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 视野开阔，文献详尽 在潜心宋代文学的同时，诸葛忆兵教授对宋代重要的史学现象也多有关注，主要集中在宰辅制度和科举这两个方面，有《宰辅制度研究》和《宋代科举资料长编》两部专题著作以及《宋代宰相制度、职权述略》、《宋代二府关系之研究》、《论宋代科举考场外的诗歌创作活动》、《论唐宋诗差异与科举之关联》等论文。以文学研究者的身份拓展到史学领域，诸葛教授在学术视野和文献运用上面，显示出宏观开阔、详尽扎实的研究特色。 在中国封建社会，宰辅是仅次于皇帝的权力行使者，史学界对此多有关注。研究宋代宰辅制度并不容易，一来宋代史籍卷帙浩瀚，不易遍读，二来宋代职官研究早已是大家林立，硕果累累。诸葛忆兵教授的《宋代宰辅制度研究》在汲取前辈学者成果的基础上，能够另辟蹊径，以开阔的视野，将宋代宰辅制度研究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其创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把研究对象放置于历史大背景中进行考察。作者以宋代宰辅制度为研究对象，但却突破了赵宋一朝的局限，而是放在秦汉至明清的整体发展脉络中来分析，认为中国宰相制度经历了“三公制”（秦汉）、“三省制”（隋唐）、“内阁制”（明清）三个阶段，宋代正处在从三省制向一省制转化的衰变阶段。其间，经过神宗元丰年间恢复三省制的短暂尝试，最终完成了从三省制向一省制的转变。诸葛先生以《宋会要》《宋史·职官志》《续资治通鉴长编》《宋朝事实》等史著中大量关于宰辅制度的第一手资料为依据，钩玄提要，显赜索隐，深刻而又详实地揭示了三省趋同合一的制度根源及其内在动因。视野宏阔，论证严密，令人信服。 二是采用动态的研究方法。历代职官制度的研究，容易陷入模式化、机械化之陷阱，只见官职、机构和制度，不见人。诸葛忆兵教授强调“研究者需要澄清制度，辨别例外，既不因固定的制度而舍弃例外，又不因个别例外而否定制度”⑥。例如第三章讨论相权之强化，却在第四节叙述太宗朝和神宗元丰年间相权的萎缩，从太宗登基背景和个人疑忌心态解析相权受到皇权压抑的具体原因，既避免了对宰辅制度发展的静态描述，又指出了制度以外“人治”因素的影响。又如第五章探讨参知政事（副相）与宰相的关系，兼顾到常态与非常态两种情况。在历史常态下，参知政事备位副宰，是宰相的直接下属和助手，其任命、行使职权均受宰相的影响，但在现实中又存在着参知政事侵夺相权的“非常态”。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采用动态的研究方法，不仅符合历史规律，而且可以使读者对宋代中枢权力机构的演进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三是共时语境与历时语境相结合。宰辅制度与皇帝制度是密切关联的矛盾统一体，因此皇权和相权的关系是宋代宰辅制度研究的重要课题，历来备受关注。钱穆、邓广铭等先生认为宋代皇权加强、相权削弱；王瑞来先生则力主相权加强、皇权削弱；张邦炜、朱瑞熙等先生认为多数情况下，宋代皇帝的最高裁决权与宰相的最高行政权相互依存、互为支撑，同呈强化之态。诸葛教授持第三种观点，他的创新之处是把问题从共时语境引入历时语境。在共时语境中，当“上下同心”，皇权与相权一致时，任何一方的强化都是对另一方的支持；当双方不一致时，才会出现相权过度膨胀，削弱皇权的情况。就整个宋代看，皇权与相权一致的情况占主导地位，因而同时得到了强化。从历时角度看，与隋唐时期三省制相比，宋代的宰相集体领导体制更是大为增强。值得一提的是，该著第四至第八章，分别对宰相、参知政事、枢密院、三司、台谏等中枢机构做出详尽考述，用确凿的史据证明宋代相权的强化。 近年来，诸葛教授专注的另一个专题是宋代科举。科举是中国特有的人才选拔制度，自隋唐肇始以后，便对政治、教育、文化等产生了深远影响。宋朝是科举史上极为关键的转型期，弥封、编排、誊录、锁院以及三级考试制度得以确立，并日趋规范，因此学界通常把宋代视为封建科举的“定型时代”。诸葛教授以一己之力，潜心5年，全面整理宋代留存至今的与科举相关的各种文献，并对其中存疑的材料进行考辨论证，编纂成260余万字的《宋代科举资料长编》。该著分为北宋卷、南宋卷和综合卷，以年月编排，清晰地呈现出宋代科举制度的演变，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制度、政治思想、文化观念、文学风气的发展转变。 