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伦敦大学考古学院，可称是世界考古学的最高学府。考古学院埃及学系创始人、英国权威考古学家皮特里（W.M.F.Petrie）教授将他个人在埃及发掘的文物以低价转让予考古学院，成立了埃及学博物馆，供教学和科研使用。1936 年，夏鼐参加了由惠勒教授（M.Wheeler）主持的英国多塞特郡多切斯特梅登堡山城遗址（Maiden Castle）的发掘，这也是他第一次在国外参加的田野考古发掘。1937 年 12 月，夏鼐通过了硕士学位资格考试，之后随同英国调查团赴埃及、巴勒斯坦进行发掘，参加了埃及艾尔曼特遗址（Armant）和巴勒斯坦杜维尔遗址（Duweir）的发掘，并有幸见到已退休定居在耶路撒冷的皮特里教授（退休后他仍担任考古学院埃及学博物馆的名誉馆长），得到这位考古学大师的当面指教。当时，夏鼐的导师格兰维尔是皮特里的学生，学识渊博，在英国考古学界享有盛誉。格兰维尔原是大英博物馆埃及和亚述古物部副部长，在皮特里教授退休后接任考古学院埃及学教授，他还重点对皮特里的埃及学博物馆进行调整和加强。
夏鼐是中国识读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第一人，也是中国的第一位埃及考古学博士。
夏鼐同时还在英国著名埃及学家伽丁纳尔（A.Gardiner）教授指导下，学习深奥的古埃及象形文字。名师的悉心指导加上个人的勤奋努力，夏鼐很快就掌握了这种文字，成为中国识读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第一人。在学习古埃及象形文字的过程中，他还将古埃及语言文字与中国语言文字作比较，于 1936 年写成《一个古埃及短语在汉语中的对应例子》一文，发表在埃及学权威刊物《埃及考古学杂志》第 24 期上。
从 1938 年起，夏鼐在格兰维尔的指导下，开始攻读埃及考古学博士学位。同年 6 月，格兰维尔为推荐夏鼐申请博士奖学金，给有关单位负责人的信中写道：“他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学生。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对埃及学还一无所知。但他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这一学科的各个领域，很快就熟练掌握了所必须具备的古代埃及语知识……不止一两位考古学家证明他对不同类型遗址的发掘技能都能掌握，并能融会贯通。我坚信，一旦他回到中国，他会成为蜚声考古学界的学者。”
伦敦大学考古学院的埃及学博物馆收藏有大批皮特里在埃及发掘所获的古埃及串珠。对古埃及串珠的系统研究，被皮特里视为埃及学发展的一项关键性课题。夏鼐充分利用丰富的馆藏第一手资料，在格兰维尔的直接指导下，开始对这些串珠进行系统地详细整理与精心研究，确定了以古埃及串珠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题目。格兰维尔之所以让夏鼐研究古埃及串珠，专攻这一埃及学中的难题，主要是因为当时很少有学者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而它们的学术价值很高，这一研究成果的发表，可供后来的研究者使用。埃及学博物馆至今仍保存着夏鼐当年亲手抄制的近 2000 张卡片。这些卡片把皮特里藏品里的 1760 枚串珠，按形制、颜色、材料、纹饰、出土地点、所属年代、用途一一登记抄制，足见夏鼐当年做学问的勤奋精神和扎实功底。夏鼐于 1939 年 10 月末至 1940 年12 月间再赴埃及，在开罗博物馆从事研究工作 11 个月，对古埃及串珠做了系统的类型学研究，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准备工作。在开罗期间，他还写了《若干埃及出的玻璃分层眼状纹珠》和《几颗埃及出土的花肉红石髓珠》，分别发表在 1944 年《美国考古学杂志》第 48 卷和《皇家亚洲学会孟加拉分会杂志》第10 卷上。在此近一年期间，夏鼐与在开罗博物馆工作的一些国际知名埃及学家多有交往，曾为英国埃及学家鲍姆伽特（E.J.Baumgartel）写作《史前埃及文化》提供了部分资料。
*皮特里是英国考古学家，埃及前王朝文化遗址（约公元前 4500~ 前3100 年）的发掘主持者之一。早年在英国南部考察史前古迹，后到埃及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曾任伦敦大学考古学院埃及学教授。皮特里是第一个使用严格科学方法进行田野发掘的考古学家。他通过对埃及、希腊考古遗物的交叉断代，推广了比较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又奠定了考古学中人工制品分析的基础。皮特里创立的“顺序年代法”（The Sequence-dating,简称 S.D.），是对埃及考古学的一大贡献。这是一种确定陶器与出土文物年代关系的方法，通过它与那些从不同遗址出土的陶器类型进行比较，将它们按顺序排列，建立起近似的年代。这一断代方法至今仍在考古发掘中被广泛使用。皮特里把他的一生全部献给了埃及考古事业，他卓有成效的发掘，使埃及前王朝文化遗址和早王朝（约公元前 3100~ 前 2686 年）为数众多的巨大王陵得以重见天日。
