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头引】陈龙兄寄来我闻名已久的大作《探寻社会学之旅》，放在办公室案头好些天了，今天去学校开会，中午和学生聊完论文，翻开细读，获益良多。赴美访学，忌在过于仰视美国学术界——相反，过于俯视美国学术界亦不可取，而陈龙博士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仅温和地平视美国学术界，而且推门进去，耐心地与这些美国社会学家娓娓而谈。更妙的是，他回过头来，又请来中国社会界知名学者渠敬东老师，畅谈一番。此文即是渠敬东老师为《探寻社会学之旅：20位当代美国社会学家眼中的社会学》（陈龙，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1月）一书所做的序《他山攻玉：谈当代美国社会学》。想了解社会学，这本书不容错过！
陈：约翰·坎贝尔教授说：“如果去问社会学家什么是社会学，十个社会学家恐怕能给出十个不同的答案。”通过这次访谈我发现很多美国社会学家都认为，社会学是一门开放、包容和多样的学科。所以我的第一个问题同样是：您对社会学是什么这个问题怎么看？ 渠：我先从本书的访谈说起，即美国社会学家是怎么看社会学的。就美国社会学家来说，他们的看法并不完全一样，但是有几个地方基本上是相似的。首先，社会学有包容性，能从一个完整的社会构造，我们称之为人与人之间、不同部门之间，或者是各种意义上的社会联结的这个角度出发，来理解我们的生活世界。其次，既然有联结就一定有结构，也有其具体运作的机制。在这一点上中国社会学家的理解也没有太大的不同，这应该是社会学学科使然。但是我也有一个问题，就是本书中有很多社会学家提到了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差别，比如克里斯托弗·温希普就说，社会学坚持在他人行动的背景下研究个体行为。这就指明了社会学是从关系的角度出发，而经济学更多的是从一个结构和一个单一的假设出发，一旦进入到关系和机制问题，社会学就有能力发现那些被其他学科所省略和忽略的地方。霍克希尔德在批判阿尔弗雷德·艾耶尔的时候也说，逻辑实证主义认为一切情感表达都是没有用处的，应该从描写中删除。这非常有趣，因为如果一个人要从一个单一的假设出发，能够把剩余的部分全部抛弃，然后找出一个明晰的逻辑和推演过程，这在我看来的确是经济学家的优势。但是维弗雷多·帕累托讲过，在某种意义上，剩余物恰恰有可能是最基础的部分。而单一假设的出发点也可能就是建立在这种意义上的剩余物的基础之上的。关于这一点，经济学家没有好好体会这其中的悖谬和奇妙之处。所以我觉得社会学家有一个特别大的优点，就像兰德尔·柯林斯说的，社会学家永远在探索未知的东西。如果说社会学有包容性，有跨学科、多元化的特点，那么我觉得更为本质的是，社会学家从来不认为我们可以找到一套似乎自明的前提假设去完整地研究社会，所以我们时时刻刻处在关注和发现的过程中。在这一点上，我觉得社会学是非常有魅力的。但同时我也觉得存在一个问题，当我们说社会学有包容性和多元性的时候，社会学其实就离体系化的思想越来越远了，这是这个学科特别容易面临的困难。就像克里斯托弗·温希普说的，美国社会学现在有太多的分支学科，也生产了大量的论文，但是好的论文却并没有几篇。我认为这是社会学的优势必然带来的一个特定问题——当一个学科把分支发展到极致的状态时，其结果就是琐碎。很多美国社会学家其实已经明确地意识到这个问题——对于今天的社会学，当任何一个社会现象都可以被拿来做研究的时候，就是这门学科非常糟糕的状态。因为我们看不到一个统摄性的问题关怀或者一种向着完整社会解释方向的努力了。玛丽·沃特斯说美国社会学作为一个整体学科已经没有那么强的凝聚力了；魏昂德说很多美国社会学家的视野越来越狭隘，因为他们只关心自己的、美国的、非常局部的那么一点点的事情，不能面向整个世界和整个社会。我觉得这恐怕是这本书传递出来的很重要的一点。而这一点恰恰涉及何谓社会学的问题。如果拿今天的美国社会学家，包括本书访谈的这些美国社会学家，与社会学形成初期的社会学家作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他们的不同。像马克思、韦伯、涂尔干、齐美尔、滕尼斯，一直到索罗金、帕森斯、米德这些社会学家，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这段时间里的思考，完全不是一个碎片化的形态，他们有能力且努力用社会的逻辑去统摄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当然主体是西方文明的历史，以及世界诸文明之间的比较。而我认为，这个视野在今天的社会学家那里已经彻底失去了。所以，一方面我觉得从这本书里边可以学到很多，但另一方面我也可以看出美国社会学的界限在哪里。而最关键的是，中国社会学是不是也要走一条当下美国社会学走过的道路。对于这一点，我其实是有所保留的。