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皇亲与政治》是您关于宋代皇室与政治方面的一部力作，请您谈谈其中的主要学术见解。

        ●这本小书陆续写于80年代后期，书名也可改为《两宋内朝研究》。宋代政治制度研究或许可以分为两大块：外朝即官僚体系，可谓热门话题，研究者们云集于此；内朝即皇亲系统，长期以来则“门前冷落鞍马稀”。内朝具有两大基本特征，一是由皇帝的亲属或亲信组成，二是凌驾于以宰相为首的外朝之上。它更能体现传统政治的“家天下”统治属性，不应当受到忽视。

        宋人注重总结历史经验，他们认为：“权重处便有弊。宗室权重则宗室作乱，汉初及晋是也。外戚权重则外戚作乱，两汉是也。” 这本小书认为，宋代皇亲国戚的权势受到较为严格的限制，并分别论述了宋代宗室任职受限、后妃较少插手朝政、外戚不预政、两宋无阉祸等历史现象，从而得出了宋代大体无内朝的结论。同时认为，宋代皇亲国戚之间的权力之争不曾激化到兵戎相见的程度，皇位转移总的来说比较平稳，宋代大体无内朝意味著基本无内乱。宋人曾炫耀：“本朝超越古今”，“百年无内乱”。而内部较为安定的社会环境作为一个重要因素，促成了宋代社会经济的腾飞和文化的高涨。这些看法是否确当，有待学界指教。

         ■紧接上一个问题，在宋代政治制度方面，您对诸如“宋代的皇权与相权”、“北宋前期的都部署”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请问您是如何思考这些问题的？

        ●关于宋代的皇权与相权，大家都知道，目前大致有三种不同的看法。最初，我也是钱穆先生宋代皇权加强、相权削弱论的传播者。80年代前期，在杭州国际宋史研讨会上，听血气方刚的王瑞来兄讲他的宋代相权加强、皇权削弱说，真可谓振聋发聩。我既有赞同之处，也有困惑之点，特别是对其宋代已处于君主立宪的前夜之说，感到很不理解。我想，皇权与相权并不是两种平行的权力，皇权是最高统治权，而相权只是最高行政权。为什么只能此强彼弱？难道就不可能此强彼亦强或此弱彼亦弱吗？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之后，我提出了宋代皇权和相权都有所加强的看法，指出：宋代皇权加强、相权削弱论与相权加强、皇权削弱说，论点虽然截然相反，其出发点却惊人的一致，都立足于皇权与相权绝对对立，只怕是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我认为：宋代皇权有所加强表现在皇帝的地位相当稳固，没有谁能够同他分庭抗礼，因而被称为“看不见篡夺的时代”；相权有所加强则表现在以宰相为首的外朝能够比较有效地防止皇帝滥用权力，作为皇帝分割外朝权力工具的内朝大体上不存在。何以会如此，则应从宋代当权的士大夫阶层的特质中去寻求。“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 与从前的门阀士族相比，由科举出身的读书人所组成的宋代士大夫个体力量虽小，群体力量却大，在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瑞来兄90年代即远走日本，后来没有机会就这个问题同他进一步交换意见，相信他仍有不同看法。

        对于北宋前期的都部署，我主要有两点浅见。一是不宜将都部署一概视为地方统兵官。宋人说：“今之都部署，昔之大总管。”北宋初期的都部署往往出于战争需要而临时设置，负责执行重大军事使命，系中央统兵大员或前敌总指挥，其地位、权力和作用均不在三衙长官之下。将北宋初期的统兵体制概括为“枢密院—三衙体制”，不免有意无意地轻视了都部署的作用。如果说枢密院长贰拥有调兵权、三衙长官拥有握兵权，那么都部署这时则拥有统兵权。北宋初期的统兵体制可否概括为“枢密院—三衙—都部署体制”。二是都部署制度的变化反映了宋朝国策的转变。如都部署一职由武将担任到由文臣任正职、武将任副职的变化，体现了朝廷从重武轻文到重文轻武的演变。又如五代宋初都部署尚无行营、驻泊之分，一般均为进攻性的行营都部署，而非防御性的驻泊都部署。驻泊都部署出现于宋太宗时，特别是雍熙北伐失败以后，意味著宋太宗对契丹的战略方针已由进攻为主转变为防御为主。可见，对历史现象作动态考察很重要。

