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思歷程
我的求學背景或許和大多數的歷史學者不太一樣，在大學階段，我並不是選擇歷史系就讀，而是專攻政治學和亞洲研究。年輕時天真地認為歷史學跟政治學不會相差太遠，前者研究的是過去的政治，而後者則是分析現代的政治。再加上美國的中學教育比較難接觸政治學，對社會科學的相關知識難以有深刻的了解，反而學歷史多少都會閱讀一些。我希望在大學時至少能學習一門新的學問，所以選擇了政治學。但是當我開始觸及歷史學研究時，才發覺政治學和歷史學是兩門迥然不同的學問。政治學往往都是從一套理論開始，接著才去看一手資料來配合框架的論述；歷史學正好相反，要先讀史料，之後才會從自己的認識中逐漸建構理論。不過也正因為大學時期奠定的政治學基礎，所以我早期的歷史學研究都與政治相關，畢竟這一直是我關懷的核心。
我對中國古代史一直有濃厚的興趣，所以繼續待在紐約州立大學攻讀歷史學研究所（1973-1975）。碩士班期間，我對宋史產生興趣，尤其是南宋史。美國在1970-1980年代，若博士班想發展宋史研究，有3所著名學校可供選擇。其一是芝加哥大學（Chicago University），柯睿格（Edward A. Kracke, 1908-1976）先生在此任教，在經濟史領域則可就教於何炳棣（1917-2012）先生；第二所是賓州大學（Pennsylvania University），郝若貝（Robert Hartwell, 1932-1996）先生任職於該校；第三所是普林斯頓大學，宋史領域由劉子健（1919-1993）先生負責指導。對我而言，最理想的志願就是普林斯頓大學，因為能夠申請5年的獎學金，不需要擔任助教，可以專心讀書。再加上普林斯頓大學的地理位置，獲益於美國東北部的便利交通，讓我得以輕易前往各處重要的學術機構，例如耶魯（Yale University）、哈佛（Harvard University）、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尤其到哥倫比亞大學僅需1個小時的車程。我個人很喜歡哥大圖書館，東亞圖書館藏書相當豐富，當中又以收藏中國的家譜最為聞名。對從事中國家族史研究的學者而言，這些館藏資源簡直就是一座寶庫。我當時正著手進行家族研究，常常前往哥倫比亞大學運用這些資源。
對於歷史系研究生，乃至歷史學研究者，圖書館資源絕對是不可或缺的。我在杜克大學教書2年，且獲得終身職，卻毅然決然地離開了。朋友及學生都有一個疑問：這麼好的學校，我怎麼會想離開呢？其實我當時別無他想，主要是杜克大學的圖書館藏與運用資源難以滿足我的需求，當地最近的大型圖書館是美國國會圖書館（Library of Congress），仍相距300英哩之遠。所以後來我才選擇轉任布朗大學，一待就是17年，是我教學生涯中最長的一段時光。雖然布朗大學的東方圖書也不多，但是它和普林斯頓大學一樣擁有優越的地理位置，距離周邊的耶魯、哈佛大學不遠，訪查資料十分方便。這也是我之後喜歡在臺北作研究的原因，這裡除了館藏充足、調閱便利之外，交通很便捷，我能迅速往來於不同典藏機構之間，對研究者而言實在很有效率。
談起我早年研究時所經歷的挑戰，應該就是善本史料極難取得這一點吧！在1970-1980年代的美國，想看到宋代善本幾乎是不可能的，但在臺灣的中央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1]有機會看到。我記得第一次有幸在中央圖書館調閱的宋代善本是《寶慶四明志》，[2]當時我正準備出版第一本專書，有關史彌遠家族的研究成果，想要取用書中幾張圖，因此前往申請拍照。這真是非常難得的經驗，也是我第一次接觸到宋朝的版本。中央圖書館的書籍本來存放在北平圖書館，1950年代前後，國民政府將這批館藏送存美國國會圖書館，至1960年代運回臺北，由中央圖書館館藏。當時美國國會圖書館曾複製這批書籍，並製成microfilm（微縮膠卷），我第一次看《寶慶四明志》就是利用這批微捲，實在很累、很難讀。直到1978年臺北的中國地方志研究會編著並出版《宋元地方志叢書》，收錄咸豐年間刊本，我們才開始有實體書可以閱讀。在這之前，想看這些好的善本史料真的很困難，因為1970年代還有很多資料沒有開放，電腦也尚未普及，很多研究不易進行。
著書源流
透過上述基礎，我終於在1986年出版Court and Family in Sung China, 960-1279: Bureaucratic Success and Kinship Fortunes for the Shih of Ming-chou（中譯本《丞相世家：南宋四明史氏家族研究》）。後續也前往寧波走訪史氏的墓葬群，並拜訪史氏後人。
