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采

两年前，台湾大学一教授来访。饭席间，谈及学者中两夫妇合作做学问成“最佳拍档”事，我首先列举马采教授，台湾学者惊问：“马采先生还在？”我告诉他马采先生夫妇均健在。台湾学者再问：“是不是在北京？”当他得知马先生在中山大学时，他兴奋得立刻要我带他前去造访。两夫妇以学生的姿态站在马先生夫妇后面照了很多相。

这件事使我心里感到惭愧：何以马先生的学问在外面甚有影响，在中山大学却少有问津？！

我是1960年来中山大学哲学系读书的。但是，我有幸读到他的著作，还是十几年后，七十年代中期的事，那时我被分派在西方哲学教研室，马先生乐意指引我入门，便将他于四十年代末撰写的《论苏格拉底》一文找出来让我研读。读毕，我深为论著中严谨的学理分析所折服，并且，借助于论文对苏氏人格的赞扬与对苏氏死后哲学由信仰向知识的坠落意谓“哲学的终结”的判定与太息，我同时感受到了作者心灵的颤动。我至今仍然时常玩味论著中如下这段话：

（苏格拉底被处死后，）继承这个“哲学”，活跃于雅典的哲学家，除了柏拉图一个人外，没有一个纯粹的雅典人，没有一个像苏格拉底，为自己的国家，为自己的国民，把生命作赌注去从事哲学。这一方面虽由于雅典的政治极端腐化，杀了一个苏格拉底，同时又阻止第二个苏格拉底的出现；另一方面，亦由于苏格拉底“哲学”本来性格——只诉诸于个人的理智，从个人入手去进行改造，和不直接参加政治、只是从旁边加以批评指导。抹杀了批评的理论的政界无远见的实用主义，和从批评倒退到旁观的外地人冷淡的态度，便使到苏格拉底的“哲学”变了质。总之，经过了这一次事变以后，哲学的说法虽然恒河沙数，但已变成没有被杀的危险，没有被杀的必要，乃至在被杀前逃了命的“哲学”了。

于此，马先生对哲学逃离信仰逃离责任而仅被看作为一纯粹客观与静观的知识之批评是多么严厉。当今，自命为、被封为哲学家、思想家的人，又岂止“恒河沙数”呢？在我们看到大学讲坛或出版刊物上的哲学高谈已经走得更远，已经完全蜕变为一项操作，一种谋利手段时，我们的心情不是亦会像马先生当年对苏格拉底之死所感受到那样何等地倜怅与沉重！

八十年代初，我开始于《美学》第三期上读到马先生发表的美学论著：《论美——从移感说观点看审美评价的意义》。该文可以看作是马先生之由关注“观念论”美学向“移感”美学的一个转变。在“观念论”美学那里（例如黑格尔），“美”被看作为一客观、绝对的实在体（或“绝对理念”）；在“移感”美学这里，“美”被体认为人——主体精神生命与人格追求的证实与肯定。这一转变，在马先生个人那里，可以看作是与他把哲学认作为主体信仰与践行的学问的见解取得了完全的一致性。而在中国现代美学发展史上，却有另一重意义。无可否认，中国近几十年的美学，基本上为黑格尔“理念论”范式所笼罩。在近代黑格尔把“美”看作一客观外在的实在体（或绝对理念）的情况下，“美”对人——主体是疏离、冷漠的。然而，在现代美学的眼光中，“美”本是于主体我内在生命情感流淌出来的感性形式。马先生走出黑格尔而接纳李普斯为代表的移感说美学，实质上是要使美学由近代走向现代，让“美”重新亲近人——主体，成为活泼的主体我的生命的体现与象征。要知道马先生的这篇论作是在四十年代发表的。马先生显然很早即已启动了中国美学由近代向现代的转变。而当马先生于五十年代借移感说的“生命情感”为媒介重新解释中国艺术史上的“气韵生动”等命题时，我们甚至得以在他的研究中较早地看到了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意义。

往后，我又陆续读到马先生《中国美学思想漫话》一书和《孔子与音乐》手稿。读毕这一批关于中国古典艺术与美学的作品，我真正意识到了“学贯中西”一词的份量。

内行的学者都说，在美学成就上，马先生堪与宗白华先生媲美。八十年代在读到《美学散步》时，对宗先生的灵性与诗人气质感受甚深。而在读马采先生的论著时，我同时还可以感受到他在学理分疏的缜密性方面透现出来的思想的力度。马先生在美学上的这一长处显然得益于他的哲学素养。他以哲学家的眼光去审视美学问题，这使他对美学、艺术学的探索持有一种冷静、客观的态度；他又以美学家、艺术家的激情品评哲学问题，这使他在对哲学的思索中透现出对跃动着的生命主体的至爱与倾情。

然而，实际上马先生的学术成就，并不仅限于哲学与美学。在文献与史学研究方面，马先生亦有甚深功力。五十年代，他曾对顾恺之生平、艺术创作作过详细的考证，对顾氏之《画云台山记》、《论画》作过校注，在考辩中，他根据葛洪的《神仙传》所载，纠正了流传本的《画云台山记》文中有关人物配置的几个关键性的错字，得到史学界与美学界的首肯。八十年代开始，他先后着手编撰《世界哲学史年表》、《美学史年表》。这种被马先生戏称为“资料性”的工作，是我辈中许多人不愿意做，当然实际上也无法做的。马先生精通日、英、德、法等多种文字，熟悉多个国家的古典文献，这已使我辈不可企及。更重要的是马先生的坚韧性。他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常常跑到图书馆坐冷板凳，一泡就是三个小时，这诚然是市场经济支配下浮躁的心灵所难以想象的。然而，真正的学问都是在冷板凳上泡出来的。著名历史学家姜伯勤教授曾亲自带着他的学生拜访马先生，为的就是要他的学生向马先生学习，认同作为一个学者必备的在文献堆里“泡的精神”。时下不少中青年从学者喜欢做“明星”，热衷炒“明星效应”。读一读马先生三四十年代所写的论著，我们才可以感受到作为一名学者及其学问的长久生命力。

遗憾的是，近几十年来中山大学似半不识马采。无怪乎台湾学者会有“是不是在北京”的怪问。马先生真的体证了老子的说法：“大音希声”。老子这一话语所标识的，无疑正是马先生个人的人格追求。但是，问题在于人们有责任认识自己的学者。唯有真正认识像马先生等一批学者，学校才有可能认识它自己。中山大学在认人认己方面，实在错失了许多岁月。记得马先生曾说，他有生之年，希望能够编辑出版四本文集，两种年表，《世界哲学史年表》有幸于１９９２年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然而，他编撰的第一本《哲学与美学文集》，即使老人自己斥资部分，也是经过多方奔走，才得以面世的。第二本《艺术学与艺术史文集》，同样经历许多曲折，才终于可以付梓，两书的出版，或许算得上终于开始认识马采。

可是，马先生的得力助手、夫人陈云女土在编毕《中国美学学术史年表》之后，来不及等到正式出版，便已辞世，马先生亦垂垂老矣，何堪问“尚善饭”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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