        ■您对北宋晚期的政治也有不少新的看法，请您谈谈这方面的研究。

        ●与以教书为职业有关，我研究宋史无规划、无重点，甚至不知课题为何物。选题主要出自个人兴之所致，对什么问题有兴趣就用心去探索，有心得就动笔去写，很自在，无压力，乐在其中。80年代，我从事所谓“科研”活动，大致奉行三条原则。一是一般不与人合作，避免因署名等问题扯皮，出了问题，相互推诿，自己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二是一般不申请课题，当时还不知道，所谓“项目”即“圈钱”，只认为那是“枷锁”，要造计划，又有进度，不自在。三是一般不接受出版社约稿，原因在于不仅其题目往往自己并不感兴趣，而且到时催起稿子来，逼得您去粗制滥造。不如自己书写好后，再想法去申请一点出版补贴。这些或许是我这个自由职业者的“小手工”意识的反映。后来随著形势的发展以及遇到某些具体情况，这三条“戒律”多少有所改变。如我之所以研究北宋晚期，便是由于10多年前在经过劝说之后，接受了人民出版社张秀平编审的约请，写一本有关宋徽宗及其大臣们的书。出版社约稿，我最怕限期交卷，好在这次无期限。然而迄今为止，我对徽、钦两朝，只有点滴体会，并无系统新见，于是惭愧地向秀平编审交了白卷。

       对于北宋晚期的政治，我的点滴体会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宋徽宗初政为什么受到好评？徽宗即位之初，当时人寄予厚望。黄山谷诗云：“从此滂沱遍枯槁，爱民天子似仁宗。”后来博得赞誉，王船山说：“徽宗之初政粲然可观。”关键在于徽宗初年“内外皆有异意之人”，他行事较谨慎，不敢胆大妄为。可是同他对立的蔡王集团很快被翦除，他从此既无反对者，又无制约者，生活在一片颂扬声中，为所欲为，最终被历史定位为亡国昏君。另一个是北宋为什么亡国？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如北宋晚期士大夫阶层的集体堕落，等等。当时官员大多无理念、无荣耻，一切以维护个人既得利益为指归，“反复不常，唯利是附”，是些有“三变”乃至“万变”之称的“变色龙”。他们的“格言”是：“东也是吃饭，西也是吃饭。”“姓张底来管著，是张司空；姓李底来管著，是李司空。”应当特别强调的是，北宋亡国的原因并不像人们通常所说，唱老调而亡国，因落后而挨打。恰好相反，北宋唱著“新”调子亡国，因极度腐败而亡国。北宋晚期之所以腐败，是由于北宋开国以来所形成的权力制约体系全面崩溃，御笔行事，宦官典机密，三公领三省，皇权以及内朝、外朝的权力一概恶性膨胀。从总体上说，北宋亡国不是因为死守祖宗家法，反倒是放弃作为祖宗家法重要组成部分的权力制约体系所致。

        研究北宋晚期历史，难点在“蔡京变法”。这个词汇并非我所生造，既见于《宋名臣言行录》，又出自陈傅良之口。不同的是，“变法”在今天通常是褒义，而在古代则大致是贬义。其实又何尝不可将它作为中性词，可褒可贬。蔡京变法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其牵面之广、影响之大恐怕不亚于王安石变法。“什么藤结什么瓜”，奸臣只能做坏事，对他简单予以否定容易，具体分析则难。日后如有机会，将参考已有成果，再挖掘些材料，作进一步思考。经过一百多年的稳定发展，到宋徽宗时，北宋王朝可谓登峰造极。然而这座金碧辉煌的大厦一触即溃，其基层政权之腐败、松散，可想而知。当时民怨鼎沸，民变连绵，与此关系极大。《靖康要录》等书中有些资料，也可再作探讨。

       另外利用这个机会，对《靖康内讧解析》一文作一点说明。“靖康内讧”一词源于南宋人周必大，他说：“靖康岌岌，外猘内讧。”此文我写了三万多字，自我感觉还好。2000年春天完稿后，正因事到北京，顺便带上向王曾瑜兄请教。曾瑜兄说，他也有一篇文章，叫《宋徽宗和钦宗父子参商》，不久前刊登在一本庆祝性论文集上。他说，我的文章比他写得长，材料也充实些。鉴于两篇文章内容详略有异，看法也不尽相同，所以仍投请本校学报刊载。