第二本專書Wind Against the Mountain: The Crisis of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Thirteenth-Century China（中譯本《山下有風：十三世紀中國的政治和文化危機》），在布朗大學寫成，談的是有關「忠義」的問題。我注意到南宋末年士人自殺殉國的現象，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忠」的觀念，我嘗試以不同角度來處理這個問題。除了士大夫，我也關注到當時的哲學家、文學家，例如陸游、楊萬里、辛棄疾等文人，都非常強調「忠誠」的價值，並與他們的愛國情懷連結在一起。我的第一本書是試圖建立一個大規模的架構，這本書則聚焦在「忠」的觀念上。也因為想要理解「忠」的概念，我開始接觸歐陽修的史學作品，閱讀的過程中，逐漸著迷於他的文筆和說故事的方式，因此我後來也著手翻譯歐陽修的《新五代史》（又名《五代史記》）。這是我轉而從事五代史研究的主要契機，日後陸續出版一系列五代史相關的專著。我本以為翻譯《新五代史》的篇幅大約就400頁，但實在有太多重要的部分不得不譯出，[3]以致篇幅大增。
我選擇李贊華（耶律倍，899-937）的〈射騎圖〉作為英譯本《新五代史》的封面，這是我非常喜歡的畫作。本書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當初出版社負責人認為這本書非常重要，安排相當優秀的編輯，花費近4個月的時間編校，讓原本1000多頁的初稿精練至700餘頁，才有今日所見的成果。這次經驗讓我體會到哥倫比亞大學對出版品的用心，因此在這次合作之後，彼此保持著很好的關係。哥大出版的學術專著價格實惠，這部700頁的著作平裝本售價僅不到50美元！我很清楚著作的定價對於作者固然重要，但若太過昂貴，自然沒有人願意購買，作者的嘔心瀝血之作只能束之高閣，新的知識也難以普及。因此哥大出版的書籍價格向來是最平實的，它們的經營者眼光放得比較長遠，也明白只有賣得便宜，整體的銷量才能提升，其他出版社或許就沒有這種遠見。
最近的兩部專書則以傳記形式展開。一本是《伶人．武士．獵手︰後唐莊宗李存勖傳》，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首先出版中譯本，香港大學2016年出版原文Fire and Ice: Li Cunxu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Later Tang。而早在2014年，港大已協助出版我的另一本專著From Warhorses to Ploughshares: The Later Tang Reign of Emperor Mingzong，中譯本即將於2018年底由北京中華書局出版，書名預定為《從草原到中原：後唐明宗李嗣源傳（926-933）》。我與專書譯者一向維持良好的互動關係，才得以順暢的交換工作想法，維持譯著品質。
對宋史學界的回顧與展望
早期宋史和其他邊疆民族的歷史是被分開討論的，如遼、金、蒙古等北方遊牧民族政權，會由該領域的專業學者，如傅海波（Herbert Franke, 1914-2011）、陳學霖（1938-2011）等人研究。但如此一來，宋史學者只會聚焦在宋朝本身，未能同時注意宋與其他民族的關係。不僅如此，以往的宋史學者也很少關注五代十國的問題，即使有所論及，也只是淺談而已。在1970-1980年代，研究五代的學者非常少。當初編纂劍橋中國史系列叢書時，五代史的部分是邀請英國伯明罕大學的史懷梅（Naomi Standen）撰寫。他曾經撰寫Unbounded Loyalty: Frontier Crossings in Liao China（中譯本《忠貞不貳？遼代的越境之舉》），由夏威夷大學出版，內容探討五代至宋朝對於邊界觀念的轉變。至於十國的歷史更是幾乎乏人問津，劍橋中國史叢書在十國的段落，請賓州大學的柯胡（Hugh R. Clark）負責。柯胡是韓明士（Robert Hymes）的學生，他的專業是南宋至元代的經濟史，以及福建、廣東的社會史研究，並非關注十國史的專家。但他是個非常認真的學者，就算不是自己擅長的領域也絲毫不馬虎，所以取得很好的成果。可惜的是，目前學界尚無專精於十國史研究的人才出現。
關於研究主題，大概從1990年代起，宋史學界出現幾個新興的熱門課題，例如「環境（environment）」、「性別（gender）」及「邊界觀念（boundary）」。這些也是目前世界各國、各專業領域所聚焦的重要議題。歷史研究的取向會隨著時代改變，研究者必須掌握時代的趨勢。就我目前的觀察，近年來開始盛行一股懷舊、復古的風潮，我覺得這很有趣。比如中國大陸對民國時期的追憶，我認識的幾位上海朋友在某些部分懷念民初的上海，甚至也很喜歡讀民國史。我想這就是一種懷舊的情懷。另外一個例子是在美國的英國人在1980-1990年代普遍反對保存君主制度，希望英國走向完全民主化。但現在英國人大多擁護皇室，不再堅持廢棄君主制。俄羅斯也是，在蘇聯時期，政府是多麼排斥宗教，現在卻重新回頭擁抱東正教信仰，甚至大規模重建古老的教堂，而且修復得美輪美奐。在這幾十年之間，世界各地的人們似乎都開始懷念過往，並試圖追溯昔日揚棄的傳統，這實在是個值得關注的現象。
