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您如何看待唐代思想中的佛教成分，又如何接觸佛教研究？

答：我沒有修過佛教的相關課程，不過我將之納入資格考書單。我的主考官有包弼德、傑佛瑞‧科茲奧爾與杜維明。中國思想史一科上自諸子百家，下至清初，我有機會大量閱讀佛教文獻，但並非系統性地學習。事實上，一直要到我完成書稿後，才開始系統性地閱讀。有段時間我嘗試寫作佛教寺院，接觸更多儀式與組織的相關研究，並撰寫數篇論文參加研討會。不過，基本上我是自學佛教。我受到麥大維影響，更重要的是從宇文所安身上學到思考「場合」（occasion）的問題——各個「場合」需要什麼？我想這是真正唐代主流的感知能力。權德輿的50卷文集中，有致和尚的序、談道家節慶的詩、對儒家經典的反思、引用《書經》的表章等，讓人很難確定他是佛教徒、道教徒還是儒者。白居易談過「願以今生世俗文筆之因，翻為來世贊佛乘、轉法輪之緣也」，我認為他的自我覺察並不尋常，大多數人並未意識到這些詞彙可能蘊含排他性。唐代人到了佛教的場合，他們知道足夠多的佛教語言，能夠做出可靠的陳述；幾天後，他們可以寫詩，談道家，稱引《莊子》、《淮南子》；當寫表、章給皇帝時，沒有佛家語，不會援引《起信論》，只有經典跟《論語》。他們用不同的方式思考，就是能直覺地意識到「這個場合該如何行為」。

在這個意義上，韓愈顯得很有趣。他「排佛」的立場享有聲望，寫出〈原道〉與〈論佛骨表〉。然而，他也寫東西給佛教徒，顯見他閱讀佛教，通曉佛教專門術語，並且精通修辭，知道怎麼造成影響。當他批評皇帝在儀式上的浪費時，他寫〈論佛骨表〉，非常強烈而有影響力，雖然也差點讓他被殺。在那之後，他也寫詩給佛教徒，並不是為了辱罵他們。由此可見，他可以極端地排佛，也會在適當的時刻使用佛教。我想，韓愈在公共政策的層次上是排佛的，但我不認為他是個非常一致的佛教反對者。他展現了即使是公共政策上的反對者，也可以在另外的場合中表現合宜。

問：您最近的寫作計畫是什麼？

答：最重要的是專書，我嘗試捕捉唐代官僚的文化經驗。我特別感興趣的是挑戰對唐代的一般性描述。論及唐代，我們會描述它興盛與衰亡的故事：先提出帝國體系的鞏固及政治系統的成熟，至安史之亂慢慢走下坡。我開始思考，若是從官員的觀點來看，這個發展是什麼樣子？更為有趣的是，後安祿山時代的官員並不知道朝代正走向衰亡。一直到9世紀晚期，甚至在黃巢之亂後，政府官員與思想家仍然相當樂觀地規劃唐代。從文化、思想與心理的觀點來思考，他們怎麼看待自己的作為，又抱持何種理念樂觀以對？與叛亂前比較又有什麼不同？

此外，我也就制度面思考。幾年前我有篇文章討論被指派到汴州的官員，嘗試理解中央政府在首都外的影響力，並且考察影響需要多長時間方能生效，以及官員被指派到地方的機制。最近我在思考政治概念，像是「中興」一詞，這會是書的核心部分。這個詞彙被使用時，經常獨立於歷史經驗之外。官員在中宗朝、德宗朝及憲宗朝都經常使用，有助於判斷他們如何思考歷史與朝代本身。我也在構想怎麼整合制度發展。在唐代，官僚制度發展得更為複雜。我們開始看到人們從職業的層次分析、思考官僚制度。《通典》與《唐六典》不僅講應該做什麼，也就其系統意義談如何運作。於是我思考，當官僚制度在發展，思考官僚的方式也改變了，這對生活在官僚制度中的人來說，意味著什麼？我們知道，官僚跟政治糾纏在一起，不過說一個人行為很官僚或很政治，兩者有著微妙的差異。我們討論經驗時，很容易將官僚的日常運作個人化並政治化。我試著區分二者。官僚持續運作，即使黨派沒有共識；黨派運用官僚來達成目的，但兩者不是同一件事。就方法論來說，這個計畫很大，困境在於如何使之包容且有邏輯，這是我正在掙扎奮鬥的。

還有幾個計畫同時在進行：由魏希德（Hilde De Weerdt）主持的團隊，致力於翻譯《貞觀政要》全文，應該會在今（2019）年完成，由劍橋大學出版。我主編最後一卷《劍橋中國史》，即唐代第二卷，負責其中一章，內容關於方才談的唐代官僚生活。凱里．帕拉莫雷（Kiri Paramore）主編《劍橋儒家史》（Cambridge History of Confucianism），我將撰寫其中一章，需要回去討論儒家復興與儒家認同的概念。我想換個角度處理，將主張或至少暗示，有多元的方式認同聖人。看見儒家復興的傾向實際上是人為的產物，源自不同人藉由不同方式認同孔子。韓愈、歐陽修、道學與道統的故事，是認同孔子的方式之一。我們容易聚焦於此，是因為它有清楚明確的主張，看來像是復興。但是，這忽略了其他人也在自覺或不自覺地努力連結儒家傳統，或是通過官僚制度。我們沒有看到那些人，是因為他們沒有採取清楚明白的手法。

問：教書為您的研究帶來什麼改變？

答：我的教學內容非常廣泛，雖然沒有機會教自己當前的研究內容，但授課使我能夠且容易花很多時間閱讀現代經濟史、考古學等等。如果能為研究生開設近古研討課，或許我能更聚焦於專門領域。不過奧巴尼不像那些中國研究發展完善的大學，也並非整個校園內只有一人研究中國，我們的系正好介於二者之間。我曾經教過唐宋變革，學生不是太有興趣，選課人數不足，我已經15年沒教那門課。我不能教得很狹窄，但也不需要教世界史，例如西亞史。我只有剛來奧巴尼時教過日本史，後來我們聘了日本史教員。現在，我可以在中國史內選擇任何想教的課程，我有空間教授古典中文，也教過經濟史、法律史、研究方法、中國通史、儒家等等。對我這樣興趣廣博的人來說，在這裡教書很舒服。我在構思一門可能會很有趣的課，講耶穌會在中國。我個人對於耶穌會感興趣，部分源於我曾受耶穌會教育。如果將這門課定位在中國與天主教的對話，可能會收到對宗教、天主教、中國感興趣的學生。我不知道有沒有時間設計這門課，但我對耶穌會有足夠的理解，應該不會很困難。（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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