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
在抗日戰爭前，北大文科研究所是由胡適先生做主任的，到北大南遷，與清華、南開合組為西南聯大之後，三校原創立的研究所卻還都分別存在。北大文科研究所設在昆明雲南大學近鄰的靛花巷內，改由傅斯年先生兼任所長，陳寅恪先生也被聘為導師，湯用彤、羅常培等先生也住在那裏。我於一九三九年完成了我的研究項目，於八月末奉傅先生之召，經上海、香港、海防、河內，於十月上旬抵昆明北大文研所供職。職稱為高級助教，月薪為一百五十元。這時我才與陳寅恪先生初次晤面，但既一同住在靛花巷一棟小樓上，一日三餐也在同一餐桌上，陳先生所講授的隋唐五代史與佛典翻譯文學，我也每次都去旁聽，陳先生每次外出購物訪友，我也都陪同前去。實際上等於做了陳先生的助教。傅先生和史語所的同仁全住在昆明郊區的龍頭村，並不經常住在靛花巷內。但他每次進城，必到我的房間巡視，查問我這些天讀了什麼書，做了什麼事，其時《宋會要輯稿》在上海大東書局印行未久(每部二百冊，共印了二百部，定價每部二百元)，上海淪陷之後，日本人多有爭購此書者，北圖留在上海者遂決定將大東所存之書全部寄往昆明，並言明對史語所及北大文研所之購買者給予七五折之優待。傅先生以我致力宋史，囑我乘機購買一部，我卻以為，即使是優惠價格，也須用去我一月的全部薪水，因而頗為猶豫。傅先生遂決定由公家墊借書款，然後由我分半年償還。在當時的昆明，實在是無書可讀，在買到此書之後，我倒真正可以寢饋其中了。
到了一九四0年夏，日寇飛機對昆明的轟炸十分頻繁，其時陳寅恪先生為準備去英國講學已赴香港。傅先生則為求免於日寇不停息的空襲威脅，想把史語所的全部人員和書籍搬遷到更偏僻的地方，便派人去四川調查訪求，要找一個在地圖上不見其名字的地方，其後落實到南溪縣的李莊，於是從這年的十一月便開始搬遷。傅先生表示，要我也隨同史語所遷往四川李莊，他向我說：“史語所搬走之後，你留在昆明更無書可讀，有何意義?”實際的情況也確實如此，當時由各地遷往抗戰後方的一些大學，一律都沒有把圖書隨校搬遷，北大、清華、南開以及南京、武漢等校，無不如此，而獨獨史語所的全部圖書，更不用說那些屬於國寶性質的——從安陽殷墟發掘所得的全部文物和從李盛鐸手中買得的內閣大庫檔案材料了，由於傅先生對歷史資料的高度重視，由於他在運籌、調度、組織等方面之特殊才能，竟能通過百般周折而隨人員把它們完整無缺地搬遷到昆明，成為抗戰大後方唯一完善的圖書資料寶庫。而現在傅先生又設法把它遷往四川李莊，則我留在昆明，確實將無書可讀、無事可做了。因此，我便毫不遲疑地決定隨同史語所遷往李莊。大概是第三批搬運書物的車輛就由我與歷史組的陳架一同作押運人員，在抵達瀘州之後，溯江而上，抵于李莊了。