*伽丁纳尔是英国埃及学家。1879 年出生于英国埃尔塔姆（Eltham），少年时代就对古代埃及有浓厚的兴趣。1912 年，他赴柏林，参加由德国科学院发起的《埃及语词典》（ Worterbuch deragyptischen Sprache ）编纂工作，在德国埃及学大师埃尔曼（A.Erman）的悉心指导下，他勤奋钻研古埃及文字，研究考证了大批古埃及铭文及文献。伽丁纳尔还是 1914 年在伦敦创办的《埃及考古学杂志》（ The Joural Egyptian Archaeology , 简称 JEA）的发起人之一，为该杂志的主要编辑。他1927 出版的《埃及语语法》（ Egyptian Grammar ），代表了 20 世纪 20 年代古埃及象形文字研究的最高水平。《埃及语语法》1950 年再版，1957 年第 3 版，是学习古埃及语言文字的畅销书。这部著作由浅入深，全面系统地讲述了古埃及中王国时期（约公元前2133~前1786年）的语言文字（俗称中埃及语，为规范的古埃及象形文字）。
*鲍姆伽特是以研究古埃及前王朝文化而著名的英国女埃及学家。鲍姆伽特结合“顺序年代法”，把皮特里的的发掘材料与对前王朝文化的研究联系起来，做出了全面的分析，建立起整个埃及前王朝文化序列。她的重要两卷本著作《史前埃及文化》（ The Cultures of Prehistoric Egypt ），最早全面系统地分析了史前埃及的考古资料，使人们对埃及史前文化有了深入的了解。
二战战火在欧洲愈演愈烈，在伦敦大学停办的情况下，夏鼐于 1941 年初返回中国。1943年夏他在国内完成了《古埃及串珠的考古价值》（ Ancient Egyptian Beads:Archaeological Value of Beads ）博士论文，并寄往英国。战后伦敦大学复课，考古学院特许夏鼐的博士论文免于答辩，缺席通过。因战争关系延至 1946年 7 月，夏鼐被正式授予伦敦大学埃及考古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的第一位埃及考古学博士。夏鼐的这篇博士论文长达 433 页，把古埃及串珠按年代从史前到希腊、罗马时期分为九大段，对各类串珠的分类井井有条，应用起来十分方便。他这项埃及考古学领域中绝无仅有的基础性研究，取得了其他学者难以超越的优异成果。虽然已过 70 多年，至今仍是埃及考古学领域极有学术价值的论著。
由于种种原因，《古埃及串珠的考古价值》在过去的 70 多年间一直未能出版，深藏在伦敦大学考古学院埃及学博物馆中，仅供对埃及学感兴趣的有限读者查阅。鉴于《古埃及串珠的考古价值》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与国际著名的施普林格出版社将合作出版这部著作的英文本，这对于埃及考古学界乃至整个国际考古学界，都是一件值得庆幸的的大事。
夏鼐将国外先进的考古学方法和技术引进国内，全力投身于中国的考古学事业，被誉为“新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
1941 年回国后，因当时国内没有条件从事埃及考古学的研究工作，夏鼐先生便利用埃及考古学的知识从事中国考古学的研究。他将国外先进的考古学方法和技术引进国内，全力投身于中国的考古学事业，曾主持并参加了河南辉县商代、战国至汉代的遗址和墓葬，北京昌平明定陵，长沙马王堆汉墓等重大考古发掘工作；主编《新中国的考古收获》（1961）和《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1984）。在他的主持和领导下，还完成了《中国大百科全书· 考古学》（1986）的编撰工作。他是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先后担任过中国科学院（1977 年以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所长、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文化部国家文物委员会主任委员， 1979 年被选为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夏鼐先生被誉为“新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他对中国考古学作出的巨大贡献和卓越的学术成就，受到国内外学术界普遍的重视，使他成为享有崇高声誉的国际知名学者。
由于他在考古学方面的杰出成就和贡献，1974~1985 年，曾先后获得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德意志考古研究通讯院士、瑞典皇家文学历史考古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意大利中东远东研究所通讯院士等荣誉称号。同时，他仍一直关注着国外埃及学的研究情况，并随时将这些研究成果介绍到国内。
