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最能代表人类文明的是书籍,书籍是人类文化的载体。研究杭州文化和文明的发展进程,有两个节点,一是南宋的秘书省(类今之国家图书馆)建立,二是清乾隆时建的皇家公共图书馆文澜阁。 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是在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十一月二十五日读到时任安徽学政朱筠的《奏陈购访遗书及校核<永乐大典>意见折》的基础上形成编撰《四库全书》的设想的。次年二月二十一日针对大学士刘统勋等校《永乐大典》条例并请拨房添员等事的折子上批示:“是。依议。将来办理成编时,著名四库全书。钦此。”
▲文澜阁《四库全书》原抄本 这部《四库全书》收书共3503种,合起来的卷数为79337卷,总字数将及10亿,以经、史、子、集传统的四部法分类,故称《四库全书》,为现今世界上最大的一部丛书。
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四库全书》除了收录国人的学术著作外,还收录了西洋人的著作,如意大利人龙华民、罗雅各、利玛窦、熊三拔,德意志人邓玉函、汤若望,希腊人欧几里德,葡萄牙人阳玛诺等关于数学、天文、历法、奇器、水利等方面的自然科学著作,此外还收录了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学者研究中国的古籍及朝鲜、越南的史著等。可以说《四库全书》收录范围较广,当时已经放眼世界。
▲乾隆皇帝像 乾隆皇帝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当时共抄写了七部,分贮七处。“北四阁”的贮藏地都是乾隆帝钦定的。北四阁所藏库书,主要在于保存文献。应该指出的是,北四阁的《四库全书》利用率极低,仅知乾隆帝曾翻阅过圆明园库书,而他读得最多的是文津阁本。由于北四阁均藏在皇家禁地,属于典型的皇家官府的封闭式藏书。
“南三阁”分别是镇江金山寺的文宗阁、扬州大观堂的文汇阁和杭州西湖的文澜阁。这三阁的性质相同,都是乾隆帝下旨命建的。其中文宗阁和文汇阁的藏书在近代战乱中被损毁,文澜阁则历经浙江杭州的文化人、官员、商人的共同努力才保存下来。其间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值得我们永远记取。
▲今日文澜阁 “南三阁”中的文宗阁和文汇阁均遭损毁,两阁的文献档案也同时毁弃,至今没有新的发现,故本文所论均以杭州文澜阁为例。
我以为公共图书馆,无论中外古今都具有三个特征。
一是由政府出资主办,或由地方人士出资捐办,交由政府管理,或指定专人负责管理。藏书楼(中国传统的称谓)或是图书馆(西方国家的称谓)的房产和图书的属性是公共的,不是私产。二是所藏书籍向全民开放。只要是这个地方居住的读书人,甚或外省人士,凡遵守馆方规定的制度,作出爱护图书和有关设施的承诺,都有进入读书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限制。也就是说,公共图书馆是向全民开放的,读者没有任何身份和职业的限制。第三,公共图书馆是非营利性的。创办图书馆是为国家和地方培养人才,这是根本目的之所在。
按照我对公共图书馆的本质属性的认识,我以为文澜阁完全具备这三项基本要求。现结合文献史料加论列证明。本文主要论述前两项,第三项不言自明。
▲文澜阁内的常设展览 首先,文澜阁的建筑、藏书都是公产。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第一份《四库全书》缮成以后,即将入贮紫禁城的文渊阁时,乾隆皇帝在是年七月初八这天,一连下了三道上谕(即常所说的“圣旨”)其中两道均与杭州文澜阁有关,其一说:
朕稽古右文,究心典籍,近年命儒臣编辑《四库全书》,特建文渊、文溯、文源、文津四阁,以资藏庋。现在缮写头分告成,其二、三、四分,限于六年内按期蒇事,所以嘉惠艺林,垂示万世,典至钜也。因思江浙为人文渊薮,朕翠华临莅,士子涵濡教泽,乐育渐摩,已非一日。其间力学好古之士,愿读中秘书者,自不乏人。兹《四库全书》允宜广布流传,以光文治。如扬州大观堂之文汇阁,镇江金山寺之文宗阁,杭州圣因寺行宫之文澜阁,皆有藏书之所,著交四库馆再缮全书三分,安置各该处,俾江浙士子得以就近观摩誊录,用昭我国家藏集美富,教思无穷之盛轨。 在这道上谕中乾隆帝明确指定杭州圣因寺为藏书之所,并规定“此次续缮四库全书三分,俱著发给内帑银两,雇觅书手缮写”。“南三阁”的三份《四库全书》一共花费了多少银两?检有关档案,未见明确记载。但乾隆帝于四十六年第六次南巡到杭州曾驾临文澜阁巡视,作《文澜阁》、《趣亭》、《月台》三诗,《文澜阁》诗第二联“班佣此实官帑发,卢径彼殊众力扛。”下有自注云:“是以后次续缮全书三分,饬发内帑银百余万两,觅书手予值缮写。”从这条乾隆帝的自注可以看出江南三阁《四库全书》仅抄写人的工资即需一百余万银两,以整数而言即达一百万两银子,每部书的抄写工资为三十三万余银子,而上好的泾县纸、笔墨等费用均不计在内。这样四库全书为国家公产当无疑问。