李莊是一個濱江的小市鎮，而史語所選定的所址則還在距李莊三華里的山坳中，名叫板栗坳，是張姓人家的幾所宅院。在安頓妥當之後，我被指定在田扁上的一所宅院居住，圖書館也設在這一宅內，使我得到從未有過的方便，可以專心致志、恣意披覽和搜討。所以，我雖然在那裏只居住兩年半的時間，而在此期問內，卻能就《宋史》的《職官》《刑法》等志做了一番考證，寫成了初稿，還就王欽若、劉恕等十數人的傳做了考證，還寫了《評周穀城著(中國通史)》《(宋史•職官志)抉原匡謬》等文，在重慶印行的幾種刊物上刊出。
我的妻女當時還留在北平，亟須把她們接出，而李莊這地方實在太偏遠了，要看重慶的報紙都得在五六天之後，與北平的人來往函件自更煞費時日。我的長兄因在家鄉(山東臨邑)參加敵後抗日的遊擊戰爭，於一九四一年秋為境內通敵的盜匪所殺害，在家鄉的老母的生活也需要照料。因此，到一九四二年我便商得傅先生的同意，準備到重慶找一工作，以便把妻女設法迎接出來。在準備離開李莊之際，我便把《<宋史•職官志>考正》的初稿再作了一番整理，並寫了《序》和《凡例》，送請傅先生審閱。《考正》的正文繁瑣細碎，他實無暇全看，但看了《序》和《凡例》都覺得滿意，當即向我說，要把這兩篇小文收入《史語所集刊》第十本中刊出(當時正與重慶的商務印書館談妥，要恢復《史語所集刊》的印行，先生並囑我，如此後能在重慶工作，《集刊》第十本的校勘工作由我負責)。及我到了重慶之後，又接先生來函，已決定把《(宋史•職官志)考正》的全文收入《集刊》第十本中印行了。這對我實在是一次極大的鼓勵。稍遲，當時移居桂林的陳寅恪先生也寫來一篇對我極加稱許的《(宋史•職官志考正)序》，但未來得及編入《集刊》第十本中。
一九四一年日寇突襲美國珍珠港之後，日寇日趨滅亡的形勢已出現，然而，國內的戰局卻還在日益困難，陳寅恪先生赴英講學之約已絕無可能實現，而在香港淪人日寇手中之後，他因多次受到日寇以及北平、南京兩偽政權中附逆的民族敗類如錢稻孫等的逼脅，遂急遽逃至廣西桂林。傅先生當時是想把陳先生請到李莊這個僻靜的地點來的，他不但自己寫信給陳先生，也叫我寫信給陳先生，說明此意，陳先生也回信給我，說有很多可能是要來李莊的。但後來成都的燕京大學也發出邀請，那裏的生活條件自然遠非李莊所能比，陳先生便到成都去了。
在此我要附說另一件未能實現的事。當史語所的全班人員和全部文物圖書都已搬運到李莊的時候，“五四”前後在北大任文科學長的陳獨秀在長期坐牢得釋之後，在四十年代前期也正居住在四川江津一個鄧姓人家，主要是為了就醫治病，但還經常地關心時事，有時還發表政論、罵一通史達林之類的文章。大概是在一九四二年內，在勸請陳寅恪先生移居李莊的同時，也派了語言組的丁聲樹先生前往江津，企圖把陳獨秀也請到李莊，在那裏安心地搞他的文字學。可能因陳獨秀並不甘心置身於寂寞之濱，重度一番學者生涯，以至邀請者虛此一行。此後也就無人再談論此事了。然而我們不妨設想一下，假如這兩位陳先生都能命駕到李莊，並在那裏收徒授業，則當日的李莊小鎮豈不更要平添一幅富有傳奇性的景觀了嗎?
