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人查慎行（1650-1727）《苏诗补注》曰：“又按：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吴山宝成寺，晋天福中建，名释迦院，石壁刻先生手书。合观二处，东坡此诗当是杭州作，讹入密州卷中者。” 查慎行指出宝成寺初名“释迦院”，《留别释迦院牡丹呈赵倅》为苏轼杭州诗，并特别提及《东坡先生年谱》中将此诗误放入密州诗一卷中，由此将此诗与杭州割裂。清代冯应榴《苏诗合注》也持此观点。

当代学者进一步阐述此观点，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杭州知州叫赵抃。苏轼在熙宁四年（1071），赵抃调离后，来杭州任通判。赵抃曾担任过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故苏轼尊称他为赵倅，是尊称副职的意思。苏轼于次年春天游览宝成寺，见到寺院内有前任赵抃的题诗，感怀之余写下《留别释迦院牡丹呈赵倅》诗。由此苏轼诗中“使君”，指的就是赵抃。该诗的第二句“应问使君何处去？”是问赵抃离开杭州到哪里去了？苏轼与赵抃两人都是因为政见与王安石不同而先后遭贬到杭州任职的。“前度刘郎在千里”一句，是引用唐代刘禹锡因参与“永贞革新”被贬谪的典故，感怀他与赵抃二人的共同遭遇。

据宋代《东坡先生年谱》，其中“（熙宁）十年丁巳（1077）”条目中说：“（东坡）先生年四十二，在密州任。就差知河中府，已而改知徐州。四月，赴徐州任，有《留别释迦院牡丹呈赵倅》诗。”这是宋代当时人的注录，具有相当的可信度。

持徐州论的学者，更是找到徐州也有个寺叫做“释迦院”。据《徐州佛教寺院总览》介绍，徐州宗善禅寺，最初叫九镜禅寺，在唐代更名为“释迦院”，后在宋、金交战时被毁。明朝成化年间，重建寺院，宪宗皇帝改赐名“宗善禅寺”。这些史料表明，苏东坡这首诗题目中的“释迦院”不一定是指杭州的宝成寺，很可能是指徐州的宗善禅寺。

清人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对此有详细记载。苏轼在密州任知州时，通判叫赵庾，字成伯，安徽宛溪人，熙宁八年初冬以尚书郎的身份任密州通判。两人相交甚笃，熙宁九年九月九日，苏轼曾至赵庾家，为其母作寿辰致语《赵倅成伯母生日致语口号》。赵倅即赵庾。此诗题中既为“留别”，则不可能是新往上任的徐州，因是密州诗。至于“释迦院”在哪里？具体位置并不可考。

最后以清代阮元《两浙金石志》的说法总结徐州、密州说：“此好事者因寺旧有释迦之名而重刻此诗。细玩字迹，迥非真迹，而‘芳春吉旦’，尤非先生语。”他认为完全是“好事者”因吴山宝成寺旧称释迦院，在此移刻了苏东坡在其他地方写的《留别释迦院牡丹呈赵倅》诗，至于落款“（熙宁壬子）芳春吉旦”，更不是苏轼的话，而应该是出于伪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