相反，我恰恰觉得今天中国社会学应该重返社会学创建之始的路径，因为中国社会学还没有太多的积淀，还有许多东西需要被发现，被整体发现。因此，我对美国社会学家对于今天社会学存在问题的认识有同感，对他们的批评有同感，但同时在未来社会学发展的取径上、在未来社会学努力的方向上，我的看法跟他们并不完全一致。我认为重点在于我们都要检讨今天社会学存在的问题，而我们检讨的很重要的资源，一个是现实社会当中发生的总体变化，另一个是我们要回到经典时期去看古典社会学家的视野，因为他们都是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明研究者。什么是社会学？我认为，社会学最伟大的地方并不只是在于它表面上的包容性和多元化。因为表面上的包容性和多元化，到最后一定会发展成一种“杂多”。社会学家真正了不起的地方，体现在那些伟大的社会学家都能够通过非常开放的视野和几乎囊括各个领域的研究，最后创立出自成系统的一套理解世界统一性的观点。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也是整个学科的精髓。或许这个统一性并不像经济学家的统一性那样是定理性的。就像菲利普·戈尔斯基说的，理性选择理论被提出来之后，人们都以为找到了社会科学的一个统一架构，但实际上没过多久这一憧憬就瓦解了。尽管如此，我仍然觉得社会学最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每一位经典的社会学家都构建了自己的理论统一性。这就是我对社会学的理解。本书中安德鲁·阿伯特把社会学解释得最有趣。他认为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社会学：一个是作为既存的社会结构的社会学（就业市场），一个是作为知识的理想型的社会学 （理想体系）。今天我们面对的就是就业市场，还有谁去真正关心理想体系呢？他说的理想体系，就是我说的经典社会学家所建立的内在思想体系的统一性。所以，我觉得我们既要学习美国社会学的优点，也一定要看到它的局限。否则的话，我们亦步亦趋地跟着学，到头来只会学得更难看，而且会把自己时代变迁的重大问题全都遗漏了。我不觉得社会学天然就会对社会有感受力。如果一个学问变得越来越微小、越来越局部、越来越碎片，那其实就是它丧失感受力的表现。赵鼎新说得好，现代社会学忽视直觉，试图消除智慧。所以理解社会学很难。为什么？因为每一个假设、每一个学科的前提，都是要靠一个好的社会学家自己去摸索和确定的。社会学似乎给我们的感觉是各“家”都自说自话，而且每个人都可以做一些小的领域的研究、发现各种社会现象。其实并不是，因为他们努力的目标是建立统一性。我认为这是社会学和经济学最根本的区别。陈：听了您刚刚说的，我立刻就想到了塔尔科特·帕森斯，因为他曾尝试建立所谓的统一性。所以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面对当下社会学呈现的碎片化状态，我们现在其实需要更多像帕森斯那样的社会学家出现？渠：塔尔科特·帕森斯其实对于美国政治，对于美国人的人性，对于内在的社会行动和意义，对于整个美国社会的内在构造的逻辑机制，都有一整套完整的判断，甚至对于美国的教育都有一整套完整的判断。这不是今天专门做一个分支领域研究的社会学家所能理解的。帕森斯是非常了不起的。如果回到美国1929年大危机所引发的整体社会结构的巨变，我们就会发现帕森斯所努力的就是综合美国自身文明的传统和西方文明传统的根基部分，同时探索出一个社会整体构造的方向来。如果不理解罗斯福新政，不理解美国自身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转变，就不容易理解帕森斯的思想。我们今天批评帕森斯，都是从他理论的抽象性的角度去说的，但是如果不回到美国历史当中，怎么能明白他抽象中的具体是什么？我这里并不是为帕森斯辩解，因为帕森斯的很多东西我们在理论上都有批评，但是我们要承认他的努力。我们理解帕森斯的努力，就像理解涂尔干、韦伯、马克思一样，需要重新回到那段历史，回到那段文明中的具体过程，回到世界不同文明历史的相互比照中才能看清楚这一点。至于我们现在是不是需要更多像帕森斯一样的社会学家，准确地来讲，我不觉得一定要有那么多像帕森斯一样的社会学家，关键在于我们需要不断地去理解像帕森斯这样的人，我们才能有社会学的未来，才能真正知道社会学是什么。但是自从美国人迷恋所谓的中层理论以后，这种努力就消失了，直到今天情况更加恶化。陈：美国社会学为什么会发展为今天这样的形态？用您的话说就是，为什么建立统一性的努力会消失，反而开始迷恋中层理论？渠：我们可以从生命历程（life course）的角度来理解为什么如是说。本书访谈的这些人，年纪最大的应该便是柯林斯吧，80岁左右；最小的可能也是在60岁左右，除了个别更年轻一些的。