六
我離開李莊去重慶時，傅先生寫了一封信給朱家驊，要我持信去見他。朱與我相見後，要派我到甘肅的天水去做一所國立中學的校長，我未同意。遂又經一友人介紹，到一家名叫“中國文化服務社”的出版社任編審，主要是主編一種名為《讀書通訊》的刊物，另外還拉了錢穆先生的《劉向劉歆父子年譜》、徐炳昶先生的《先秦史》(書名似不如此，現已記不起來)、勞幹先生的《秦漢史》等書，在該社作為專書出版。該社社長劉百閔，也是國民參政會的委員之一，他對傅先生也很敬重。他曾對我說，傅先生每次在會上發言，都精彩動聽，只是他每每出口成章，隨口引用古書語言，恐怕有很多參政員未必聽得懂。他特別托我向傅先生要了一部《性命古訓辨證》閱讀。
傅先生和我自己都不認為“中國文化服務社”是我可以久留之地，當他一次與國民黨中宣部的正副部長張道藩、程滄波會面時，又談及我的工作問題，他們二人都表示可以介紹我到復旦大學去教書。傅先生遂又親自寫了一封信給他們兩人，介紹了我的一些情況，說我不論在教學或在學術研究方面，能力都很強，若在北大、清華可聘做副教授等等。我持函去中宣部，張道藩正外出，與程滄波晤談之後，程未再自己寫信，即把傅先生的原信轉寄復旦大學的章益校長。大概是一九四三年的五六月間，復旦大學即來函，聘我為該校史地系副教授，七月初我即到校報到了。後經復旦的一位資深教授告知，章校長是陳立夫派系中人，而傅先生則是朱家驊派系中人，兩派雖形同仇敵，但章校長卻深知傅先生為朱派中最有學問、最有本領的人，所以傅的推薦信最起作用。假如由張道藩或程滄波直接推薦，倒反而可能辦不成。一九四四年春，美國政府撥出一筆專款，作為救濟中國的文化教育之用。西南聯大的教授會表示，絕不接受這種嗟來之食，而其他文教機關則均無此表示。復旦大學則經校務會議(?)決定，凡正教授均可領取此項補助，凡副教授均不能領取。我是副教授，當然不能領取。及傅先生知道這一情況之後，遂即致函主管這筆資金的機關，特別為我申請了一份。
一九四二年春在重慶舉行了一次全國歷史學家的會議，後方各大學的知名歷史學教授大多出席了，傅先生是會議的主持人之一(我那時還未到復旦史地系教書，當然沒有出席這次會議的資格)。在會議結束後，當時國民黨內主持文化活動的潘公展，宴請了全體出席會議的人員，要請他們為他(潘)所主持的勝利出版社擬定編印的歷代著名人物的傳記各承擔一種。在我的師友中，我得知姚從吾應允撰寫一本《嶽飛》，吳晗應允撰寫一本《明太祖》。出版社的計畫是要在一九四四年底把這套叢書全部印出的。但姚從吾先生當時不但在西南聯大教課，還是西南聯大三民主義青年團的負責人，無暇顧及撰寫書稿的事。因而到一九四四年春，他把此情況通知出版社，出版社便乘傅先生又去重慶開會的機會再去找他，請他代為指定另外的人撰寫此書。傅先生因對我寫的《陳亮傳》還留有印象，當即回答說：“到復旦大學去找鄧廣銘寫。”當該出版社的總編輯印維廉到復旦找我，說明來意之後，我當即把這一任務應承下來。但遷往重慶北碚的復旦大學，也與其他內遷大學一樣，滬上原校圖書全部未能隨校遷來，北碚復旦圖書館藏書實在不多。我便又通函征得傅先生的同意，於這年暑假再回李莊，去搜集有關嶽飛的資料。在李莊共住了三個月，回校後就利用這些資料於一九四五年初把《嶽飛》寫成，向出版社交了稿。到侵華Et寇宣佈無條件投降之日，恰恰是這本《岳飛》印成發行之時，此事使我既感高興，又感榮幸，且將永記不忘。
