥岭此庙虽有俗名 ( 如子胥庙之类),但并无官方名称。绍兴九年的修志者特意以临安吴山英烈王本庙的封爵来命名胥岭之庙,因而,胥岭此庙称为英烈王庙。这样把胥岭子胥庙溯本清源,使得它流传有序,从民间自发的奉祀提升到官方信仰的体制内,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既然官方认可并命名,所以,严州府或建德县每年要派官员去胥岭祭拜,其日期、官员、等级、程序、牺牲、耗费当有相应的规定。

又,英烈王庙虽然位于建德县内,不过在《严州图经》卷首建德县图中并未标志,反而在分水县图中标识。这大概是因为严州府和建德县同城,标志物众多,县图尺幅有限;而胥岭位于建德县境西北,与分水交界,故不得不标志于分水县图,并不意味着英烈王庙在分水县境。

以此论之,在严州 / 建德 / 乾潭境内信奉伍子胥至少在北宋年间;胥岭子胥庙是当地最早的伍子胥庙宇,其历史也在南宋之前;建德官方奉祀胥岭伍子胥庙明确记载为绍兴九年,即公元 1139 年。

其六,“水”记载,“胥口江,在城东二十五里,地名胥村,故以名水”。此段记录颇有讨论之必要。首先,胥口江是指哪段水 / / ? 胥口江是否就是子胥溪 ? 从文献上看,胥口江必然与胥口有关。从实际方位考察,胥口江位于梅城东二十五里,应该不是子胥溪,因为子胥溪源于西北,自西入东汇入建德江。胥口江实际指的是胥口(也就是子胥溪和建德江交汇处)的一段江面 / 水面 , 即丁字的交接处,是子胥溪入江的一段宽阔水面,故云从州治梅城二十五里到胥口江。

胥口江和著名的七里滩又有不同。关于七里滩《严州图经》另有记载:七里滩在城东四十里山峡之中,谚云:有风七里,无风七十里,因以名之。”按,七里滩指的是从桐庐南境内溯流而上到邻近梅城的乌石滩的一段建德江,两岸高山,一水如带,险滩众多,江急浪恶。其名七里,实际水路远远不止七里。此段水路有三四十里之长,拉纤却仿佛加倍,似有七十里之远;假如有风,则扬帆而起,乘风倏至,仿佛七里,故有“有风七里,无风七十里”之说法。胥口江正是七里滩接纳子胥溪的那段江阔处。因邻近胥村,故《严州图经》说以胥村村名之,其实未必确切,可能还是以胥口或子胥溪为名。

其七,“津渡”记载,“胥口渡在县东二十里”。按,胥口渡即子胥渡。

其八,“古迹”记载,“胥村距城四十里。相传伍子胥逃难在此。后以名村,有庙(已见祠庙门)”。此条记录也非常重要。第一,它首先记载了伍子胥逃难经过建德北部的传说,是地方文献关于伍子胥的最早记录,因而以后有关伍子胥被贬黜到此的说法可以置之不理。第二,胥村距州治梅城四十里,而馆驿记载胥村驿在县北二十五里,则胥村中心(主要村庄)则大概位于胥村驿 ( 现大畈)往西北十五里地。又,胥村有伍子胥庙,即上述之胥岭英烈王庙; 而县境记胥岭到梅城六十里,则胥村在胥岭东南二十里可知。以此推论,当时胥村行政区划大致相当于 20 世纪 60 年代至 80 年代的乾潭公社 / 乡,唯行政中心不在目前的乾潭镇,而是在大畈村和胥岭之间的某地。笔者以为,很可能在现在的龙庆寺附近。

以上是《严州图经》卷二建德县关于伍子胥的记载,卷一严州府则并无提及伍子胥之处。

淳熙《严州图经》“府境总图”.jpg

淳熙《严州图经》“府境总图”

宋代关于严州的第二部地方志是景定年间(12601264)郑瑶等撰修的《严州续志》。卷五建德县记载溪水,“胥口溪隶芝川乡”,“在邑之东境入于浙江”。浙江即建德江。此条可证胥口江非胥口溪。

