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政烺先生于2004年以93岁高龄驾鹤西去，凡认识和接触过先生的人无不感到痛惜。他是著名的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专家，在古文字学、古文献学等领域有很高的造诣。已故杨向奎先生曾对听他讲课的研究生说：“在中国，听过张政烺先生的古文献课，别人的文献课就不必听了。”显然，在杨先生心目中，张先生是中国古典文献领域的头号权威。我在中国科学院历史所读研究生期间和工作期间，同这位史学大师有些接触，留下一些独特的回忆。

我1964年9月初到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历史所，师从侯外庐先生读研究生。那一年，张先生招了两名研究生：栾成显、陈绍棣。我第一次拜访张先生就是同这两位学友一起在先生的办公室。当时先生五十多岁，人很魁梧，大脑袋，头顶有点平，头发已花白，脸上架一副深度近视镜。看到他，我突然联想起汉代讳书关于孔子脑袋“望阳”的记载。他开口说话，原汁原味的胶东腔一下子拉近了他与我这个山东人的距离。我当时就纳闷，张先生在北京学习与工作已经二十多年了，为什么说话一点都未受北京话的影响呢？

1964年10月至1965年11月，我们这批新入所的大学生和研究生随哲学社会科学部工作队到山东海阳县参加了一次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接着，又在当地农村参加劳动，到年底才返回北京。当时，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已经发表，“文革”的火药味开始在文化学术界弥漫。1966年初，对邓拓、吴晗、廖沫沙所谓“三家村”的批判又接踵而至。当时所里团支部组织团员和青年批判“三家村”，我们几个人就认真地读《燕山夜话》。

由于邓拓写的是杂文小品，征引的古文献都不注明出处。凭我们当时的学力，很难一一判定其来源。都说张先生学识渊博，对古文献尤其熟稔，且记忆力超常，被郭沫若誉为史学界的“活字典”，我们于是决定请教张先生。一天晚饭后，我与张先生的学生陈绍棣一起去先生家。其时先生住在建国门外平安南里的专家楼。走进先生的书房，只见四壁的书架上满满地摆着线装书，现代出版的书却很少。我们说明来意，将从《燕山夜话》中抄出的古文献的卡片交给先生。先生对大多数引文一看即能判明其出处，少数需要翻翻书。不过，最多翻上三本书，出处也就找到了。这次，我真是领教了“活字典”的水平。

其实，张先生读书之博，记忆力之好，在史学界是有口皆碑的。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上世纪30年代初，张先生正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其时胡适正做北大的文学院长。一次胡适给北大学生做学术报告，教室里坐满了人，窗外还有不少学生站着听。胡适侃侃而谈，广征博引，惊得学生们啧啧称奇。突然，他讲到要征引的一段古文献，却记不清楚了。此时张先生坐在第一排听讲。他迅速将胡适记不清的这段古文献抄在一张卡片上递上去，胡适很高兴。做完学术报告，胡适即叫张先生到他的办公室，问了有关学业的一些情况。交谈一番后，胡对张先生特别赏识。告诉张先生毕业后的工作由他推荐安排。张先生毕业后，胡适果然将他推荐给了傅斯年，张先生就在傅任所长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做了助理研究员。

张先生的最可贵之处是他一生没有学会说假话。这在解放后对知识分子成年累月的改造致使人人不得不说假话的情况下，尤其难能可贵。1965年，孙达人先生发表文章，批判农民战争史研究中有关“让步政策”的观点，在史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后来知道，毛主席看了文章后也深表赞同。在批判“三家村”的同时，历史所的团员和青年也组织了一次关于“让步政策”的讨论会，大家的意见几乎一边倒，同意孙的观点，认为每次农民战争之后封建王朝只能“反攻倒算”，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让步政策”。会后，青年同志分头去找所里几位老先生征求意见。记得我同张荣芳(后来做过中山大学副校长)到张先生的办公室向他征求对“让步政策”的看法，张先生以十分肯定的语气说：