1956 年，根据中埃文化协定，中国科学院曾邀请埃及开罗大学费克里（A.Fakhry）教授和亚历山大大学埃米尔（El-Amir）教授来华讲学。在中国访问期间，费克里博士曾为中国科学院的有关专家作了埃及古代史的学术报告，并在北京大学讲学，给该校历史、考古专业的学生开过埃及古代史的短期课程（1956 年 4~5 月）。他的讲稿在 1956 年8 月即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书名为《埃及古代史》，虽然只有 10 万字，但作者用很通俗的文笔清楚勾画出了古代埃及历史的轮廓和古埃及文明中的几个要点，简洁明了，通俗易懂。该书制作精良，装帧精美，书后附有 40 幅古埃及壁画和雕像的黑白照相图版，由北京大学校长室秘书高望之等人翻译成中文。时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的夏鼐协助费克里一同选择了这本书的附图，对全书进行了认真校阅 ；他还亲自指导绘图人员绘制了书中的 3 幅插图（古埃及地图和埃及前王朝时期古物）。对此，费克里在《埃及古代史》的序言里表示了深切谢意，并对夏鼐予以高度评价 ：“我的朋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鼐教授花费了许多时间来审阅译文并且校对了一些专门性的辞句，这种性质的工作是需要像他那样的学者的知识和努力的。我找不出适当的感谢的话来表达我对于他的协助和诚意的感情。”
《埃及古代史》的出版在 20 世纪 50年代中埃文化交流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中埃文化协定是在万隆会议（1955年 4 月）后由中埃两国政府共同签定的。费克里访华期间，恰逢中国和埃及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956 年 5 月），这是新中国外交关系史上的一件盛事。《埃及古代史》一出版，就受到国内广大读者的欢迎，使人们对与中国同被列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埃及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致一个月后即 1956 年 9 月再版发行。为满足读者的需要，1973 年由商务印书馆重新出版。
直到 1978，埃及学、亚述学在中国还是一张白纸，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的成立是国内学者研究世界古代文明的起点。
1978 年秋季，东北师范大学林志纯教授联络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部分从事世界古代史的同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开座谈会，筹商国内空白学科埃及学、亚述学的学科建设问题。夏鼐先生应邀到会，做了两次如何学习埃及学的报告，介绍自己在英国学习古埃及文字的经验和考古的经过。他强调指出，研究埃及学的基础是掌握古埃及文字，必须从学习古埃及象形文字入手。座谈会上，他把当年师从伽丁纳尔学习古埃及象形文字时，依据其所著《埃及语语法》一书所做的 33 套习题和用过的图书展示给与会者，给与会者以极大的鼓舞。大家认为“埃及学、亚述学在我们国内至今还是一张白纸，必须从零做起”。会后，林志纯教授把这 33 套习题借出复印给他的研究生使用。
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 1979 年 8 月 23 日-29 日在长春举行。会上宣告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正式成立，并选出了领导机构和负责工作人员。这次会议是中国世界古代史学界一次空前的盛会，林志纯教授当选为研究会的第一任理事长。研究会成立时，夏鼐先生以他对中国考古学和埃及学研究方面的杰出贡献，被与会全体代表一致推举为该研究会的学术顾问。
1980 年春，我在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期间，因专业学习的需要（需阅读用古埃及象形文字书写的原始资料），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经业师林志纯教授引见，拜访了夏鼐先生，以《埃及语语法》为入门书，跟夏鼐先生学习古埃及象形文字。夏鼐先生曾给我以热忱的关怀和指导。在夏鼐先生诞辰 105 周年之际，谨以此文纪念我的古埃及象形文字启蒙老师！
本篇文章刊载于大众考古2015年2月刊 作者为吉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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