重返李莊搜集岳飛資料時，我在一九三六年完成的那篇畢業論文《陳亮傳》，直到這時才得在重慶的獨立出版社排印出書，我隨身帶了一本送與傅先生。此書的初稿，在我畢業前夕傅先生就曾在胡先生處翻閱過。但事隔七八年，翻看時的印象可能已經淡忘，在看了這次的印本之後，他卻向我談了述寫陳亮狀元及第那一章，大意似說，我對當時那班參加進士考試的舉子們的思想情況，未免有些鄙薄得過分了。但他對陳亮這位一生奔走呼號、力主抗金的愛國志士，對於我所撰寫的這本《陳亮傳》，基本上還是加以肯定的。傅先生對我在復旦的教學情況也很關心，當我向他彙報說，我擔任的中國通史課程，暑假前只講完唐代，傅先生聽後說，既然是通史，就不應只講到唐代。在這個暑假之前，當傅先生又去重慶的日子裏，在抗日戰爭中為國捐軀的張自忠將軍的胞弟，經人介紹拜訪了傅先生，要求傅先生能為張自忠將軍寫一篇傳記，以表彰他的忠勇節烈。此事當亦傅先生之極所願為，故亦應承下來。在看過我的《陳亮傳》印本之後，他又聯想到此事，便提到要我幫他一起撰寫，我當然也很願意參與此事，所以也毫不遲疑地答應下來。傅先生隨即向我說道，比較難於處理的是張自忠由天津到北平，宋哲元讓位給他，和他幾乎陷入日寇的虎口，以後如何機智地從北平逃出諸事。傅先生說，是否可以參考關公為曹操所擒，困居曹營且為之立功諸事，但也覺得並不切合。在此次的談話中，終未想出適當的處理辦法，我就告辭了，且後來也仍然沒有商談何時動筆寫作的事。
傅先生是一個對“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人(也許把“家事”改換為“學術界的事”更恰當些)，即使在李莊家中閒居之日，他也是終日考慮這樣那樣的問題，他的腦子無時能感到輕鬆和消閒。一九四五年夏，日寇投降，他從此就更成了大忙人，為張自忠寫傳的事，遂致再也無暇顧及了。
七
我在八十年代看到傅先生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七日寫給蔣介石的那封信之前，完全不知道在抗日戰爭勝利之後，蔣介石原是想以傅先生任北大校長的。在看過此信之後，對蔣介石當時之舍胡而取傅的原因，也仍然感到莫名其妙。從一九四五年的秋冬，到一九四六年的十月傅先生離開北平為止，在此期間內，我與先生相見的機會頗為不少，他對我卻從無一言談及此事。他向我雖曾說過他為何肯做代理校長的事，說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假如別人代理，可能就要設法“轉正”，不再讓胡先生來就任了。傅先生做了北大代理校長之後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飛昆明處理因國民黨軍隊殺害西南聯大學生而引發的一次學潮。在由昆明回到重慶之後，又發表了一次引起轟動的言論，則是：凡是在偽北大任職的教職員，北大復員後，一律不予聘用。在重慶的教育界、學術界，對傅先生的這一主張只不過略有紛紜意見，而在北平偽教育部和偽北大那班偽員們，聞悉之後卻大為騷動不安，由周作人、容庚領頭糾集了一些人，也寫了一封公開信，對傅先生的不用從偽人員的主張大肆攻擊。他們還把這一公開信專函鈔寄傅先生，署名的卻沒有容庚以下諸人，只是周作人一個人。我當時也正從北碚到重慶看望傅先生，傅先生立即把此信轉與我看，並要我代他寫一回信給周。我看了周的來件後，覺得非常奇怪：他對自己置身漢奸群醜之間達八年之久，在信中並無絲毫懺悔和自怨自艾的表示，而竟然理直氣壯地對傅先生無理取鬧，甚至向傅先生髮狂言說，你今日以我為偽，安知今後不有人以你為偽等等，實在是無恥之尤。傅先生當即痛斥他說，今後即使真有以我為“偽”的，那也是屬於國內黨派鬥爭的問題，卻決不會說我做漢奸；而你周作人之為大漢奸，卻是已經刻在恥辱柱上，永世無法改變了。對於寫回信給周作人一事，我卻表示無力承擔，因為不在淪陷區，對周作人做漢奸期內背叛國家民族的具體罪行，我都不甚了然，無法加以揭露和聲討。周作人的此信後來似乎在重慶的一家報刊上刊出了，至於是否有答復檔，以及如何答復的，我現在都完全記不起來了。此後不久，南京政府把周作人押解到南京去受審，容庚等人大都離北平另謀出路。到傅先生一九四六年五月抵達北平之日，一些偽員們已作鳥獸散，不能再興風作浪了。
