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从1936年到1949年任浙江大学校长，在他连任的13年里，浙大实现了从地方性学校向全国知名学府的逐步转变，进而享有了“东方剑桥”之美誉。竺可桢先生不但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亦是著名的教育家。他任校长期间，非常重视美育教育。他先后聘请了一些艺术名师来校任教，教授艺术方面课程。其中聘任丰子恺来校任教之事就是浙大校史上的一段佳话。

1939年春，因抗日战争，丰子恺全家迁居广西北部的宜山，在这里遂接受竺可桢聘任，讲授浙大的艺术理论课程。在宜山，丰子恺主要教授两门功课。一门是教育系的“艺术教育”，一门是中文系的“艺术欣赏”。1940年随浙大迁居遵义。在遵义住了两年多时间，这段时期生活比较安定。丰子恺除任教艺术理论、艺术欣赏外，还兼授音乐和新文学课。据当时的学生们回忆，丰子恺先生知识渊博，神态潇洒，且又十分注意讲课艺术，因此他的课颇受欢迎。他在浙大上艺术欣赏课时，不仅有别班学生来听课，而且还有教职员前来听讲，有时教室中坐不下，不得不临时改在宽敞的饭厅讲课。1941年秋，丰子恺升任副教授，在遵义租住于“星汉楼”。

除了聘请丰子恺来校讲授美术和音乐外，竺可桢还延请国内其他专家来校担任艺术课程的教学。当时浙大并无独立的美术、音乐院系，故艺术教育人才十分缺乏。因此竺可桢于1936年聘任王政声为音乐教师。

1942年虽在战乱时期，诸事纷杂，但又聘请沈思岩、杨增慧夫妇二人为音乐教师。沈、杨二先生从1942年进校至1952年院系调整离开浙大，前后任教共十一年。在此期间，他们每年开出声乐、钢琴、音乐欣赏等课程，选修人数众多。在竺可桢的倡导及几位音乐教师的指导下，浙江大学的艺术团体空前活跃，成立了各种合唱团、歌咏队以及钢琴班等。

除了支持组建艺术社团，竺可桢本人更是经常参加一些音乐活动，在竺可桢日记中就记录了其中的几次：

1937年5月8日，在杭州到东南日报馆听杭州歌咏社音乐会，会上有杭州歌咏社的女声合唱，上海音专应尚能教授的独唱，金陵女大教授弗里司夫人的钢琴独奏等。

1942年4月6日在重庆北碚，到重庆师范听国立音乐学院学生演奏会，由教务长李抱忱先生指挥，有15个节目。竺校长认为最精彩的是后来成为中国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的张权的独唱，女生李莪、孙之钢合唱的《我所爱的大中华》亦佳。

对于浙大校内举办的艺术活动，竺可桢总是给予了充分的支持，并曾几次亲自参加。

1943年3月10日竺可桢校长到沈思岩先生处参加浙大歌咏队的第一次晚会。音乐会第一部分内容有女声重唱、沈思岩先生及叶伯陶同学的独唱、梅仪慈同学的钢琴独奏等；第二部分则为唱片欣赏，有《伏尔加船夫曲》《吉普赛情歌》等；最后是余兴，竺可桢和同学们互动，参加集体游戏。

1945年竺可桢为《浙大歌咏队队史》题签并在扉页上题字。1948年1月1日，在杭州参加浙大合唱团音乐会，演出后，竺可桢登台和大家合影留念。

1949年4月5日，竺可桢偕幼女竺松参加浙大合唱团春季音乐会。

除此之外，竺可桢还积极邀请艺坛名家、名流来校演出。一般情况下，有师生向他提供有关信息，竺可桢便设法邀约。仅在1948年秋天就有若干次发生。比如1948年10月20日，一学生向他报告，言周小燕（中国著名花腔女高音歌唱家、声乐教育家）将于22日到空军学校演唱，听说之后竺可桢即致电欢迎其来浙大表演。两天后，又得知马思聪（中国第一代小提琴作曲家、演奏家）已来杭，遂请沈思岩前往接洽。10月24日晚，竺可桢亲自宴请马思聪、周小燕及其家人，请沈思岩夫妇作陪。