我認為現在的歷史學者也要跟隨時代的發展，從自己對現實的關懷出發，自然就會發掘出很多新的問題與研究。雖然臺灣的宋史研究在1970-1980年代相當蓬勃，但現在的學生也不用擔心問題會不會都被前輩學者做完了，又或者無法突破前人研究的基礎，因為歷史研究本來就不斷隨著時代改變。以前牟復禮（Frederick W. Mote，1922-2005）老師跟我說，他認為《新五代史》是很奇怪的歷史，因為實在太主觀了，讓他很難接受。他之所以會這樣覺得，就是因為當時他們所認知的歷史應該是客觀的、科學的，但是到了1980-1990年代，學界普遍認為一切的歷史都是主觀的，沒有任何客觀可言。但這並不代表歷史研究沒有任何意義，因為即使所有歷史都有一些主觀，但是透過這些主觀，我們仍然可以拼湊出一個相對客觀的歷史面貌。因此，我自己教書的時候，很強調要注意不同的書寫觀點，這正是講求客觀歷史的前輩學者不曾深入著墨的部分。
師友雜憶
1976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屈萬里（1907-1979）先生訪問普林斯頓，我藉此機會與其結識。在他的推薦下，當時尚為博士生的我得於1977-1979年以訪問學人的身分至史語所學習。而後又得到蔣經國基金會資助再度來臺，因此比較熟悉臺灣的學者和資源，像是黃寬重、黃清連、毛漢光都是在當時相識。黃寬重、毛漢光先生和我一樣，都對家族史有興趣，時常一起討論研究上的各種問題，這些經驗讓我獲益良多。
我記得史語所每逢講論會，很多前輩學者就會開始指點後輩的報告中，什麼地方有錯字、句讀標錯、註釋有沒有問題等等，這表示這些長輩早已經將史料倒背如流，才能夠一下就將問題點出來。我想這是當時臺灣的歷史教育著重「背」科，要求學生背誦很多資料，當然這也帶給我們很大的壓力。但在這些長輩逝世以後，狀況有一點改變，因為年輕一輩不再那麼強調傳統中國的史學方法了。不少年輕學者到美國念書，學習不同的史學理論和方法，例如石守謙、陳葆真，他們是我在普林斯頓大學的同學。當時的普林斯頓大學是最輝煌的時代，匯集歷史學領域一流的學者，像是劉子健、牟復禮，以及專攻宋代藝術史的方聞（1930-2018）等等。我當時便是受業於劉子健先生，我也是劉先生門下唯一畢業於州立大學的學生，其餘皆來自常春藤聯盟。正因為上述幾位先生在此任教，才得以讓學校圖書館收藏大量中國中古至近世的歷史藏書。
說起劉先生，他在中日戰爭期間就讀於燕京大學，且在當時就已精通日文。而在戰後，當大部分中國人對日本仍然抱持憤慨和怨懟之情時，劉先生在1950-1960年代率先接觸日本漢學，並引介日本的二手研究，重新讓人們正視日本漢學的重要性。我想這在當時是相當有意義的，劉先生面對學術的態度自由而公正，並不會因為成見而摒棄任何刺激學術進步的機會。畢竟日本漢學已經累積深厚的成果，我們不可能視而不見。也因為有劉先生的努力，普林斯頓大學才有機會在1976年邀請京都大學梅原郁（1934-）教授來客座一年，同年他還邀請屈萬里所長赴美訪問。當時能接觸到這麼多享譽國際的學者，對我們研究生而言實在是莫大的福氣。
我認為劉先生最優秀的，就是他的論文書寫，可以從一個小地方著眼，進而發掘出大問題。比如說他曾經寫過一篇關於馬球運動的文章（〈南宋中葉馬球衰落和文化的變遷〉），[4]他觀察到唐代直到北宋，皇帝都很喜歡打馬球，但是該運動到了南宋時期卻逐漸衰微，藉此來探討男性文化的變化。劉先生相當擅長這類研究，這種由小觀大的能力，也是我最為欽佩他的地方。
另一位我所敬重的牟復禮先生，我曾選修他開設的課程，也時常向他請教各種學習或研究上的問題。他最後一部通史著作Imperial China: 900-1800，是在他大約75歲時開始撰寫的作品，其中觀點已十分成熟。我認為這是他一生中最偉大、最精彩的代表作。不過很可惜，至今這本書還沒有中譯本，可能因為這是一本大部頭的書，翻譯肯定曠日費時。但我認為不管多困難，還是應該翻譯出來。大部分的學者到了這個年齡就不敢再寫書，因為擔心品質會不如早期作品。但是牟先生相反，他在65歲時因罹患咽喉癌而退休，仍不影響其晚年著作的水平。牟先生早期的著作也不錯，但還是遠不及他的最後一本書。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91）先生也是如此，他生前最後一本著作China: a new history（中譯本《費正清論中國：中國新史》），書中的思想與論點最成熟且完善，對一個學者來說實屬難能可貴。1987年，我第一次與費正清先生碰面，他當時已經80多歲，思緒仍十分清晰，令我佩服不已。這些前輩學者不僅在學術研究上有所成就，待人處事更是謙和有禮，也很重視學生，願意提攜後進，我真的非常欣賞這些長輩，也努力效法他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