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十年前的读书风气，比较时兴的是文学和哲学。这既有远因，也有近缘。 远因或可上溯至百年之前。辛亥革命前后，胡适在美国习农学，感觉与其心性不洽，初拟转文学，终入哲学，想要“以文学发挥哲学之精神”。后来到新文化运动时，这两学都成为比较得意的学科。顾颉刚本出于北大哲学门，却在稍后致信友人王伯祥，表示“自知于哲学、文学都是不近情的”，故只愿“做一个科学的史学者”。他说出的选择次序，恰提示着哲学与文学才是时人的首选，而史学不受看重。当时文科学长陈独秀要派中文系的朱希祖去做历史系主任，朱却百般不肯，十分勉强。 近缘则受惠于当时刚开始“结束”的“文化大革命”。伟大领袖毛主席曾身与新文化运动，向来喜欢文学与哲学。他工文而好诗词，哲学更是其长期的喜好，后来数次试图将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和书本中解放出来，普及于大众之中（其解放哲学的最后一次努力，就在“文化大革命”中）。“文革”中出版书籍不多，以前出的也大多列入“封资修”而不许看。书店中可以得到的作品，除毛选外，就是一些经过选择的马恩和鲁迅著作。前者以哲学见长，后者基本是文学作品。好读书者大多在此两类读物中成长，无形中也促进了哲学和文学在“知识青年”中的普及。 我自己就是这些“知识青年”中的一个。还在农村的时候，承一位中学学长的厚意，借我一本当时出版（或再版）的《简明哲学词典》，是苏联人罗森塔尔·尤金编著的。我这个年龄的人，可能很多都知道此书。当年对于上述三类（毛选、马恩和鲁迅著作）之外的书籍，即使出版，也不多印多卖，反而限制销售的数量。这本词典，或许还是“内部读物”，未曾进入书店公开销售。总之此书在那时颇不易得，大致不差。 我借得此书，就像昔年山西举人刘大鹏获得《三国志》一样，真所谓“如获至宝，爱不释手”。词典本是分词条的，上下不连贯，实没有多少“可读性”，何况还是关于哲学的！把词典当“书”读的景象，今日的青年或已不容易想象了。我当年的哲学知识，最初大都由此得来。然而好事不常，一次我外出访友，适一同班好友来，见我不在家，遂抬门直入（四川乡间的房门是真正防君子不防小人的，在靠近门柱处抬起来，即可不破门而入）。他看见那词典，比我更加“如获至宝，爱不释手”，遂留一字条，携之而去。而且这是名副其实的久假不归，迄今仍未释其手。 这在当年，也是不小的打击。书不在手边固已至感可惜，更重要的是在学长那里失信，还不怎么说得出口。因为那时的书籍实在太珍贵太难得，借到一本书已经相当不易，拥有或丢掉一本书，更是一件大事。我的同学能重书轻友，我也不能无此嫌疑——你说被别人拿了，其实也真是空口无凭，安知不是托词。那位学长是以“藏书”丰富著称的，从此我便在他那里失了信誉，自己也不好意思再提借书一事了。直到好多年后，大概已经从乡下进入大学了，才在另一位中学学长家里见到一本稍残破的此书，百计央求，总算是送给我了，然后还给早年借书给我的学长。所还的书已有些瑕疵，不能说是完璧归赵，但到底全了信义，彼此释然。 从借得那本词典开始，我对哲学也有了些兴趣，尽量找一些外国的哲学书来看，然实杂乱而无系统。也曾有位“惜才”的学长，送过我一本休谟的《人类理解研究》，书不厚，读来尚有趣。（可能是因为修养不够，我对哲学大本营德国的哲学书，读起来总感不顺；而英国的饮食和小说都不甚喜欢，哲学书却觉似较可读。）印象较深的是休谟说到人与人的理解可以不必基于同样的体验，他举的例子是男性也可同情女性分娩的痛苦。我当年甚至感觉记得大致的页码，近年曾想找出来引证一下（这对我们是否能理解往昔之人颇有关联），却不仅不在原来记得的页码，甚至根本就找不出。也曾请教读西书更多的冀小斌兄，看看英文版中是否好找一些。他也说依稀记得休谟确有此说，但一时没能找到。 进入大学之后，哲学的兴趣还维持了一段时间，但已逐渐转入为求知而读书的层次了。大一时还曾从图书馆中借出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好像是较厚重的一本。戴思杰兄后来常挖苦我，说我故意将此书夹在腋下，封面朝外以露出书名，然后徘徊于校园之中，示人以博学状。我那时似乎没那么崇洋媚外，不过因为哲学似乎只能看外国书而已。以现在解读史料的方式看，此或表明立言者自己其实颇看重外国哲学家，或当时的世风是能看外国哲学书的译本便可算博学。早知如此，我应多借几本封面更吸引人的，在校园多漫步几圈，或许当年就已声名大著，亦未可知。 在我记忆里，那可能就是最后一本为求知而读的哲学书。此后虽然也看一些哲学著作，却都出于专业需要，有预设的工作目的，读法和感觉都已今非昔比，大不相同了。 与我多数的同时代人一样，我也曾是个所谓“文学青年”。以前我分外羡慕以文学和电影为专业的学人，因为看小说、看电影就是他们的专业，颇有些当年所说的“革命生产两不误”的感觉。想象他们必然乐此不疲，比我们读史料有趣得多。后来一些以此为专业的朋友告诉我，那真是极大的误解。据说一旦成了专业，小说和电影便再无消遣的味道。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每天都以“门道”的眼光看本可消遣的东西，没了热闹，也就不复可以消遣；连趣味都成了专业的，与我们从史料中看到的兴味，也相去不远了。 这似乎也有点“哲学”意味。以前一些老师常鼓励学生要干一行爱一行，我总感觉有些不顺遂。孔子早就说过，好德不能与好色比（与今人口中的“好色”意相通而不尽同）。前者是后天的修养，后者是先天的本能。即使后天的事物，也还要有点出自个人的主动意趣才好。凡是需要提倡和鼓励的“爱”，总带些勉强的味道，大致已到索然无味的程度，甚至可能会有反作用。然而当我知道以文学和电影为专业者也不那么让人羡慕时，似有所悟，对那些老师的鼓励，多少也能理解了。盖后天的乐趣，有时也是可以培养的。此或即《荀子》所说的“习俗移志，安久移质”乎？ 《吕氏春秋》说：“人之情不能乐其所不安，不能得于其所不乐。为之而乐矣，奚待贤者，虽不肖者犹若劝之；为之而苦矣，奚待不肖者，虽贤者犹不能久。”学习不能反乎人情，否则可能事倍功半。我自己教书之后，常对学生说，只有自己爱好，才能坚持认真做，也才真有所得。即使从功利角度言，也要自己有心得才做得好，做得好才有出路。所谓“学也禄在其中”，或可由此理解。故即使为出路计，选题也不必去找什么时尚的热门或“最新的前沿”，而要尽量寻求自己性之所近的方向和题目。 不过，选择和培养本身，都是后天的努力，在个人主体性的一面之外，有时也还要看缘分。我想，无意之中有人提供哲学书，大约是我与哲学的缘起；为兴趣而读哲学书，是我与哲学的缘定；为求知而读哲学书，是我与哲学的缘续；到为专业而读哲学书，与哲学的缘分虽一息尚存，也便无多少情趣。凡事若成专业而又无情趣，最多只能做到次好，永远不可能做到最好。我对哲学史虽略有兴趣，而始终取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这就是原因之一了。 原刊《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2008年11月23日，收入《风雨鸡鸣》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