以1968年前后为例，这一时期对于整个欧洲和美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可以更宽泛地说是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这段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就像坎贝尔说的那样，美国青年也同欧洲的学生一样，掀起了反战运动、民权运动、反越战运动等。如果说1968年左右他们差不多是十几岁的话，那他们的学术成长就浸染在各种运动的氛围里，或者受到同辈的影响。就像弗兰克·道宾说的，在他小时候他的父母就会带他参加各种反战示威运动。阿尔文·古尔德纳在1970年出版《西方社会学正在到来的危机》（The Coming Crisis of Western Sociology）时，已经是很成熟的社会学家了，他所代表的那一代社会学家，应该比本书访谈的这些社会学家要年长一辈，甚至不止一辈。而那一代社会学家真正受到的教育影响，一定来自二战和二战之前。拿这两代人作一下比较就会发现，本书访谈的这一代社会学家，从他们的成长期来看，应该受到以下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项目体制实际上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已经在美国发育得相当成熟了，美国高校从二战以后就承接了大量的国家项目，这就导致在所谓的研究体制里，存在一个庞大的由国家资金和市场资本驱动的体制；另一方面，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美国为这些年轻人留下了所谓的社会运动的痕迹。所以，这本书里的很多美国社会学家都会提到查尔斯·赖特·米尔斯，都很崇拜他。这一点非常有趣，也非常吊诡。因为从体制上来看，我们可以说这是一套自由研究、自由思想与国家、市场资源捆绑起来的体制。可与此同时，这些美国社会学家在年轻时却沉浸在一个反体制的氛围当中，他们的心态带有反体制的强烈印记。这本书中大概有一半以上的社会学家都提到过他们在年轻的时候会非常努力地阅读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这一点恐怕是很多中国的年轻学生未曾料到的。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左倾思想在他们心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记并播下了种子。因此，他们实际上是把这两种矛盾性的东西奇怪地结合在一起的。这种影响使他们最终都转到对公民社会的研究，对很多美国社会问题的研究，以及我们现在说的对少数族裔、弱势群体、种族、性别、不平等、差异的研究，但在推动研究的方式上，他们却采用了体制化和资本化的项目制形式。而且，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后，整个世界的单一化格局使这种内在矛盾进一步得到强化。一方面，学者们似乎只有靠社会运动及其相关研究才能寄托他们的政治理想，甚至是幻想；另一方面，他们则更加依附于这种单一体制造就的学术单向评价体系、单向研究模式。我想借此说的是，看一批学者、看一套研究，一定要看它的历史面向。在本书访谈的这批社会学家的心里，他们一方面要跟体制作对，要斗争，要抗衡；另一方面由于美国庞大并且稳定的政治和社会体制，他们所有的研究必须在体制内进行。我几乎在他们所有人的身上都看到了一种双重性的东西——在他们内心里总有一个眷恋和向往，希望社会要更平等一些，差异要更小一些。但是在现实里，在现实的学术体制下，他们又不能在自己的生活里实现这一点，必须要遵循体制来做研究，这才是这一代社会学家身上最为突出，也最为纠结的特质。如果我们再去看20世纪60年代已经成熟的社会学家，比如欧文·戈夫曼、阿尔弗雷德·舒茨、阿尔文·古尔德纳，包括像兰德尔·柯林斯也是他们中的一员，还有哈罗德·加芬克尔，这些人为什么会在60年代对帕森斯式的社会学产生一种反动？譬如柯林斯就提出了“激进的微观社会学”，我觉得这是社会学要进入一个更加彻底、更加微观和完整的社会学形态当中去做研究的一种努力。这些人所受的教育都是经典理论教育。换句话说，他们身上并不是体制和反体制双重构成的结果。他们所受的教育都是二战前后的教育，而且二战给出了一个强烈的世界性问题的刺激。所以，从现实的历史变革的刺激力度和他们所得的经典学养来说，都和本书访谈的这一代美国社会学家是不一样的。正因如此，60年代已经成熟的社会学家才会在理论上、在观察世界的重要方法变革上提出如此大的创新。这同样也说明了本书所访谈的这一代社会学家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反体制在某种意义上和反经典是同步的。这一代社会学家在接受教育的时候当然也都受到过经典的影响，但是我认为在他们内心深处，经典并不是一个神圣的学术存在。去美国留学的人都能感受到从那个时代奠定下来的一些专业培养方式，比如说阅读一些文献文本，着重某些主题、着重某些方法，把以前经典社会学家的理论抽离和分解出来之后再去阅读，而不是完整地去面对一个人、一本书的整体思想体系，从而进入到他们的内心世界并了解他们的全局视野。在所谓的专业培养这部分，他们已经把经典的整合性和社会的整合性解构了，再加上历史上这一时期出现的反传统、反体制、反经典的内在情绪，共同塑造了今天美国社会学某种程度上碎片化的结果。我认为，若说真正的社会学家本该具有总体的社会关照以及系统化的人文和科学素养，那么，这一代美国社会学家在知识结构上是有所欠缺的。