        ■众所周知，宋史研究重北宋轻南宋。您曾对南宋的几个重要政治人物做过研究，并对一些争议较大的人物与事件做出新的论述，是这样吗？

        ●宋史研究重北宋而轻南宋，从前的确如此，若干年前已有改变，出了一些以治南宋史为主的著名学者，如黄宽重兄、梁庚尧兄等。至于我个人，一向重制度而轻人物，重趋势而轻事件。其实，历史以人为本位、由事件所组成，不应厚此薄彼。然而我转而研究人物与事件，并不完全出于自觉，而是由于80、90年代之交，应友人赵葆寓兄之邀，参加一家出版社组织撰写的八卷本《中国封建王朝兴亡史》，因而不得不对宋代的重要人物和主要事件作较为系统的清理。

       讲到这里，不禁想起卒于30年代初的成都大学教授刘咸炘先生。他思想极深刻，且研究面很广，36岁去世时，已著作等身，有天才学者之称。咸炘先生采纳蒙文通先生的建议，曾打算重修《宋史》。他的办法是先作专题研究，写成数十篇论文，就像已经写成的《北宋政变考》、《南宋学风考》那样，然后再著手编写《宋史》 。可惜咸炘先生英年早逝，此事未果。我当时也知道，只有像咸炘先生这样，心无旁骛，不存功利之想，全神贯注，慢工出细活，才有可能出精品。但合作者进度快，出版社催得紧，而且还等著拿书去评奖，我也不敢太慢。最后这套书果真获得中国图书奖，但是否每本书都是精品，只得交由历史去检验、后人去评判了。

        当时，我边读史料边思考边写书。在清理人物与事件的过程中，发现从前在宋史研究中，有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即将主战与主和绝对对立，一味肯定主战，全盘否定主和。这不免离开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以韩侂胄与开禧北伐为例，韩侂胄虽然以建立盖世功名为目的，以轻举妄动为手段，一旦受挫即无意用兵、遣使求和，但因其对金主战便受到某些研究者的高度评价，甚至将他与岳飞相提并论。如此类比，未免欠妥。南宋学问家王应麟认为：“绍兴、隆兴，主和者皆小人；开禧，主战者皆小人。”此说不无一定道理。

        某些事件为什么会发生，也值得推敲。如号称出身“八十年忠孝之门”的吴曦何以背叛南宋、投降金朝？经过思考后，我作了这样的概括：吴曦叛宋降金以地方与朝廷的矛盾、武将与文臣的对立为背景，以四川易守难攻、经济自给自足的地理环境为凭借，以引诱其投降的金朝为依托，以韩侂胄既急于北伐又昏聩无能为条件。一言以蔽之，吴曦之叛是四川地方势力与南宋中央政府、吴氏武将集团同南宋文官政权长期矛盾和对立的产物。这一概括是否妥当，不敢自以为是。

        ■我们知道，宋代的社会风俗也是您关注较多的领域，您能否介绍一下您在这方面的研究情况？

        ●宋代的社会风俗林林总总，我所涉及的仅限于婚俗、葬俗、慈幼与敬老之俗以及与妇女相关的习俗。之所以涉及这些领域，是由于90年代与朱瑞熙、刘复生、蔡崇榜、王曾瑜等同仁合著《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按照曾瑜兄的安排，我承担妇女、婚姻、生育与养老、丧葬等章节。书中不得不讲到的不少习俗，如相媳妇、坐花轿、交杯酒等等，前人早有研究。除榜下择婿、进士卖婚、宗室卖婚、访婚卜者、婚嫁失时而外，对于婚俗，甚至包括族际婚、中表婚、异辈婚、收继婚在内，我并无特别专门的研究。

       至于辽宋西夏金时期的丧葬习俗，种类同样很多，诸如避回煞、烧纸钱、看风水、做道场之类，其中以火葬的盛行最引人注目。有学者估计，宋代两浙路、河东路的火葬率高达30%，与我国各地现在的平均火葬率接近。不仅宋朝所辖汉族居住区如此，契丹、党项、女真、吐蕃、乌蛮、末些蛮等也如此。不少研究者将宋辖汉族居住区火葬的盛行视为佛教传入中国的结果。人们不免会问：佛教从汉代传入，到唐代后期已达900年之久，为什么火葬者屈指可数？在我看来，火葬习俗形成于五代十国时期，关键在于“五季礼废乐坏大乱”，包括死者以“入土为安”在内的不少传统观念动摇。加之适逢战乱，生者尚且苟延残喘，死者后事只能从简，火葬正是在变乱中悄然成为风俗。火葬是契丹、党项、乌蛮、末些蛮的原始葬俗，而吐蕃受党项影响，女真受契丹、汉族的共同影响，转而实行火葬。由于各民族之间丧葬习俗的相互交流，无论汉族还是少数民族，火葬者越来越多。于是，辽宋西夏金时期成为我国历史上火葬最为盛行的时期。