在当时左风大炽，对“让步政策”的看法几乎一边倒，而有些名气很大的老学者也在报刊杂志上发文章批判“让步政策”的情况下，张先生不顾风向，坦然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在当时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文革”的火越烧越旺，张先生也在劫难逃，作为“反动学术权威”与顾颉刚、杨向奎、贺昌群、胡厚瑄，谢国桢、王毓铨诸先生一起进入“牛棚”，每天打扫院子，清理厕所，同时接受批判，给一批批的外调人员写有关材料。无论是受批判还是写外调材料，张先生总是心平气和，实事求是，既不自污，更不诬陷他人。在所有“反动学术权威”中，他是最能坚持实话实说的一个人。在当时情况下，这是多么不容易呀！

1970年夏天，学部全体工作人员下放到河南省息县办“五七”干校。息县地处豫南，接近湖北，夏季酷热难耐。人们恨不能脱光所有的衣服以纾解炎热带来的无奈。年近花甲的张先生比别人更怕热，在最热的日子里，他每天从早到晚只穿一件三角裤衩，开会、干活、吃饭，就是这一身行头。先生身高体胖，走起路来，浑身上下，肌肉颤动，这在当时的干校也算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吧。

张先生到干校后，先是被安排与魏明经先生一起烧茶炉。这两位教授过去从来未干过这个活，一开始点不着火，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点着火，又因加煤不得法烧不旺。大家等着喝开水着急，他二人更着急。不过，两位教授毕竟有着从事科研工作的良好训练，办事又特别认真，所以几天以后，他们的茶炉也就烧的得心应手了。有一次，我去打水，看到魏先生正看着小本子为茶炉加煤。我看了一下他的小本子，上面记着烧开一炉子水的全部操作程序：水上到什么高度，引燃木柴后几分钟加多少煤，以后再几分钟后加多少煤，等等。他们二人的认真劲儿真让人感动。又一次去排队打水，有人发议论说，张、魏两先生可能是当时中国工资最高的茶炉工，他们烧的开水的成本也可能是最高的了。

秋天到了，学部在息县东岳公社的田野上建起了连绵十多里的干校。一个所为一个连队，排排平房虽然简陋，倒也能遮风挡雨。大家天天在田地里劳动，有些人甚至连家属也搬来。不少人认为下半生可能就在此度过了。至于头脑中的知识，按照当时的观点，那叫“封、资、修黑货”，最好忘个一干二净。各研究所也真的将这里当成家，置办各种生产、生活用具，认认真真地过起了日子。

历史所在紧靠东岳村的一块空地上建了一排猪圈，将张先生调去养猪，不久调我去协助张先生。连里专案组负责人明确告诉我，张先生是我的领导，我的一切行动都必须听他的指挥。当时，“文革”中涉及人数最多的冤案——抓“516分子”的运动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我被定为“516分子重点审查对象”。在有些人眼里我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不少人看见我都故意躲着走，仿佛我是印度种姓制度中的“不可接触者”。那位专案组负责人明确交待张先生，由他管理我，一切脏、累、苦的活儿都由我干。如果行为不轨，立即报告。张先生答应着，我也答应着。那人走后，张先生宽厚地笑笑，对我说：“咱俩的任务是每天为那七八头猪做早晚两顿饭，其它时间让它们到田里觅食。再就是垫圈、起猪粪了。”当时秋收刚过。田里还残留些地瓜、胡萝卜，将猪赶到田里，可省下中午的猪食。张先生是我尊敬的老人，又是山东同乡，他丝毫不歧视我这个“516”重点人物，因而相处非常融洽。当然，挑水、垫圈、起猪粪这些活儿我全包了，他的任务是每天烧火为猪熬两次吃食。

闲暇时，我们就坐在棚子里或猪圈旁，天南海北地聊天。张先生学识渊博，同他聊天是一种享受。一次，我问他对一位史学大家一篇文章的看法，他用胶东男人常说的话回答：“那是胡吉巴扯！”又一次，谈到翁文灏，我问：“翁是个地质学家，他后来怎么能当上国民党的行政院长呢？”先生回答：