中国是个史学发达的国度，在历代各种史料中，"会要"是史官收集并分类编排的当朝诏书奏章的原文，史学价值最高也最为可靠。《宋代科举资料长编》以《宋会要辑稿》为主干，以时间为序，将其中不同门类、不同条目下的相关资料分系于相应的年月之下，同时又从《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皇朝编年纲目备要》等现存的宋代史著中辑录出与科举相关的文献。除史料外，诸葛先生还悉心搜集与宋代科举相关的各种文献资料，大大丰富了史料来源。 宋代进士考试内容主要分诗赋、经义、论、策四大类。除论、策始终作为考试内容之外，诗赋与经义时有消长。北宋熙宁四年前只有诗赋而无经义，之后则诗赋、经义或者并行，或者取其一。从本质上看，考试科目及内容的取舍，实际上与新、旧两党政治势力的变化密切相连。南宋时期则大多诗赋、经义并行不悖。由此可见，考试的内容与形制是考察宋代科举制度乃至政治变化的重要窗口，因此，《宋代科举资料长编》对于不同时期不同层级的科举时文都用心搜罗、辑录。除解试、省试、殿试三级考试外，国子监（太学）以及地方学校也常举行考试，内容多与科场时文有关。凡涉及科场时文之作，诸葛先生尽量予以收录，力求竭泽而渔，以便为当今了解研究宋代科举面貌提供丰富的文本例证。此外，他对于大量散见于宋人别集中的科举考题，尤其是策问问目之类，也有选择地进行辑录。 在宋代科考中，制科是皇帝为临时选拔特殊人才而设置的考试，但由于考试不固定，名目屡有变化，且入选人数较为稀少，因此相关材料难以清晰梳理。前人虽有涉猎，却因文献来源有限，只能予以粗线条勾勒。诸葛忆兵教授充分发挥文学专业的特长，不仅从正史中辑录关于制科演变的文献，而且从宋人笔记、别集、诗话等集部文献中钩沉出不少与之相关的轶事。与传统史料、尤其是正史材料相比，宋代关于科举的习俗和具体细节，尤其是各种身份的人物面对科举时的种种心理活动，诗文作品中通常有着更为细腻真切的表达。《全宋文》中有不少涉及科举的内容，比如关于科场事务的官员奏议，考官试策的策问问目，送人赴考的赠序，各种类型的题名记，以及四六形式的谢启等等。谢启类别中，既有答谢解试考官的，也有答谢省试考官的，还有各类官员的回谢启札等。这些史部以外的文献，为我们提供了不少被史学家忽略的关键材料，为宋代科举研究提供了许多新的开拓空间。 四 人性为本，情理兼顾 历史是鲜活的，因此诸葛教授经常强调研究者在面对各种文学作品、各种历史现象时，不能用僵化的眼光，不要拘泥于某些定论，而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他的研究往往在严谨理性分析中散发着人性之光，给读者带来更多的理性思索和情感共鸣。 作为韵文学中最主要的文体，诗、词各具特色，正如田同之《西圃词说》引魏塘曹学士所言：“词之为体如美人，而诗则壮士也。”与唐诗相比，宋词中那些中表达男女恋情的内容最为突出，以其缠绵动人的情感，委婉细腻的表达，深受人们喜爱，对这些恋情词的深入理解，也成为“宋词研究的必须项目”。人们通常都认为这些恋情词是词人讴歌爱情的产物，而诸葛教授则通过对晏几道的词进行个案分析，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晏几道出身相门，早年富贵时常在友人家饮酒听歌，对几位歌妓情有所钟。家道中衰后四处飘零，也少不了诗酒歌舞、秦楼楚馆的应酬，因此结识了大量的歌妓，留下了许多恋情相思的词篇。身为一名多情文人，遇到容貌出众、技艺超群的歌妓时，难免心醉神迷，但在现实中不可能建立长久的深厚恋情，因此晏几道那些深情动人的词作，很多属于一见钟情型，其中的情感主要源于自我的想象和回忆。从歌妓角度讲，在酒宴之间演唱歌曲、娱乐宾主是其职业，想法设法以妩媚的姿态、声情并茂的表演去吸引宾客，“是职业要求培养起来的职业习惯，也是表演者艺术体验外化的具体体现”。宋词中“说风尘有情”的描写，已成为填词的一种游戏规则。很多时候观赏者的心猿意马、浮想联翩，只是一种自作多情。对于晏几道而言，从钟鸣富贵到繁华落尽、家道衰落，难言的痛苦和微妙的自傲心理只能借诗酒、以及想象回忆中的风流爱情来排解。“沉醉在这样的白日梦里，乐此不疲。词人美化眷恋的异性，就是在间接地美化自我，自抬身价。无力抗争现实，又不能挣脱“虚名”的牵累，没勇气和毅力真正超脱烦恼人生，只得局限一己之荣辱得失，自我欣赏，自作多情，是小山恋情词的根本成因。”