        ■宋代的文化教育也是您的研究领域。您发表过一篇长文，探讨两宋文化的普及性。请问您是怎样看待宋代文化普及的？这一历史现象出现的社会背景、以及它对此后社会文化的发展有哪些影响？

        ●《论宋代国子学向太学的演变》是我在这个领域里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也是我“文革”后所写的第一篇宋史论文。此文写于80年代初，我刚从西藏归来，学业荒疏，心里没底，草稿写成后，送请当时远在北京的朱瑞熙兄修改。经瑞熙兄增补后，提交宋史研究会郑州年会讨论，后来有幸被邓广铭先生收入他所主编的《宋史研究论文集》。此事增强了我重操旧业、研治宋史的信心。

        此文以及大致同时写成的《论北宋“取士不问家世”》一文仍然是在为唐宋社会变革论张目。所谓国子学向太学的演变，换言之，即贵胄子弟专门学校转化而为士庶子弟混合学校的过程。它意味著朝廷“广开来学之路”，中央官办学校招生范围扩大、入学资格降低，实际上已向 “孤寒之士”敞开大门。学校教育制度的这一变革被官僚政治所决定，又为官僚政治服务，并且从一个侧面宣告了门阀政治的终结。而“取士不问家世”则是宋代在选举取士制度方面的重大变革。与唐代相比，宋代科举考试有两个明显的不同之处。一是录取范围扩大，“工商不得预于士”的旧制在北宋时已被突破。二是制度比较严密，唐朝的科举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新瓶装旧酒，科举其名，荐举其实。随著糊名、誊录、锁院、别试等措施的实行，宋代科举考试较为公正。如果说唐朝士人曾牢骚满腹：“空有篇章传海内，更无亲族在朝中”，那么宋代举子则踌躇满志：“惟有糊名公道在，孤寒宜向此中求。”包括所谓“孤寒”在内的各阶层子弟通过读书应举、入仕为官的道路，宋代比唐朝要宽广些。

        至于所谓“长文”《宋代文化的相对普及》，写于90年代初，认为文化的相对普及既是宋代文化最为明显的特征，又是宋代文化繁荣的象征。其主要表现是文化从先进地区推广到落后地区、从通都大邑推广到穷乡僻壤，特别是从士阶层推广到农工商各阶层，极少数世家大族再也不能完全垄断文化，整个社会文化水平提高。这显然是钱穆先生将宋代以前称为“贵族社会”，宋代社会称为“平民社会”的一个重要依据。文化普及出现的社会背景方面的因素太多，如物质条件的变化，随著社会生产的发展，各阶层的生活改善，随著印刷技术的进步，书籍比较普遍。又如政治环境的变迁，宋朝由读书人、士大夫掌权，政府属于文官政府，号称“以文治天下”。再如社会流动的趋势，面对“今日万钟，明日弃之；今日富贵，明日饥饿”的社会环境，各阶层都特别重视教育后代，宣称：“人生至要，无如教子。” 宋代的文化普及对此后社会文化发展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比如它推动著各种文化形态在不同程度上趋向于通俗化，都出现了从“雅”到“俗”的变化，甚至包括理学的传播在内，也力求做到通俗易懂，喜闻乐见。

        在这篇文章的结语里，我曾经指出，文化的相对普及绝不是宋代文化的唯一特征，此外如邓广铭先生所说“思想的相对解放”之类，或许也是宋代文化的重要特征。文章写成后，我注意到有一种相当流行的说法：唐型文化相对开放、外倾，色调热烈；宋型文化相对封闭、内倾，色调淡雅。关于唐、宋两代文化类型的变迁，从雅到俗论与转向内在说是否绝对对立，两说可否兼容并包，我尚未做深入研究，目前不敢妄加臆测。

        ■学者治学的外部社会环境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和90年代以来变化很大。学术环境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学者内在的学术追求和外在的论著表现形式。您说过，由静而动，从坐得住到舍得跑，是文史学界的一大变迁。目前青年学者如果有志于治学，需要注意哪些因素，方能不随波逐流，专心向学而有所建树？