“古迹”又载,“石船在胥口西半里之濒江丛石中,长一丈半,宛然小舟也。春水退,乡民则视舟中沙石多寡占一岁籴事之多少”。

以上是建德最早的方志关于伍子胥传说的记载,此后的明清方志因袭之,增添之。以明代万历《严州府志》为例。其建德县图有“胥口埠”,位于胥口渡;卷五建德县,则记“英烈王庙”,“在县北四十五里胥岭,伍子胥别庙也。宋绍兴九年因修图经,考正本原,取吴山本庙封爵名之。岁时遣官致祭”。此段与淳熙《严州图经》相同,但万历府志添加了下一句,“今胥村、胥口亦有焉”。也就是说,到了万历年间,本地有三所英烈王庙,分别在胥岭、胥村、胥口。承乡贤高来锋叔叔告之:当年他在大畈村上初中时(20 世纪 60 年代初),学校就设在子胥庙里,当时塑像已经不存,但土台仍在。高叔叔和笔者父亲是同学,则笔者父亲也曾在那里上学。按,胥村当时可能就是大畈村。至于胥口的伍子胥庙,可能在民国及民国前已倒塌,未曾听长辈谈及。

宋代两志为建德最早之方志,也就是地方文献中关于伍子胥的记载,时间大致是淳熙年间,最早可到南宋初年,即 12 世纪 30 年代,离伍子胥本人的时代 1600 多年了。那么,伍子胥本人真的到过建德 / 乾潭吗?

先看看伍子胥的基本史实。伍子胥(?—公元前 484, 名员, 字子胥, 春秋时楚国人, 为楚大夫伍奢次子,《史记》有传。大致的故事情节如下:伍子胥父亲和兄长为楚平王所害,伍子胥出逃到吴国,此后率吴师侵楚,鞭尸楚平王,为父兄复仇。伍子胥快意恩仇,是春秋末年的报仇故事之一, 历来为人称颂,使其成为文学、戏曲中著名的题材。

我们不妨对照古代文献中关于伍子胥出奔路线的记录,来看看他是否真的到过建德 / 乾潭。

记载伍子胥的最早文献是《左传》,经《吕氏春秋》《韩非子》等加工,相对比较详细并奠定之后各种故事版本的则是稍后的司马迁的《史记》。

《左传》的有关记录,分别见于昭公十九年、二十年、三十年、三十一年;定公四年;哀公元年和十一年,枝干简略,叙事平实,其中既没有记载伍子胥入楚之后的鞭尸复仇的事情,也没有伍子胥死后悬目东门以及鸱夷沉江的记载,但包括了从“出亡”“复仇”“忠谏”到“殒身”的各个情节,成为《史记》中《伍子胥列传》以及后来各种文本的基础。比如,《左传》中关于伍子胥出奔的记载仅有三个字,“员如吴”。这三个字,却给后来的史学家、文学家、说书人和大众留下了无限想象和创造的空间。

距《左传》不久的《吕氏春秋》就在《左传》的简本上添加了许多细节,不知是有本还是基于想象。《吕氏春秋》中的《孟冬季•异宝》一篇对伍子胥的行踪作过部分记载。“五员亡,荆急求之,登太行而望郑曰‘盖是国也,地险而民多知;其主,俗主也,不足与举。’去郑而之许,见许公而问所之。许公不应,东南向而唾。五员载拜受赐,曰:知所之矣。’因如吴。”这样,伍子胥入吴是根据许公的建议。春秋时期,既有楚、晋争霸的冲突,又有楚才晋用的典故。北方的晋国和南方的楚国都是春秋时期的大国,晋文公和楚庄王都是春秋五霸之一,因而两国是欢喜冤家,经常打打闹闹又互相帮忙。郑国是楚大夫出亡晋国时的第一站,而许正是位于楚郑交界的地方,因此,故事初始出现了“许公”正是题中之义。

吴国位于今天江苏、安徽两省长江以南部分以及环太湖的浙江北部,太湖流域是吴国的核心。从郑国到吴国必然要经过昭关,于是就有了伍子胥过昭关的故事。昭关在今天安徽省含山县城以北 7.5 公里处。其东有马山,其西有城山,整个山脉呈东西走向,连绵几十里,地势险要,周围乃湖泽大河,欲往吴国,必须从昭关过。因而昭关令要追捕伍子胥,所以伍子胥无法过关,不得不绕到旁边的大江,并得到一渔翁的帮助渡江而过。从地图上可以看到,过了昭关,就出现了长江。《左传》简约,没有江上丈人的故事,而《吕氏春秋》增加了这个情节,伍子胥“过于荆,至江上,欲涉,见一丈人,刺小船,方将渔,从而请焉。丈人度之,绝江。问其名族,则不肯告,解其剑以予丈人,曰:此千金之剑也,愿献之丈人。’丈人不肯受,曰:荆国之法,得五员者,爵执圭,禄万担,金千镒。昔者子胥过,吾犹不取,今我何以子之千金剑为乎?’”到了昭关,《史记》也记载了江上渔夫的情节。“到昭关,昭关欲执之。伍胥遂与胜独身步走,几不得脱。追者在后。至江,江上有一渔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于是到了吴国。

