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的特性在于注重实证,注重反思。史学研究的根基在于史料;研究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史料与“问题意识”结合的成功与否。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史有定法”,历史解释要靠史料说话;史料的收集与辨析,是历史研究的出发点。经由“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对今天的认知有所贡献。

所谓“史料”,顾名思义是指历史上留下来的材料,其内容远较“史籍典册”范围宽泛。以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常用史料为例,既有编年体、纪传体、典志体、纪事本末体的史部文献,也有儒家经典、诸子百家学说及浩瀚的文集笔记;近代以来,诸如甲骨文、简牍帛书、出土文书、内阁及地方档案、谱牒契约等陆续发现的文字材料,地图、画卷、雕塑等图像材料,建筑遗迹、考古器物等物质材料及其组合方式,以及广博丰富的域外材料等等,更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新的解释范式出现,带来重写中国历史的机会。综合利用各类材料研究问题,跨越畛域,寻求前沿,已经成为时代学术的新潮流。

目前的大数据时代中,数据库的广泛应用降低了史料收集的难度,但同时也对人文学者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然不能仅靠材料的熟悉夺得先机,辨析与追问的能力高下自然凸显出来。数据库应该是助推研究深化的路径,要十分警惕急功近利氛围下“表浅化”的可能;不能满足于表层文本的提取和简易的攒凑式结论,透彻的研究脉络还要靠阅读体悟、材料辨析来摸索形成。

“历史”本身的历史性,使得史料必然带有特定的时代印痕与记述者的理解,并非纯粹客观;通过史料研读对于历史“真相”的追索与逼近,注定是一崎岖而无止境的过程。对于史料要予以充分尊重,也要对其中可能的“包装”抱持警惕。帝制时期的统治者对于修史的重视,带来了许多便利条件,促成了史学著述一定程度上的繁荣,也造成了政治权力在修史过程中的介入与渗透。唐宋时期史局、史馆、日历所、实录院等机构陆续出现,官修国史成为常态。著史讲求“书法”,政治道德观念寓于其中。中国史家有秉笔直书的优秀传统,也有强烈的“考信”意识,二者撑擎起中国史学的天地,达致恢弘高远的气象;而与此同时,也要看到特定历史阶段的“资治”观念乃至“本朝史观”对于著史者或隐或显的影响。

南宋时章如愚曾经说,“修撰史之目不一,而其凡有二:曰纪载之史,曰纂修之史”*。大体上,记载之史重在记录史事;而纂修之史则经过取舍编辑、增删润色。纂修之史凝聚着史家的心血,体现着“史学”演进的历程;但就其形成过程着眼,则不难注意到,特定文本关联着特定的历史情境,有可能掩映着渲染涂抹的曲折历程。即便起居注、日历之类“记载之史”,亦非纯粹的史实记录。史事被记载,被编纂,被润饰,构成了我们今天所见的“历史”,而承载这一“历史”的文本,显然是层累叠加而成。

寄托着8世纪初期政治家和史学家政治理想的《贞观政要》,反映出在经历了武则天半个世纪非常手段的统治之后,士大夫们期待恢复唐太宗时期政治秩序的强烈愿望*;而四库馆臣即曾指出,“书中所记太宗事迹,以《唐书》《通鉴》参考,亦颇见抵牾”*。宋代的《宝训》《圣政》,是在《贞观政要》直接影响下产生,内容重在阐发本朝祖宗的嘉言懿行,无论官修或私纂,都不是纯粹学术事件,而是寓意深远的政治文化行为。其中许多说法,包括被后世反复褒崇的说法,例如宋太祖时“宰相需用读书人”*等等,事实上都经不起史实的验证。宋人心目中认为,“史者,国家之典法”*。在“为万世法”这样一种正义而神圣的框架之下,士大夫们不惜化解本朝丰富的历史内涵,根据自己的理念,有所拣选,有所消磨,有所凸显,塑造出可供借鉴的“祖宗”形象。这并非简单的溢美逢迎,而是体现着当时士大夫的“集体政治智慧”,但这种做法无疑是以部分掩去历史真实为其代价的。更值得注意的是,自“仲尼作《春秋》,乃讳国恶”*,历代由于“事有讳避”,可能导致有些“事关大体者,皆没而不书”*;事涉敏感,则“紧切处不敢上史”*。朝廷政策的摇摆,也会导致实录、国史的反复删修。

观察史料尤其是“纂修之史”与特定时期“本朝史观”的关联,重点不在于辨识某一材料的真伪,更不是要把当年的学术问题政治化,而是试图厘清历史记载形成的过程及其背后的因由。今人研究历史,离不开当时的史料,也不能脱离时人对于当代史事的诠释。但本朝人记当时事,有其鲜活准确的一面,也有因敏感而曲饰的可能。作为研究的出发点,需要把包裹于史事外层的“说法”与史实本身剥离开来。

历史资料的意义,不仅在于学术。当朝乃至前代史料所承载的“故事”,在重视持经守常的传统时代,通常受到强烈的关注。史料中记录着史事的见证,包含着处事的先例,是重要的政治文化资源,经常被引为成文法典的补充。档案作为历史资料,也往往被用作政治交涉中的“利器”。北宋熙宁八年(1075),宋辽双方发生边境划界冲突,沈括被神宗派为宋方使者,“括寻于枢密院阅案牍,得契丹顷岁始议地畔书”*,以此作为“文字照证”*,夺得了与契丹交涉中的话语权。我们在宋代记载官员“功过事件”的印纸中*,也清楚看到人事选任制度对于既往材料的关注。

史料的解读,是要正确理解材料中表述的内容。在泛观博览的基础上,要细读“挤榨”材料内容,将不同的材料充分组合质证、分殊辨析,力争凿实。就这一层面而言,或许可以说,是“史有定法”。通向历史解释的基本路径,即“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会导向更为开阔的研究空间。历史解释重在比较说明,要从历史的联系和发展变化中考察研究对象,从逻辑上对其“所以然之故”“所当然之则”予以阐说。历史解释的不同,往往根源于史料收集程度与辨析深度的差异,也取决于研究者的视野眼光、学术思维习惯和整体人文素养。不同的议题可能需要不同的研究方法,所依靠的材料类型也会有所不同,或许可以谓之为“史无定法”。

如习近平同志所说,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史料的收集辨析是历史研究的出发点。在学科体系重组、知识结构更新的时代,希望在历史解释方面求得实质性的学术突破,而不是满足于用语、词汇的变幻出新,必须实实在在从材料的搜讨与解读开始。

本文选自《长路：邓小南学术文化随笔》（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原载《人民日报》学术版2016年5月16日，发表时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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