        ●我虽不敢说是“小车不倒只管推”，但平时毕竟是“只顾拉车不看路”，并不适合回答这类问题。

        与五六十年代相比，眼下的治学环境的确有很大变化。有学者将这一“变化”直接贬称为“恶化”，未免太笼统，有偏颇之嫌。学术自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只怕很难大跃进，很难突然放卫星。谚语说：“香饵之下，必有悬鱼；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一信条适用于古代战争，今天用来繁荣学术，未必管用。宋人曾感叹：“士大夫多为富贵诱坏”；“贪利禄而不贪道义，要做贵人而不要做好人。”或许与方今的现实风马牛不相及。然而目前的激励机制很可能造成学界心浮意乱，可是当年的乱打棍子则肯定叫学者胆战心惊，当年绝不比目前好。老一辈“不花国家一分钱，照样搞科研”，如今财政有些投入，总比从前一分钱也无要好些。特别是古籍的大量影印和电子版古籍的研制，使文史学界的治学条件有了很大改善。至于所谓“由静而动”，我的意思是清楚的，并不赞赏“舍得跑”。对于学者来说，坚持精力的专注毕竟比争取财力的投入更重要。

        我个人认为，在当前的学术环境下，青年学者应当首先做到两个务必。一是务必耐得住寂寞。欧阳修所说：“至哉天下乐，终日在书案。”或可置之座右。二是务必精读基本史籍。董遇所说：“读书百遍，其义自见。”或可奉为圭臬。至于前辈学者所说考索之功与独断之学、功夫要死和心眼要活之类，虽然都是具有指导意义的经验之谈，但在今天也许还在其次。浅见如此，不一定对，仅供参考。

        ■目前学术期刊大多将每篇论文的字数限制在一万字以内，甚至要求不超过六七千字。青年学者的论文往往被编辑先生随意删减。台湾学者批评我们的大多数论文缺乏论证过程。对此，您有什么想法？

        ●论文当长则长，该短则短，并无一定之规，不可一概而论，这是尽人皆知的常识。然而如今学术期刊容量有限，供不应求，只得忍痛割爱，对稿件痛加删削，实属无可奈何。如此这般，天长日久，学者习惯成自然，浅尝则止，封皮当信，史料不深挖细找，论点不多方求证，确实会对学风造成不良影响。我的应对办法是按照期刊要求，交压缩稿。到出论文集时，再刊登原稿。现在有网络，事情更好办。压缩稿发表后，再将全文挂到网上。这个办法行吗？

         ■您曾说过：“遇事洒脱些，做事认真些，待人坦诚些，性情开朗些，生活潇洒些。”这是您多年来治学与做人的真实写照。您从事学术研究多年，一定积累了许多治学经验，请谈谈。好吗？

        ●这25个字确实是我的真情实感，但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就整个学界来说，不具有普遍性。那些功成名就者应接不暇，很难洒脱；心满意足，自然开朗；项目太多，岂能潇洒？所谓“洒脱”、“开朗”、“潇洒”云云，只不过是我这个不成功之人的自我解嘲而已。第二．对青年学子来讲，不应造成误导。在我所接触的学生中，大致有两种值得注意的倾向。一种是太贪玩，潇洒过分，甚至终日无所事学业。对于他们，理应告诫：做事应当认真些！另一种是太拼命，把身体当儿戏，甚至为学业而晕倒，好在尚无英年早逝者。对于他们，则应强调：生活何妨潇洒些？

        我的体会是，做学问乃兴趣之所在，有张有弛，提得起，放得下。几天杂务缠身便郁闷，一旦坐进书堆就踏实。人各有好，如果拿起书本便头疼，可选择经商或从政。知我者都知道，我是个夜猫子，读书到凌晨，兴致正浓。如若有所发现，更是情不自禁。这种读书人独有的喜悦与欢乐，旁人很难理解。但白天也能睡大觉，每天睡眠一般不会少于8小时。学者不是苦行僧，也应当有适度的休闲与娱乐。我不喜欢看电视，但看英超，看欧冠，看世界杯，而且熬夜看。只要有空，还喜欢带孙子。“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座。”当年的这句豪言壮语在特别珍惜生命的今天，不一定很可取。青年学者进取心强，开拓精神强，值得肯定与鼓励。但做学问也大可不必拼死拼活，一定要去图个啥。老老实实地去做自己想做、自己觉得应该做的事。“只问耕耘，莫问收获。”相信工夫不负有心人。古人说：“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我那25个字，意思与此相近。

原文见《历史教学问题》2007年第6期《史家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