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光宗得病后，精神失常，言语错乱，失去了治国理政的能力，因此从十一月二十七日到十二月十二日，都没有上朝。直到十二月十三日，他才在内殿召对辅臣。（脱脱等：《宋史》卷三十六《光宗纪》）至绍熙三年（1192）正月元旦，本来应该在大庆殿举行隆重的大朝会，但光宗病情未完全恢复，这一仪式也被取消，皇帝仍只能在内殿视朝。光宗得病后，太上皇多次前来探望，并送来药物，为了让儿子安心养病，例行的每月四次光宗到重华宫朝见太上皇的礼仪以及各类节日庆典，都因孝宗传旨而免行。 
宋光宗 但是，到了绍熙三年（1192）三月九日，光宗恢复了延和殿（后殿）视朝，表明他已经初步康复。四 月十七日，光宗朝重华宫。可是此后，例行的过宫居然停止了。时间转眼到了绍熙三年秋天，在大臣的劝谏下，光宗一度传旨准备过宫，到了那一天，“只缘乘舆已驾，卫从罗列，百官下司，夹道起居，六军万姓，望尘踊跃，伺候移日”。（《陈傅良先生文集》卷二十一《上嘉王札子》）文武百官、禁军卫士在宫门外列队等候，临安百姓夹道盼望，因为皇帝已经太久没有朝见太上皇了，大家都在拭目以待，如果光宗顺利过宫，那么坊间关于父子不和的谣言便不攻自破。然而，惊人的事情发生了，就在启驾出宫前一刻，皇帝突然传旨取消过宫！这一事件坐实了皇帝与太上皇不和的传言，引起了百姓恐慌。而外朝大臣们更是心急如焚，不知道宫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也不敢去打听，但心中大体明白，此时光宗对父亲已经有了不小的猜嫌。可是，外朝臣僚们隔着高高的宫墙，又如何去解开两代皇帝的心结呢？ 这时候，嘉王府赞读官陈傅良觉得，与其这样干着急，还不如找一条可靠的沟通渠道化解矛盾。光宗只有两个儿子，长子赵挺（乾道年间争夺“皇嫡孙”的那位）早卒，嘉王是光宗第二个儿子，生母为李皇后，此时是皇位的唯一继承人，并且嘉王与祖父太上皇关系比较亲密。 
陈傅良 绍熙三年（1192）七月，陈傅良受命兼皇子嘉王（后来的宁宗）府赞读官。他对嘉王有劝导的责任，对其为人有很深刻的影响，如嘉王生活简朴、饮酒饮食皆有节制，“盖旧学于永嘉陈氏傅良，尝导上以此，故终身不忘”。（《四朝闻见录》乙集《宁皇二屏》）正因为有了这样密切的关系，陈傅良觉得，能够说服皇帝的只有李皇后，而外朝臣僚无缘见到皇后，只能通过嘉王进言，希望他发挥中介的作用，向李皇后转达群臣希望皇帝尽快过宫的呼声：“独以为能赞乘舆之决，为主上言此者，莫如中宫（指李皇后）；能通宫禁之情，为中宫言此者，莫如大王（指嘉王）。”（《陈傅良先生文集》卷二十一《上嘉王札子》）陈傅良的希望是：“某等欲望大王力请于中宫，以调娱主上为己任，备极左右之养，顺适起居之节，上意有所不乐，则为之弥缝；下情有所难通，则为之启导。至过宫日分，期于必信，号令已出，风雨不渝。如此则北内欢愉，外廷悦服。中宫母仪之美，配于古人；大王子职之誉，显于天下。”（《陈傅良先生文集》卷二十一《上嘉王札子》）意思是，我希望大王恳请皇后，帮助皇帝陛下调整心情，积极康复；如果陛下对太上皇有所不满，请皇后多方开导，务必弥合猜嫌；如果陛下不了解我们外朝臣僚和百姓过宫的呼声，请皇后务必代为转达。到了应该过宫的日子，一旦颁下命令，就要言出必行，风雨无阻，这样不但重华宫的太上皇心中欢喜，外朝百官也对皇帝陛下的孝心孝行衷心悦服。若能如此，那么皇后的嘉言懿行足以母仪天下，更加受到军民的景仰；大王您履行了儿子的责任，调和祖父与父亲的关系，更是功德无量。据陈傅良绍熙四年上嘉王札子说，嘉王向皇后进言似乎收到了效果，皇帝不久就过宫了。 到了绍熙三年（1192）十月十二日，皇帝循例到重华宫起居进香。十天之后的二十二日是孝宗生日“会庆节”，光宗本应率领百官到重华宫上寿（祝寿），结果却由丞相率百官诣重华宫拜表称贺。（《宋史》卷三十六《光宗纪》）十一月十七日是长至日（冬至），朝廷照例举行庆典，由丞相率群臣向孝宗称贺，光宗仍然没有露面。这两件事把两代皇帝之间的矛盾彻底暴露出来，朝野震动。 