▲文澜阁内的常设展览 其次,文澜阁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建成,建造经费耗银纹一千五百二两整,这是浙江商人何永和等捐建,并得到乾隆赞同。乾隆在四十七年(1782)九月二日批复陈辉祖的奏折中说:“商总等呈请捐项自办,该处改建文澜阁,出自伊等情殷桑梓。踊跃输忱。尚可准行”,这是一笔费用。此外,《四库全书》的装潢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据《文澜阁志》卷上所载,原贮东书堂的《图书集成》为黄绢面。而《四库全书》经部为葵绿绢面,史部为红绢面,子部为月白绢面,集部为黑灰绢面。每函用香楠木盒收贮,盒内衬以香楠夹板,便抽纳也。素绫牙签,册中冰麝各二以辟蠧。再加上香楠木作架贮藏。《四库全书》装帧是那样豪华,防蠹防霉的措施是那样的尽善尽美,我翻检过一些有关史料,在1700年代,在世界上还找不出第二例。建阁等费用是浙商主动捐给国家,自然也是公产。 从今日尚存之文澜阁与天一阁比较可以看出,天一阁宝书楼是极普通的江南二层民居式的建筑,而文澜阁虽外观为两层,实为三层,运用清代的“偷工造法”,利用上层楼楼板之下的腰部空间多造了一夹层,这种造法既节省工料,又空间增大,且自上而下的可利于通风干燥,极便贮书。作为那个时代设计最先进的图书馆舍,配置了三万六千册的《四库全书》,加上原贮行宫东书堂的数千册《古今图书集成》的初印本,这个图书馆的馆舍与图书硬件均为公产我想不存疑问了。
▲文澜阁内的常设展览
关于文澜阁《四库全书》的阅读对象,乾隆四十七年(1782)七月初八日上谕中说得很明白:“着交四库馆再缮写三分,安置各该处,俾江浙士子得以就近观摩誊录,用昭我国家藏书美富,教思无穷之盛轨。”
这道谕旨说得很清楚,国家花了大钱抄《四库全书》,藏于江南三阁,这部藏书是供江浙士子读的,没有别的附加条件。为此他亲自落实文澜阁的建阁地点,亲自起好的阁名。过了两年的四十九年(1784)年初,正当颁南三阁的三部《四库全书》缮成之后,陆续颁发之际,乾隆帝又为库书的使用问题专门发了一道上谕,重申颁赐库书的目的是嘉惠士林,使士子得以就近抄录传观。但他对地方官员的“做派”深有了解,很可能库书到后深扃阁中,“名至而实不归”,士子无缘得与,针对此情,他在同年二月二十一日专门发了一道上谕:
第恐地方大吏过于珍护,读书嗜古之士无由得窥美富、广布流传,是千缃万帙,徒为插架之供,无裨观摩之实,殊非朕崇文典学、传示无穷之意。将来全书缮竣,分贮三阁后,如有愿读中秘书者,许其陆续领出,广为传写。 ▲文澜阁内的常设展览
这是皇帝的命令,再次强调库书必须公开让士子“陆续领出,广为传写”。
过了六年,即是乾隆五十五年(1790)文澜阁正式开放之际,乾隆帝又颁发上谕:
从前曾经降旨,准其赴阁检视抄录,以资蒐讨。但地方有司恐士子等翻阅污损,或至过为珍秘,阻其争见快睹之忱,则所颁全书三分全书亦仅束之高阁,转非朕搜辑群书、津逮誉髦之意。……著该督抚等谆饬所属,俟贮阁全书排架齐集后,谕令该省士子,有愿读中秘书者,许其呈明到阁抄阅,但不得任其私自携归,以致稍有损失。
这是乾隆下的南三阁库书公阅的第三道上谕,可谓三令五申,谁个督抚该违令不准?至于谕令该省士子“许其呈明到阁抄阅,但不得任其私自携归,以至稍有遗失”,这是乾隆对保护库书的明令规定,这时的乾隆已有点像文澜阁图书馆馆长亲自写“借阅规则”了。
镇扬二地的文宗、文汇二阁的情况由于种种原因未见书面材料外,杭州文澜阁是不折不扣执行乾隆帝的谕旨的。从有关材料我们见到汪中、孙星衍、阮元、陆心源、孙衣言、马一浮等一批学者和读书人到文澜阁读书校书,三百余年,文澜阁一直开放阅读。如今,影印版的文澜阁《四库全书》已经面世,更方便了人们的阅读。