当然不是说所有人都是如此。譬如安德鲁·阿伯特就不一样，他是芝加哥学派当下的代表。他在访谈中回忆他高中的老师，有诗人，有美国高中基础希腊文课本的作者；到哈佛以后他成了罗杰·雷维尔的助理；他在大学期间读了很多的书，可以说无所不读。他就受到了更丰富的具有文明内涵的学术给养。在今天的美国社会学界，已经很少能见到有这样学养的、有这样关怀世界的视野的知识型研究者，而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一些工具型的、课题型的人才。柯林斯说，帕森斯和戈夫曼都是研究弗洛伊德的专家。柯林斯讲起这些故事非常生动，他说戈夫曼很狡猾，如果有人问戈夫曼一个理论问题，他会说他只是个做田野研究的。柯林斯的这句话听得懂不容易，因为在戈夫曼看来，只有经历过特别好的经典的训练，才能看出田野的每一步都是理论问题。他还说赫伯特·布鲁默是一个天生的理论家，这里所说的理论在于布鲁默能够在现实生活里发现未知的问题。这一点不跟苏格拉底一样吗？我觉得布鲁默真正的理论内在素养是非常高的。但坦率地说，这都是那一代人了。通过对比两代美国社会学家，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两代人的实质差别，就是对于经典社会学的思想传统和问题视野是否给予足够尊重并予以继承。所以，我反倒觉得这个世界越发展，社会学研究越封闭，没有真正地向阔远和纵深处开发。正因为美国社会学长达数十年处于目前这样一种状态，所以它的中层理论才会非常发达。社会学家可以把局部的研究、细致的研究和分支的研究推到极端，把小的理论模型做得非常出色，但与此同时，他们越来越不知道社会学究竟是什么了。从理论模型(theoretical model)的角度来说，罗伯特·默顿这些人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今天的美国社会学就是遵循这样一个方向发展的。但问题是，从真正的理论想象力的角度来说，今天的美国社会学基本上都是欧陆的“舶来品”，书中访谈的美国社会学家的底子都来自米歇尔·福柯和皮埃尔·布迪厄等人的理论构造。他们已经不愿意去构想一个复杂而完整的世界了，只把欧洲富有想象力的学说拿来切割，将它中层化。今天的中国社会学也同样如此，那些让人感到时髦的学说其实都是在美国“洗了个澡”，再加以片断化的肢解。整个美国社会学没有真正意义上具有极大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理论创新，他们的很多理论都是借来的。这是美国社会学存在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他们的学术想象力其实不是他们自己生产的。而且越是如此，他们就越容易浸淫在方法中，以方法排段位、唯方法是从。任何学术的创新和大发展，都在于对学科前提做根本性的讨论、跨文明比照的启发，以及推动时代的巨大变动。但是中层理论恰恰跟这三点完全不同。因为中层理论产生于一个结构比较固化的时代里，社会没有产生特别明显的革命性变化，所以人们才会习惯于一种相对常规性的生活，研究亦如此。尽管好多人研究社会运动，但其实越强调社会运动就越说明社会是常规的，而且很多运动都是一种观念的投射而已。美国20世纪60年代末的社会运动在我看来都不是能够真正改变历史的大运动，而是知识分子或想象或推动的只发生在局部社会空间里的运动，它不会对整个社会的思想产生强烈的刺激。如果有人拿美国的社会运动模式来研究中国的革命、研究法国大革命，我认为是不恰当的。由于中层理论在某种意义上不是去迎接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所以它自然就会在社会研究的精致模型上发展。今天我们写学术论文的路数，全都是对既有研究的修补，这就是标准的美国“八股”、美国模式(American Model)，就是一种所谓的理论和方法局部修补的套路。但是中层理论也有很多值得肯定的地方。其实默顿提出中层理论是有一种美国实用主义传统的内在理想支持的，只不过今天很多人忘掉了这层底色。这一点和欧洲观念论的系统、和英国经验论的系统都不一样。实用主义其实落实在一个米德所讲的现在的时间观上。这是中层理论非常重要的一个实质的理论关系。但问题是当它形式化之后，大家就不明白这一点了。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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