相较于先秦的文献,《史记• 伍子胥列传》关于伍子胥的记载就比较详细,或许司马迁本人得到了前人没有看过的文献,或者是司马迁本人的加工和想象。当楚王以“吾生汝父”为饵召其兄弟回楚都时,伍子胥和其兄伍尚意见分歧,伍尚要去郢都见父亲,伍子胥认为这是楚王的陷阱,劝说其兄,“不如奔他国,借力以雪父之耻”。伍尚不从,结果被捕杀;楚王也派遣使者前来追捕伍子胥。伍子胥“贯弓执矢向使者,使者不敢进,伍胥遂亡”。那么,伍子胥是逃往何处往哪个方向去的呢?《史记》中说,伍子胥“闻太子建之在宋,往从之”。太子建是楚国的太子,之前因为和其父楚王有矛盾,出走宋国。伍子胥的父亲伍奢曾经是太子的老师(太傅),其被楚王下狱也是和太子有关。之前因楚平王听信谗言,怀疑太子作乱,于是迁怒于太子太傅伍奢,将其下狱,并派人前去杀太子建。太子闻听后,出奔宋国。有了这层渊源,伍子胥自然而然地奔向宋国去找楚太子建。宋国位于现在的河南商丘和安徽淮北一带,位于楚国的东北方向,因而伍子胥出奔是逃向北方。

伍子胥到了宋国和太子建会合后,没想到宋国发生内乱,“乃与太子建俱奔于郑。郑人甚善之”。郑国位于今天的河南省中部,是宋国的西面邻国,所以伍子胥从宋国到郑国是向西行进。不久,太子建又到了北方的晋国,大约是想游说晋顷公帮助自己回楚国。晋国是大国,野心不小,晋顷公就对太子建说,听说郑国很信任你,如果你作为我攻打郑国的内应,郑国一定被灭亡;到那时,我就把郑国封给你。太子建回到了郑国,结果被人告密,消息泄露,招来杀身之祸,“郑定公与子产诛杀太子建”。伍子胥只好带着太子建的儿子胜,再次出逃, 乃与胜俱奔吴”。要由郑往吴,对于逃亡中的伍子胥而言是相当危险的。伍子胥从郑去吴要穿越楚境,也就使得他的这个路途需要面对很多危险,而后世从中也就演绎出几个著名的故事。过江之后,“伍胥未至吴而疾,止中道,乞食”。也就是说,伍子胥从今之安徽一路乞讨到了吴国,也就是今天的苏州一带。

综上所述,伍子胥是个古代的移民,生于楚国,出奔宋郑,移居吴国,死于吴国。记载伍子胥事迹最早的《左传》之简略说明伍子胥从楚国逃往了吴国,具体路线和过程均未记载;而稍后的《吕氏春秋》以及《史记》则都记载,伍子胥是从楚国北上宋国,再从宋国向西到郑国,然后从郑国向东南出奔到吴国。

从郑国到吴国大约穿越了今天的河南、安徽和江苏三省。也就是说,伍子胥出奔不是从楚国向东逃到长江下游,更没有向东南到新安江流域。因此,伍子胥的出奔路线和浙江无关,伍子胥没有到过乾潭,没有到过建德。

可是,为什么位于浙江西南的建德早在宋代就有伍子胥的传说、伍子胥的祠庙以及以他命名的溪流、渡口和村落呢?简单的说,这是伍子胥崇祀习俗在吴越之地流传的结果。

虽然伍子胥没有到过乾潭,没有到过建德,可是,伍子胥事迹在本地的流传达千年之久,深深地扎进了乾潭和建德千百年来的历史书写、传统延替和社会生活当中,在当地百姓的记忆中历久弥新。从这个意思上说,伍子胥的到与不到,并没有那么重要。

 

 

作者系澳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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