▲影印出版的文澜阁《四库全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浙江图书馆读《四库全书》的学者更多。据我所知,科技史、文献学家胡道静为著述命我抄文澜阁库书;中国印刷史专家、国家图书馆张秀民多次赴浙图阅《四库全书》,成其著作;中华书局总编傅璇琮、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陈高华等曾由我陪同前往浙图总馆阅书,并为论证影印《四库全书》做准备工作。
民国至今,浙图阅文澜阁《四库全书》有严密的登记制度,从中可以看到详细的阅读记录,此不赘述。当然,上面所列挂一漏万,但亦可看出文澜阁库书确实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对浙江的文化建设和培养人才,作用尤为巨大。
综上所述,文澜阁的馆舍之大且美、藏书量之多且精、保管方法之科学完善,以及读者对象之广泛,在1700年代的世界上找不出第二个。文澜阁是世界上当之无愧的第一个公共图书馆,这个结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文澜阁内的常设展览 西湖成为世界的文化遗产之一,主要依据一是自然的山水风光,其二是丰富的文化内涵,藏书文化即其内容之一,而文澜阁则为其杰出的代表。 文澜阁的建成至少为西湖增加了两大优势,一是为西湖增添了一个有深厚文化内涵的美景。清代康熙间孤山建有行宫,乾隆帝南巡杭州也时时驻足于此。行宫为皇室禁地只能远观而不能近视,更不能登堂入室,一窥真容。但文澜阁不同,虽也是皇家藏书室,但却能入内参观、读书。在当时来说美轮美奂,杰阁巍峨的文澜阁,本身就是西湖一景。
二是自文澜阁《四库全书》允许公阅抄录之后,西湖出现了一批特殊的游客,我为之取名为书客。为到文澜阁读书抄书,常常有成群结队或零散的游客,他们有的租赁湖舫,有的步行前来阅书。清道光间上海金山钱熙祚,曾组织南汇张文虎和同里顾观光,雇了一批抄胥前后三次、每次三五十人来孤山借书抄书。张文虎有《孤麓校书记》和《湖楼校书记》述此次抄校甚详。这些诗文,为今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文澜阁对外开放的史料,可见当时既可到阁阅书抄书,又可借出到寓所抄录。
▲《文澜补书图》(局部) 文澜阁建在西湖,《四库全书》藏在西湖,这是文澜之幸,反过来也是西湖之幸。
文澜阁《四库全书》使西湖增加了深厚的文化底蕴,这个世界上第一个公共图书馆对提升杭州以至浙江,甚或江浙以至全国的文化事业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有人以为,杭州这座文化名城的发展有两个重要的节点,一是南宋建都杭州,二是清代建文澜阁贮《四库全书》。关于文澜库书直接受惠的学者,前已简述,此处主要述在文澜精神影响下,浙江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对提升杭州以及浙江文化的影响。
▲文澜阁内的常设展览 世界各国古往今来凡重视民族文化的都办有藏书处所,只是叫法不同,西方称图书馆,而中国称藏书楼,或某某阁。文澜遗韵,泽被后世,我以为影响最大的即是将私书化为公书,供众阅览,其潜移默化的作用不可低估。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浙江学政张亨嘉与浙江巡抚聂缉规商定,扩充杭州藏书楼为浙江藏书楼,章程规定:“书楼之设,原以广开民智,造就人才。无论进士举人,贡监生员,但志在通知古今中外者,均准借书阅书。”从中可以看出,这条阅书章程实是当年乾隆皇帝上谕中的“如有愿读中秘书者,许其陆续领出广为传写”,精神完全一致,只是具体化而已。张亨嘉在《浙江藏书楼碑记》中说得更为清楚明白:
光绪二十八年,余来视学浙中,俯仰文澜阁遗迹,思有以敬承之。而杭之东城,故有书楼,盖本讲舍之遗址也。余以邵吉士章、胡部郎焕等言,躬往案视。见其地居僻左,屋宇湫隘,且储书未广,无以餍闳阅者之心,因谋扩充其制,度地于城之中央,商之抚部聂公缉槻、行省翁公曾桂,借官钱奏请改进,增拓规模,广置图籍仪器,俾官绅士之愿学者,均得恣其渔猎,以冀读书者众,而豪杰之士出于其中,稍阐文澜阁藏书之精意,非仅规抚西法已也。从来国家之兴,务必明教育而开知识,乃能自卫其强,而爱国之心益固。……东西各国,强弱有时,大小不一,然学优则民智,学拙则民愚,智者日著富强之效,愚者立见危亡之忧,此其彰明较著也。书楼之法,辅学堂以行,在各国最称善政,定知夫中国圣人已先百年为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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