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是中国自然山水和人文历史完美结合的“人间天堂”。“天下西湖三十六，就中最好是杭州”，这固然是因为杭州的西湖天生丽质，但这自然的湖光山色尽管波光潋滟、层峦叠嶂，如果没有周围的楼台亭榭、没有喜欢舞文弄墨的古代文人雅士以诗文碑画所完成的人文建构、 没有民间的美好传说，西湖的自然之美，恐怕也不过是闲云野鹤，无人知晓。西湖美景，千百年来倾倒过无数文人墨客。“文以地生辉，地以文益秀”。在历代士大夫和文人学子创作的大量诗、词、曲、赋、文、联、剧、画中，西湖之美诗化了，升华了，凝聚为具有高度审美特性的典型的江南山水文化景观。

隋通江南运河，杭州初兴

今日杭州城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秦代。2000多年前，秦始皇统一六国，在现在杭州的群山中设置钱唐县，但是有明确文字记载却是在几百年后的隋朝。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废郡为州，下辖钱唐、余杭、富阳、盐官、於潜、武康六县。“杭州”之名第一次出现，州治在余杭，次年迁钱唐。开皇十一年（591），在凤凰山麓的柳浦依山筑城，“周三十六里九十步”，这是最早的杭州城。大业三年（607），改置为余杭郡。大业六年（610），杨素凿通江南运河，从现在的江苏镇江起，经苏州、嘉兴等地而达杭州的拱宸桥，全长400多公里。从 此，杭州到中原，有了直达的水路交通。杭州成为江南运河的起迄点，又是运河与钱塘江的交汇处，而作为州治的柳浦，又是南渡去会稽（今绍兴）的要津。这样，古代杭州就占据了一个极为便利和重要的地理位置，经济文化得到了迅速发展，进入了它的第一个繁荣期。《隋书•地理志》记述：“杭州等郡，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辏。”这时的余杭郡有户15380口。

唐代治理西湖，奠定了杭州繁荣的基础

大运河通航带来杭州城市的繁荣和人口的增长。唐代，置杭州郡，后改为余杭郡，治所在钱唐。武德四年（621）改“钱唐”为“钱塘”。唐太宗时杭州属江南道，天宝元年（742）复名余杭郡，属江南东道。乾元元年（758）又改为杭州，归浙江西道节度，州治在钱塘，辖钱塘、盐官、富阳、新城、余杭、临安、於潜、唐山八县。州城的范围也随之扩大，由原来的城南沿江一带（今江干一带）发展到今天的武林门一带。由于运河的沟通，杭州成为货物集散地，社会经济日趋繁荣，人口增加，唐贞观（627—649）中，已有15万余人；到开元年间（713—741）发展到58万人，此时的杭州与广州、扬州并列，为我国古代三大通商口岸之一。随着人口的增长，城市人口的饮水问题日趋严重。唐大历年间（766—779）杭州刺史李泌凿六井引西湖淡水供市民食用，同时，由于城市的繁荣，纺织、制瓷业兴起，使杭州 成为江南一带发展最快的一个城市。李泌凿井引西湖水，开始了西湖与人类的互动关联。李泌所凿六井并非从地下取水，而是引西湖水入城，所以六井其实不过是六处蓄水池，用瓦管或竹筒从西湖引水。这个引水工程不仅解决了城市饮水问题，而且使西湖的存在成为杭州城 人民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避免了它自然淤塞的命运。

长庆二年（822），白居易任杭州刺史。这时离李泌凿井已经过去四十多年，西湖淤积严重，蓄水量下降。白居易作为父母官，首先要解决人民的生计问题。他先是疏通六井，然后便整治西湖，在石函桥附近即今少年宫一带修筑湖堤，增加西湖的蓄水量。从此，西湖从一个天然湖泊演变成人工湖。这个时候的西湖，“周围三十里”（白居易《钱塘湖石记》）。

湖泊的沼泽化是一个日积月累、永不休止的过程，西湖也是如此。白居易疏浚西湖，开始了西湖历史上人与自然相互作用、西湖人文化的新时代。自此以后，历朝历代都有对西湖的疏浚治理，并且在保持西湖自然生态、维护西湖水系、有利于人民生产生活的基础上，按照中国传统的审美观为西湖增艳添色，使西湖人文色彩越来越浓厚。

唐以后五代十国的吴越国时期，杭州成为吴越国的都城。其时距离白居易浚湖将近百年，葑草淤泥使西湖面积缩小，湖底淤浅。吴越国王钱镠建立了一支一千人的“撩湖兵”，专门负责西湖疏浚工作，才有效地阻止了西湖的淤塞。在吴越国时代，西湖获得了较好的整治，杭州城市得到了较大的扩展。

