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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陈铁健:掩饰或者篡改历史,哪怕完全出自一片好心,也是错误的
来源:历史学研究微信公众号  作者:陈铁健  日期:2020-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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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铁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80年以来,著有《瞿秋白传》、《蒋介石:一个力行者的思想资源》《蒋介石与中国文化》(合著)、《绿竹水南集》、《<多余的话>导读》等书。1978至1996年,与李新师共同主编《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12卷本)


历史研究,包括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研究,似可归结为六个字:讲故事说道理;亦可精减到四个字:求实明理。

讲故事,求实,就要千方百计挖掘史料,“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找到的材料,须反复考订甄选,去伪存真,求其实在,然后写成有细节有情状有过程,真切准确的故事。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绝不掺入外加附会成分。

说道理,明理,就是持之有故,言之有理,依据确凿证据,说清源流因果、经验教训,逻辑严密,客观公允,使人读后有所启迪。不与时政挂钩,莫与时调混淆,尤戒涂抹流行色彩。

历史学的生命是真实,而非“为什么需要服务”。“文革”造神运动中,有人提倡“为革命研究历史,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被改称“革命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被改称“近代革命史研究所”,以为“为革命”就只能研究“革命的”历史,余皆不问。政治多变,理论也多变,“为什么而研究历史”有很大随意性、片面性和破坏性。黎澍先生说:

“历史科学的首要任务不是如一般所说揭示历史发展规律,而是揭示事实真相,清除意识形态对历史的歪曲,反对历史为现实政治需要服务给历史以新的歪曲。”“历史学曾经不止一次被要求为现实政治服务,然而每一次都只能做到了一条,就是歪曲历史,或因影射现实、指桑骂槐而歪曲,或因强使历史为现实辩护而歪曲。总之,都破坏了历史的真实性,以致不成其为科学。”

文化学术的振兴和繁荣,一赖于文化学术人员摒除一己私利,打消乞求上级庇护念头,具有胆识和气魄。否则,就不可能据实直书,以理力争,坚守真理,推进学术。二赖于当权者重视和保护文化学术活动,使不同学派的思想者的学术观点,一概受到尊重,兼容而并包之,其发展当不可限量。倘把学术上的不同观点随意指为不同政见,加以种种帽子,封锁声讨,甚或作行政处理,那只能摧残人才,破坏学术,没有别的好处。——这也是黎公反复说过的话,吾宗之而力行。

我于1955年入大学学史,1958年从事史学工作,以研究近现代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为职志。寻真解惑,质疑重估,不为尊者讳,不看他人脸色,力求秉笔直书,持平而论。60年间,学史6载,在职工作36年(内中“文革”中断10年,做编辑2年,集体编书20年,含兼作行政事务10多年),个人研究几乎全靠业余时间“恶补”。屈指算来,只做了两件事,一是瞿秋白研究,二是西路军研究,后者只开了一个头。在某些学人眼里,这不过是没有理论的“低端史学”,我安然受之,未觉其愧。“高端史学”何处寻?自惭孤陋寡闻,所见甚少。就中国现代史界同人而言,杨天石、耿云志、杨奎松、沈志华、罗志田、王奇生、雷颐、邓野诸先进的一些著作,我是由衷赞赏的。此外,后起之秀甚多。晚辈如我的学生黄道炫,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和抗日战争的研究,亦颇为学界看重。这不是我教的好,而是他学的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关键在于学者自己。

瞿秋白由书生、领袖、烈士到钦定“叛徒”,西路军全军覆没之责,被委过于人,蒙冤数十年,皆具悲剧色彩。历史何以如此颠倒不公?我亲身经历过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四清”与“文革”,目睹理想与手段、梦幻与现实、信仰与操守、阳谋与阴招、人性与兽性,种种诡谲怪异、难以理解的世相变态,不能不对之质疑、反诘、批判,并追根溯源,弄个明白。以今视昔,以古察今,深知历史难以隔断,往往承接有序,甚至一脉相承。

中国近现代史,越靠近后期,越模糊不清,大大小小的谜案,不知凡几?需要历史家付出巨大精力予以破解,厘清真假、善恶、美丑。切不可以丑为美,以恶为善,以假乱真,掩蔽了五光十色、千姿百态的历史真相。写你喜欢的,不写你不喜欢的,那不是历史。执意这样做的人,最好去当私人秘书,而不要跻身于史学界。

在下素来与理论隔膜,对数十年变化莫测的理论风云兴味索然,敬而远之。对某学科有人鼓吹“隐恶扬善、笔下留情”的八字潜规则,尤其不屑于领教。窃以为,史事重实证,倘无确证实据,再高妙的理论也无济于事。没有理论,历史照样可以留存。掩饰或者篡改历史,哪怕完全出自一片好心,也是错误的。倘若无实事求是之心,空喊“唯物史观”以眩人,祭起“虚无主义”以掩丑,均非学术之道。

辩证法的本质是质疑的批判的革命的,它不崇拜任何东西。唯物史观是忠实于历史真相的,它不容许任何虚假造伪。如果成心炮制伪史秽史,而妄谈育人、资政、“护国”,那就将适得其反,势必导致愚民、败政、祸国,成为历史的垃圾。

近代中国确实不止一次有人想用伪史秽史愚弄民众,把人们的思想管控起来,但绝无成功之例。妄人不知,历史的规律从来是每个人得到的都不是他想要的;企图左右历史的发展,往往是一厢情愿,一场空。黎澍说过这样的话,我牢记未忘,一向主张:

——历史家的第一品格是真诚,无所禁忌,而非附庸政治的奴婢。

——历史学的第一标准是真实,是史镜,而非“胜利者的宣传”。


节选自《治史唯真》(作者:陈铁健)微信来源:慢书房、高校人文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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