傅先生在由昆明回到重慶後，就住在重慶，再沒有回到李莊去。他這一時期的主要工作是為北大各院各系聘請主要的負責人、主要的教授。這時候，國民政府的教育部已經決定把抗日戰爭前原有的北平大學撤銷，把該校原設的工、農、醫三院並歸北大，這樣就使原僅文、理、法三院的北京大學，擴大為六個學院了。當時即使文、理、法三院的教學人員也都不齊全，所以，傅先生在那一時期便全力延聘一些知名人士到北大各學院任教學職務。我當時每到傅先生處，他都要我替他寫一些信件，也全都是屬於這類事體的。有一次，傅先生向我說道：“各學院的主要教授，最好能在胡先生到校以前儘量聘定，因為胡先生是一位性善主義者，對人沒有嚴格要求，教授若全由他請，那可能會弄得很糟糕的。”當時，朱光潛教授已確定重回北大任英語系主任，他向傅先生推薦楊人根教授到北大史學系教西洋史，說他教學很行，可是不容易伺候。傅先生對朱說：“只有北大伺候得了的人到別校未必伺候的了，絕不會有在別校伺候得了的人到北大反而伺候不了的。”所以就把楊聘來北大任教了。他向我說，決定要我回北大史學系任教，也與此事相先後。
復旦大學為遷返上海作準備，全校的課程都在一九四六年四月下旬結束，我把學生的考卷評閱完畢之後，就去重慶看傅先生，他當時已決定於五月四日飛北平，並即囑北大駐渝辦事人員為我準備飛北平的機票。我是五月七日到北平的，五月八日我到北大校長辦公室去看傅先生，傅先生見我後說：“你來了，很好，我現在實在忙得很，你來了正好幫我的忙。”遂立即招呼工友搬一張桌子到校長辦公室來，作為我的辦公桌。從此以後，各個辦公室的人員便都稱我為“鄧秘書”，其實，傅先生只是聘我回北大史學系教書，並未要我兼作辦公人員，然而我從此即成為一個冒名的“校長室秘書”了。
傅先生到北平後，所抓緊進行的主要工作，一為各學院的校舍和教職員、男女學生的宿舍，二為辦學的經費，三為繼續聘請教學人員。對校舍、宿舍等事，大概都是與南京政府派來處理敵偽逆產的人員去交涉，而且大都是由他本人或已經來平主管總務的人員去交涉，我所知情形不多。但我似乎覺察到在抗日戰爭以前，北京大學與清華大學不同，對教職員是不提供宿舍的，全都由他們在各街巷租房居住，因此，負責總務的人對爭取教職員宿舍一事並不積極，認為如由校方提供，以後的麻煩必難以應付。但傅先生看到抗戰期內大家流離失所的情況，認定教職員的宿舍也非由校方全部提供不可，所以，他為了此事所操的心、所費的勞力也特別多。
北京大學由三個學院擴大為六個學院，此事自然在抗日戰爭後的重建時期為代理校長的傅先生增加了不少麻煩，但在當時，傅先生也必為此而極感高興。就在一九四六年五六月內，在二十年代的後期曾任北平大學校長的李書華先生，到傅先生家中拜訪，談話之間傅先生向李書華說：“當年你們想把北大吞併到北平大學去，沒有成功；今天，你們所設的工、農、醫三學院卻都歸併到北大來了。”當時有人聞知此事，以為傅先生不免有些自鳴得意，我卻以為這必是因為，當北平大學創建之初，竟把北京大學撤銷，裁併為北平大學所屬的“北大學院”，後經北大師生的複校運動，雖終於又在一九二九年恢復了北京大學，但直到抗日戰爭勝利之後，傅先生胸中余恨必猶未全消之故。傅先生北大意識之強烈，於此也可見一斑。