北宋进一步治理，西湖景观格局基本成型

北宋时期疏浚西湖、畅通六井是施政的一项重要任务，有过多次大规模的工程。景德四年（1007），知州王济不仅疏浚了全湖，并且修建了西湖的闸堰设备。宋仁宗时代（1023—1063）的知州郑戬动用了上万民工，斥废湖中葑田，进行了大规模的疏浚；沈遘为了满足城市居民 与日俱增的用水需要，在六井之外，添设了一处供水量特大的新井，即后人所称的沈公井。元祐四年（1089）苏轼第二次来杭州任知州之职， 西湖水浅葑横，淤塞其半，面临严重的威胁。苏轼向朝廷上《乞开杭州西湖状》奏章，获准进行疏浚工程。苏轼主持的这次疏浚工程不仅规模空前，而且是西湖景观建设的肇始。他拆毁湖中私围的葑田，对全湖进行了挖深，把挖掘出来的大量葑泥在湖中偏西处筑成一条沟通南北的长堤（今日苏堤）。长堤之间由六桥相接，以便水流，堤边广植桃、柳、芙蓉，造就西湖“六桥烟柳”的美景。又在全湖最深处即今湖心亭一带建立石塔三座（今三潭印月），禁止在此范围内养殖菱藕，以防湖底淤浅。同时，他又修复当时已经逐渐淤塞的六井和沈公井，用瓦筒取代竹管，并盛以石槽，使底盖紧密，经久耐用，并且还利用多余的水量在仁和门外离井最远处新建二井，使西湖水流遍及全城。自此，西湖景观格局基本成型。

南宋作为都城，西湖成就了其繁华胜景

南宋(1127—1279)一百五十余年成就了杭州历史的辉煌。作为都城，杭州城市人口骤然增加，乾道年间（1165—1173）增加到五十余万人，南宋末期人口超过百万，成为当时全国第一大城市。城市的饮水供应完全依赖西湖，西湖成为百万人口的命脉所系。因而南宋一代，对西湖的整治，是不遗余力的。此外，作为都城，杭州有的是风流才子和附庸风雅的富贾商绅，紧邻都城的西湖山水景观自然成为他们最好的去处。吴越国建都的一百五十年中，这里已经有不少寺院、宝塔、经幢和石窟等佛教建筑。南宋一代，王室、官宦、富商竞相在西湖周边建筑宅院、园囿、亭台楼阁，湖山天然胜景之间骤然增加许多人工雕琢，其中不少规模宏大、构筑精巧。西湖被开辟成风景区，更有瓦子之类的娱乐场所在湖山各处营业，真个是“山外青山楼外楼”。整个西湖周边成为杭州城外一个巨大的“公共花园”。

明清进一步治理，西湖形成独特的景观

直到明朝中期，西湖又有了一次重大的改变。此时的西湖长期失修，葑田连片，所剩水域淤浅。明武宗正德三年（1508），杭州知府杨孟瑛经过五年的不懈努力，终于说动朝廷，开始了大规模的疏浚工程：拆毁葑田三千余亩，疏浚全湖，使西湖恢复唐宋时期的规模。这一次工程规模之大，挖出来的葑泥不仅将苏堤填高、拓宽，恢复昔日的“六桥烟柳”旧景，在“三潭印月”之外，又修建振鹭亭（即今湖心亭），与“三潭印月”交相映衬；而且还在苏堤之西另筑一堤，从栖霞岭起，绕丁家山直至南山，是为后人所称的“杨公堤”。

清朝有两次大的浚湖工程。雍正二年（1724），浙江总督李卫疏浚西湖，使湖水加深数尺，所挖大量葑泥筑建金沙堤。嘉庆五年（1800），巡抚阮元再次浚湖，所挖葑泥筑建成阮公墩，西湖湖中二洲增为三岛。自此，西湖水域“两堤三岛”（白堤、苏堤以及湖心岛、阮公墩、小瀛洲）景观格局定型。从西湖湖面看去，湖心岛、阮公墩、小瀛洲三个小岛各建有亭阁，白堤之上有断桥和锦带桥，苏堤之上更有跨虹桥、东浦桥、压堤桥、望山桥、锁澜桥和映波桥六座桥。这些亭阁与孤山上的建筑和苏堤六桥以及西湖周边的寺塔相呼应，把西湖山水装点成一幅完美无缺的风景画。西湖的山水与堤岛共同构成了疏密有致的景观格局。西湖景观中的系列题名景观“西湖十景”以及众多文化史迹等在上述格局框架之中错落分布，既相互关联又各具特色，共同构成了西湖文化景观山水优美、人文荟萃、内涵丰富的显著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