李皇后 于是，兵部尚书罗点、给事中尤袤、中书舍人黄裳皆上疏请皇帝朝重华宫，吏部尚书赵汝愚在面对时请求过宫，陈傅良也加入劝谏的行列。在十一月下旬，已兼任嘉王府赞读的陈傅良上《封事》，劝谏光宗恢复朝觐重华宫。陈傅良构思这份《封事》可谓煞费苦心，他从自己的职务——嘉王府赞读的立场出发，委婉地指出，光宗对孝宗的失礼之举，恐对嘉王（事实上的太子）造成不良影响：“区区陈说，无过口耳之感，必不能胜躬行之化；泛观往古，无过纸上之习，必不能如家传之法。今陛下上亏三宫之欢， 而下责小臣陈谊于冢嗣，以庶几寡过，则虽抱血诚之忠，未见其补，将以逃斧钺之诛而已。”（《陈傅良先生文集》卷二十一《封事》）陈傅良指出，他和其他嘉王府的僚佐官，虽然每天为嘉王授课讲读，但光宗本人的行为才具有决定性的示范意义。如果光宗没有“躬行之化”“家传之法”，嘉王又如何进德修业，而作为嘉王僚佐的陈傅良等人也只有背上渎职的罪名。 这是第一次出现群臣集体劝谏过宫的情形，光宗不能不给点面子，十一月二十二日，光宗赴重华宫朝见太上皇，李皇后随后也来到重华宫，儿子夫妇双双前来请安，“都人大悦”。 除了常规的起居外，当时朝野上下准备很久的一件大事，是光宗向孝宗进献《寿皇圣帝玉牒》《寿皇圣帝圣政书》《寿皇圣帝会要》。尽管这三部书早已竣工，这一盛典的举行却被光宗一推再推。大臣楼钥说：“第一次推迟到九月，第二次推迟到十月，皇上说龙体欠安，我们当然理解。这一次，陛下已经答应在十一月十四日举行献书典礼，宰相执政们事先筹划已久，有关执事人员反复演练，到了预定日期，又临时传旨取消，另外择期。虽然改期的新时间也不算远，但这样变来变去，我们真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楼钥：《攻愧集》卷二十三《请车驾过重华宫》第二札）他的潜台词是，前两次因健康原因推迟，那叫没办法，这一次推迟毫无道理。 出人意料的是，光宗这一次又找到了理由。原来《寿皇圣帝圣政书》成书后进呈光宗，按照礼制，应该以光宗的名义进呈给太上皇，因此在书的外包装（“黄罗套封”）上要题署光宗的名字，也就是说，整本书都可以由臣下捉刀，但皇帝的名字臣下是不敢代为书写的，必须请光宗在封面上亲笔题字（“亲洒宸翰”），但光宗迟迟没有题名。原来这部书的《序》是翰林学士李巘以皇帝的名义起草的，在进书前夕，光宗突然觉得这篇《序》不够理想，要求丞相 另外找人起草，并点了陈傅良的名。陈傅良连夜起草，第二天由丞相进呈，光宗表示满意，立刻题了自己的名字。光宗点名令尚不是两制（负责起草诏书的翰林学士、中书舍人）的陈傅良另撰《至尊寿皇圣政书序》，说明了对他的器重。十二月五日，光宗诣重华宫，向孝宗进献《至尊寿皇圣帝玉牒》《至尊寿皇圣帝圣政书》《至尊寿皇圣帝会要》。（《宋会要辑稿•礼》四九之五六）陈傅良参加了这次进献仪式，并奉命在孝宗面前朗读《圣政书》的片段。据陈傅良回忆，当时太上皇流露出满意的神情，而且注视他很久。陈傅良追述那一刹的心情：“寿皇色甚康，顾视良久，益恨平生之不遭也。”（《陈傅良先生文 集》卷七《寄僧嗣清》序）陈傅良虽然是在孝宗时代登进士第的，但在临安只当了几个月的太学录就外放州县任职了，等他回到临安时，已经是光宗时代的绍熙三年，因此所谓“益恨平生之不遭”，就是遗憾没有能够在孝宗在位的时代任职于临安，经常见到孝宗。这无意中透露出一个信息，尽管孝宗已经禅让成为太上皇，但在群臣中的威望却无人能比。如果光宗得悉陈傅良当时的心理活动，心中自然五味杂陈。不管怎么样，由于《玉牒》《圣政书》《会要》的进献，两宫的紧张关系一度缓和下来。十二月底，陈傅良被任命为起居舍人。绍熙四年（1193）正月十九 日，命陈傅良兼权中书舍人。这一任命说明光宗对他所撰《至尊寿皇圣政书序》很满意，可以胜任两制之职。吵吵嚷嚷的绍熙三年就这样结束了。 
楼钥 绍熙三年的过宫之争，尚未呈现出不可挽回的决裂局面，这表现在，一旦群臣施加压力，光宗总能给予一定的回应，因此，过宫的前景如同股票行情，大起大落，让人眩晕。楼钥生动地说：“进香一出（十月十二日）而人心欢然，会庆节（十月二十二日）一不出而人心遽骇。”就描写了这种情形。但是，光宗似乎有意识地在过宫时机上“抓大放小”：即孝宗本人最为关心、举国上下最为瞩目的孝宗生日会庆节，拒绝过宫；而选择在其他普通的日子过宫，以示“补偿”。其实这种“补偿”更像是儿戏。更加严峻的斗争在绍熙四年等待着楼钥、陈傅良们。 文章原名《过宫基本靠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