还有一次，谈到陈伯达。我说陈的书《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写得好，文字酣畅淋漓，一泻千里。《人民公敌蒋介石》书中有一句骂蒋的话“发昏章第十一”，不知出自何书，我问了几个人都不知道。先生立即回答：“这句话出自《水浒传》第26回，西门庆在狮子楼与武松打斗，被武松从窗口上摔到楼下，‘跌得个发昏章第十一’。”我再次惊异先生的记忆力。《水浒传》我读过两三遍，可这句话一点印象也没留下。

东岳村每五天有一次集市贸易，附近村里的人来此买卖一些农产品、生产工具和日用品。一次，张先生去赶集。买回五六斤黄豆。我问：“您买豆子干什么？咱们又无法磨豆浆喝。”他说：“前些日子我看一篇回忆林副主席的文章，说他指挥东北野战军时，就炒豆子当点心吃，还用来招待客人呢。咱们也炒点吃。”那天下午做猪食前，将他买的豆子都炒了，装在袋子里挂起来。闲暇时，我们边吃豆子边聊天，还真是乐在其中呢。

我们养的七八头猪中，有一头母猪已到怀孕生仔的年龄，连里领导要我们将这头母猪送到公社的配种站为之配种。我们俩费了好大劲将母猪赶到配种站的院子里，让它同那里的公猪交配。谁知这头母猪见公猪赶过来就跑，在院子里转了几圈也没配上种。在场的人都大笑不止，张先生搓着手，着急地说：“母猪它不懂，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后来，在配种站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总算配上了。我们二人精心喂养，期望母猪产下一窝小猪仔。可是未等产仔，我们就到明港集中搞抓“516”的运动。这头母猪最后如何处置，我们就不知道了。

因为每天早晨要将猪赶到田野放牧，傍晚又要找回来，还必须时时关注它们的行踪，费时费力。尽管当时社会秩序良好，我们并不担心猪被人偷。但每天傍晚满田野找猪实在太麻烦。我于是同张先生商量用巴甫洛夫信号系统的理论对猪进行训练，训练的工具是哨子。早晨鸣哨，猪出圈吃食。然后鸣哨，赶它们去田野。傍晚鸣哨，召唤它们赶回猪圈吃食。训练了三四天，居然成功了！早晨鸣哨，猪稍稍喂食。再一鸣哨，它们就结伙奔向田野。其间我再到田里转一转，看看它们的行踪。傍晚一鸣哨，它们就飞快地跑回来。我们省了不少事，一头猪也没丢。后来，撤离干校前，我们养的猪大部分被宰杀了。那十来天，大家天天吃猪肉，最后吃的有点腻了，一齐要求吃青菜。

在干校同张先生一起养猪的那段时间，是我感到最愉快的日子。尽管当时我被定为“516重点审查对象”，是被“群众专政”的“阶级敌人”，但同张先生在一起，却没有一点被“专政”的感觉。他既没有做思想工作让我“交待问题”，也没有疾言厉色地批判我。虽然他被指定“领导”我，可实际上却是我“领导”他，因为养猪的活儿基本上都是我来安排。我们一老一少，工作上互相配合，生活上互相照顾，业务知识上我更是受益良多。张先生对我说：“你们这些年轻人文献底子太薄，要用功补一补。”从干校返回北京后，虽然我几年中一直处于被管制状态，但还是安心读了一点书。这与张先生的鼓励和指教是分不开的。

史学界公认张先生是一位人品、学品俱佳的大历史学家，但他一生留下的学术成果却称不上丰厚。这其中的原因有许多，最重要的恐怕是解放后文化学术界没完没了的运动，瞎折腾，使张先生的最佳学术年龄段在无所作为中流失了。这是他本人的不幸，更是中国史学的不幸。今日，斯人已逝。环顾宇内，我们能够找到与先生相伯仲的学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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