⑦诸葛教授结合晏几道的人生经历，从人性及心理学的角度对其创作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大多数的恋情词其实只是文人在酒宴歌席上赠与歌妓演唱的作品，其中那些动人的男女恋情，要么是代歌妓言说，要么是一种逢场作戏、萍水相逢的临时抒写，或者是自我多情的美妙表达，大多情况下并不是文人与歌妓的真实情感。这一观点在90年代初期提出之后，颠覆了人们的传统认知，曾对学界带来了很大冲击，但逐渐被广泛接受。 李清照是词坛女杰，她与赵明诚的夫妻情感，是阅读与理解其爱情歌词的出发点与立足点。关于李、赵的夫妻关系，传统观点普遍认为他们是神仙眷侣、恩爱情深，当今有学者认为二人婚后有许多不和谐，如赵明诚纳有姬妾，夫妻甚至时时反目等。“如此以来，有关李清照诸多名篇的作年及其解读，都产生了歧义。例如，《声声慢》（寻寻觅觅）一词，一般认为是李清照南渡丧夫之后所作，抒写了亡国与丧夫的深痛。陈祖美则认为该词是李清照南渡之前遭赵明诚冷遇时所作。”诸葛教授通过对宣和三年（1121）李清照去莱州与赵明诚重逢时的作品进行深入解读，发现一个问题：赵明诚夫妇先后分离五年，按理说久别重逢应该十分欣喜，但李清照前往莱州途中路过昌乐时所作的《蝶恋花》和初到莱州时所作的《感怀》诗，充满愁苦，情绪十分低落。 关于李清照、赵明诚夫妇生平的直接文献极少，诸葛教授借助《宋史》、《东京梦华录》、《清波杂志》等史料笔记中关于宋代世风的记载，以及李清照《金石录后序》中的用典，以人性为出发点，细致地梳理夫妻情感的微妙变化，做出合情合理的推论：赵明诚与李清照早年感情融洽，虽然会因品赏金石等发生小争执，赵明诚亦有狎妓、纳妾，但在他第二次出仕之前，李清照基本上垄断了丈夫的情感，并无危机意识和怨言。然而，赵再度做官时，李清照年趋40，年老色衰已是不可避免的事实；赵明诚别妻外任后，可能被更加年轻美丽的侍妾或其他女子所吸引，相对冷落了李清照；加之他们没有子嗣，于是产生隔阂，矛盾加深。赵明诚在外做官数年，时间与空间的距离增加了夫妻间的猜忌，于是婚后累积的矛盾集中爆发出来。但是毕竟二人有相濡以沫的感情基础，赵明诚将李清照接到任所，正是他对妻子情感的一个明证。直到莱州任期结束，转守淄州，二人情感非常融洽。诸葛教授通过对作品的详细解读，结合社会背景及李、赵生活经历，以人性化的视角，指出“世界上没有矛盾、永远和谐的夫妻是不存在的，尤其是人到中年之际，容易产生‘中年情感危机’清照与赵明诚也不能免俗。然因此夸张两人的矛盾，人为地拿着“放大镜”去寻找李清照与赵明诚的裂痕，则会导致一种偏颇，乃至厚诬古人。” 人性是与生俱来的一种属性，古人也是人，他们的所作所为，并不会违背人之常情、常理。因此在进行学术研究时，要从史实出发，从人性出发，如果脱离这些，就会出现荒谬的结论。比如古代文人去青楼楚馆纵情声色，为歌妓创作艳词，这本是封建社会的常态，如果被认为是同情下层妇女，体现原始的民主平等，显然是违背事实的。30多年来，诸葛忆兵教授始终主张文学研究应当回归历史，回归人性，研究者应以客观的立场去对待研究对象，通过细致深入地分析，得出真实的结论。这种朴素的学术思想，一直贯穿在他的学术研究中。 注释 ①金启华、张惠民等《唐宋词集序跋汇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284页。 ②陶尔夫、诸葛忆兵《北宋词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90页。 ③范文澜《北京大学历史问题讲座 第一讲 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57年02期，第7页。 ④诸葛忆兵《范仲淹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7页。 ⑤诸葛忆兵《徽宗词坛研究》，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页。 ⑥诸葛忆兵《宋代宰辅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⑦诸葛忆兵《心灵的避难所—论晏几道的恋情词》，《求是学刊》1993年第4期，第91页。 参考文献 诸葛忆兵《高考的记忆》，《瓯风》第十四集。 林岩《宋代文献里的科举世界——诸葛忆兵<宋代科举资料长编>一书读后》，《国学学刊》2018年第2期 张春柳《读陶尔夫、诸葛忆兵著<北宋词史>》 葛金芳、金强《两宋官制研究的又一力作——评诸葛忆兵<宋代宰辅制度研究>》
本文原载《宋代文学研究年鉴（2016-2017）》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