對於籌措經費的事，傅先生主要是仰仗當時任教育部長的朱家驊。傅先生回國之初，即為任中山大學副校長的朱家驊延聘為中山大學文學院長和中文、歷史兩系的主任，在共事的過程中，兩人成為莫逆之交，終生未變。我曾不止一次替傅先生寫信給朱，每次皆由先生口授，有一次似乎還有比較急躁的話，說如果不蒙以大力解決此事，則弟實無法再留此撐持這一局面云云。朱之對傅，基本上是言聽計從的，所以友情能永恆維持，且愈來愈顯深厚。朱氏為官場中人，凡其屬於純政客性質的行為，亦即要搞些不太磊落正大的舉動時，他也從來不敢去幹求傅先生參與。例如他要向蔣介石獻九鼎時，他只敢求顧頡剛先生去撰作銘詞(據聞，顧先生也是請別人代做的)，卻決不敢幹求傅先生作。在朱氏的友人當中，傅先生既直，且諒，且多聞，真乃孔子所謂“益者三友”，而絕非與之同流合污的人。在此，我想附說一段閒話。《胡適日記》曾載，當傅先生在胡先生家與丁文江先生初次相見時，胡先生介紹說：“這就是你當年立志要殺的那個丁文江。”二人相識不久就成了在學術事業上協力奮進的摯友。但在胡先生說過這句介紹詞，在丁先生別去之後，傅先生卻對胡先生說：“你這玩笑開得太大了!”按實說來，胡先生所開的這個太大的玩笑，還有另一半並未涉及。據毛子水先生親口告我，傅先生留學德國時，在其所發牢騷話中，他立志要殺的兩個人，一為丁文江，另一個則是朱家驊。這大概是因為傅先生當時對此二人全不相識，也全存在一些誤解之故。後來的事實卻證明，倘無朱氏的大力相助，傅先生在回國初年，在其才能、智力、學術思想的發揮等方面，可能完全是另一種情況的。
傅先生的朋友，有許多人都稱讚傅先生在辦研究所和辦大學時的要東西、要材料和要經費的本領，這在他做代理校長期內也都有具體體現。單就其籌措經費一事來說，我在上文雖說他主要是依靠教育部長朱家驊，這從行政體制上說當然是最正常的辦法，但在此以外，他也仍然採用一些非常規的辦法。例如一九四六年六月蔣介石來北平，有一天約傅先生與他同游文丞相祠，傅先生即乘機向蔣陳說了北大目前所遭遇的某幾項重大財政難關。蔣要他寫一書面報告，以便批示照辦。傅先生返校的當晚，通知我去辦理此事。當由傅先生口授擬定的初稿進行謄清時，我剛寫了開頭的“主席鈞鑒”四字，傅先生覺得寫得不好，便請當時在場的汪敬熙先生寫，汪不肯，傅先生便自己執筆謄寫，但在寫了開頭四字後仍覺得很不滿意，最後仍是由我把全文謄清，第二天送往蔣介石的寓所，由他親自寫出批示，終於使北大渡過了一次大的財政難關。
傅先生在一九四六年來北平後，把他的全副身心都撲在北京大學的復員和重建的事業上，在操心和勞力中會使他感到疲累，但同時也會使他感到慰藉。因為這畢竟是為全國的最高學府，為全國文化事業的振興而傾注他的心血，但也因此我雖在此期問內經常侍從在他的身邊，卻再也不能如當年在課堂上聽他講課那樣，或像他在李莊家居時那樣，得以隨時聽到他在學術上的一些卓見，以及在治學方面受他的親切指導了。儘管如此，我卻從他處理學校行政的方面，從他處事接物的方面，看到一個偉大學人恢宏的風度、弘通的見地、敏銳的思想、篤實的踐履，無一不是足以為人師表。
清初的顧亭林曾為學人定出一個客觀的標準和要求，叫做“博學于文，行己有恥”。他當時所說的“文”，無非指中國歷代的典籍與文獻。而在今天，則對這個“文”字的內涵和外延全須加以深進和展拓。例如既須包括一些外國語文，還須包括一些近代新興起的學問之類。但是，即使對這個“文”字賦予最近代和最高境界的解釋，傅先生對“博學于文”一語也是當之無愧的。而傅先生的不滿五十五歲的一生，有一些極重要的段落皆處在與文化界或政治上、社會上的腐朽、邪惡、反動勢力的鬥爭之中，其高風亮節，證明了他真正具備了“出淤泥而不染”的操守，稱其為“行己有恥”豈不還是屬於比較低調的評價嗎。
《台大歷史學報》第20期（臺北：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1996.11），頁1-18。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