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有个愿望，希望能协助苏秉琦先生撰写一本反映他一生成就、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观点的专著。1994年由我负责编辑的苏先生的第二本论文集《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并引起反响后，我想实现这一目的的愿望更强烈了。考虑到先生年迈的身体，曾小心翼翼地写信建议他在这本新出的书上先做些批示，算是做个准备。先生则在1994年9月北京大学考古系为他举办的85岁生日庆祝会过后写给我的一封信中，提出“学无止境，找个地方大家再聚一聚，谈些新课题”的想法。我深深了解先生的心思。从1982年由他倡导的考古现场会在河北省张家口蔚县三关考古工地召开并提出“三岔口”的概念起，连续数年他都是带头组织和参加这类小型会议并即兴做极有针对性和启发性的发言，其中重要的如：1983年在辽宁省朝阳考察东山嘴遗址，提出“燕山南北考古”新课题；1984年、1986年在呼和浩特找到小口尖底瓶演变为三袋足器的实证并考察包头史前祭祀遗迹等，提出“三北考古”；1977年考察杭州良渚遗址时在莫角山下关于“古杭州就在这里”的对话和1984年嘉兴会议称上海福泉山墓地为“土筑金字塔”；1985年洞察即将在全国掀起的中国文明起源大讨论，在辽宁省兴城提出“古文化古城古国”；同年又在山西省侯马论述“晋文化考古”时，提出晋文化“是中原和北方两大古文化区系间的重要纽带”和“红山文化坛庙冢是中原和北方碰撞的产物”；1984年、1987年在四川省成都考察三星堆遗址提出“文化生长点”；1986年、1987年考察长岛北庄遗址，提出“环渤海考古”的新课题。90年代以来，他虽然不再下考古工地，但仍然站在第一线思考问题。1991年在河北省石家庄这个“九州之首”的所在，提出“世界的中国考古学”；1993年到雁北考察后，对秦汉帝国解体后的民族大迁徙、大融合中，北方草原民族入主中原，为中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最终形成所起的主导作用印象深刻，遂在中国文明起源“三部曲”之后，又形成“三模式”的系统概念。这一系列对考古界具有指导性的观点的提出，都是他经过实地考察或观摩实物，因景触情，激发出的思想火花。

这次到哪里去呢？

时值先生的第二本论文集在《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香港《新晚报》转载。当时任香港商务印书馆总编辑助理的张倩仪小姐看到报纸后立即给我打电话，希望出香港版，将苏先生的观点向海外宣传。我则转达了苏先生希望“出去走走”的想法。时任香港商务印书馆总编辑的陈万雄先生对苏先生的想法非常尊重，立即建议并筹划由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出面，邀请苏秉琦先生到中大讲学，苏先生很快就收到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梁秉中院长的正式邀请函。不意去港的手续正在办，1995年初先生发轻度脑梗，住在北京北苑361医院，出访暂时搁浅。为此，陈万雄总编辑特意到361医院看望，见苏先生行动虽然不大方便，但思想敏锐，谈笑风生，尤其是阐述了许多使人耳目一新的史学观点，令专攻近代史的陈总编大有非“发掘抢救”不可的迫切想法。于是果断决定，去不了香港，就在深圳接待。当然他们很希望能提供条件让苏先生再写点什么。

苏先生是中国考古界的“尊神”（徐苹芳先生语），他要去南方的消息很快就在京城文博考古界传开。近些年来，大家出于关心先生身体的好意，一般不提倡他出远门，必须去的，也要做好医护、接待等各方面的准备。这次去不去，考古界看法不一，多数人有所忧虑。那年，先生已是87岁高龄，出门要备轮椅。不少人劝我不要担这个风险，甚至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出了事你如何向全国考古界交代。为此我也做过深思熟虑的权衡，以为去比不去好，问题是如何出行。坐飞机原本完全不在考虑之列，坐火车是比较理想的方案，可以从北京先到长沙，长沙有始发到深圳的特快车，可由此中转，在车上是两个晚上。先生听后，只说了一句：“坐飞机。”于是出行方式就这么定了下来，并决定由我和361医院护士长郁佩玲女士陪同。国家文物局还特意给广东省文物部门打去电话，要求好好照顾。

说是去写作，先生只带了三本书，除了他的两本论文集外，就是张光直先生的《考古学专题六讲》。看来，他还是老习惯，以谈话为主。岭南的冬天，气候宜人。主人将我们安排在新华社香港分社驻深圳办事处—贝岭居，这里环境幽雅，闹中取静，使先生在深圳期间，心情一直非常愉快，谈锋甚健。因为他在第二本论文集的自序《六十年圆一梦》一文中，已有了“岁月不饶人，85岁高龄的人应该多想一些对后人要有个交代”的打算，所以这次在深圳的谈话，以回忆为主。虽然如此，谈话内容仍高屋建瓴，处处新意，经常在室外散步时或有客人来访后，先生在忆人忆事中，突发灵感。有不少想法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些谈话大部分已收入《新探》一书，有的则未及展开，如比较东西方文明的同步性时，提出“还是从人类文明一元论考虑问题，因为地球是独一无二的”。他对渔猎文化和渔猎文化出身的满族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评价极高，说渔猎无国界，代表未来的发展趋势。还有孔子“有教无类”的“类”，是种族差别，“秦学燕”等，听起来都十分新颖。先生以为，人类对自己历史的认识还很有限，“人类智慧积累已有上百万年，万年太短，大多数还是未知数”。

经过10多天的漫谈，材料已记录了半本子。着手整理时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先生近年一再强调考古学要“科学化和大众化”，如何达到先生所追求的目标，成了难题。好在先生平时写的文章大都深入浅出，这次决定先选择书的各部分标题作为切入点。一天，他谈到科普界称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说为“板块说”，先生说还是称“条块说”更确切些，于是就有了第四章的标题。有一天，到深圳博物馆参观，黄崇岳馆长说，苏先生，我虽然没听过您的课，但您讲中国文明起源是“满天星斗”，我完全拥护，于是第五章就叫了“满天星斗”。至于第二章“学读‘天书’”，本来就是用的先生在《给年青人的话》一文中的一个现成标题；第三章“解悟与顿悟”这近似于佛教的语言，则是他解剖仰韶文化后，对研究考古文化如何“见物又见人”的深切体会和生动表达。

书的框架既已基本就绪，整理的速度也加快了。当我把“开头的话”和第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