10月25日及11月1日，周、马先后在浙大健身房演出，竺可桢均亲往参加。之后，学校又先后请了管喻宜萱（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声乐教育家）及新疆青年歌舞团来校演出。这些艺术家的到来无疑打开了浙大学子的艺术眼界，使他们接触到了当时国内最优秀的艺术作品。浙大的学生们未必都会走艺术职业之路，但对艺术的向往和热情却可能伴随他们的一生。

竺可桢除了努力为学生创造学习艺术之各项条件，除了延请名师、支持艺术活动外，还积极配置教学器材。特别是在内迁后，即便当学校面临巨大财政困难时，竺可桢仍不遗余力地为学生争取更好的学习条件。西迁途中，到达宜山时，音乐教师告诉竺可桢：学校无唱片，甚难教音乐。他遂将私人珍藏全部12张唱片赠与学校供教学使用。1946年—1947年间出国考察时，他为学校添购了一台当时而言较为先进的电唱机以及一批唱片。返校后，嘱毛昭晰为唱片等资料进行分类编目，并嘱咐利用这些唱片，每周开办音乐欣赏晚会，供师生欣赏。开展音乐教育，乐器是不可或缺的教学设备，因其中一部分乐器价格不菲，对于当时的学校而言就成为了巨大的压力。竺可桢为了能给学生多配备几架钢琴而煞费苦心。1940年11月，他因公去重庆时得知杭州艺专已将音乐部分划归音乐学院，并将三架钢琴之中的两架赠送，于是立即要求有关人员将所余一架送与浙大。1942年9月又以18000元在贵州购买一架钢琴。1945年复员回杭后，学校当时仅留有旧琴一架，难以满足学生练琴的要求。所以在学校经费颇为紧张的情况下，答应了音乐教师的要求，增购新琴一架，并建立简易琴房。

作为执掌浙大十三年的校长，竺可桢对于艺术问题的关注并不仅限于如何培养学生个体的艺术素养，还包括了对整个校园文化架构的重视。比如说以校歌的形式来确立和传播学校之精神。他亲自参与选择校歌，并指导排练事宜。1938年12月8日，浙大在宜山召开的一次校务会议上讨论了校歌问题。在那之前不久已确定校训为“求是”。

校歌的词也已请国学大师马一浮写好，该次会议决定，拟请人谱好曲后一并通过。

大不自多　海纳江河　惟学无际　际于天地形上谓道兮　形下谓器　礼主别异兮　乐主和同知其不二兮　尔听斯聪国有成均　在浙之滨　昔言求是　实启尔求真习坎示教　始见经纶　无曰已是　无曰遂真　靡革匪因　靡故匪新　何以新之　开物前民嗟尔髦士　尚其有闻念哉典学　思睿观通　有文有质　有农有工兼总条贯　知至知终　成章乃达　若金之在熔尚亨于野　无吝于宗　树我邦国　天下来同

竺可桢对马一浮写的歌词，内容是满意的，但认为文字稍显艰深，不易于学习和传唱。后想请丰子恺重写，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故于1941年6月，致函请应尚能（声乐家、作曲家）为该词配曲，两个月后，应尚能寄来歌谱，经过学生歌咏队试唱，竺可桢基本认可。1941年8月14日，竺可桢召开了各院院长及有关教授的会议，并请了一些歌咏队的学生八九人来唱校歌。他想取其中部分段落作为校歌歌词，但与会者多数认为校歌词曲为一整体，不宜分割，遂整体通过。到11月的周会上，竺可桢请中文系郭洽周教授给学生讲解歌词。在后一次纪念周上，则由竺可桢亲自向学生讲解校歌。以后，讲解并教唱校歌便成了浙大新生始业教育的一部分内容。

文章来源《民国杭州艺术教育》，内容有所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