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景贤，字嘉佑，祖籍安徽合肥，1951年出生于台北市。自高中时代起，即师事国学大师、名史学家钱穆，前后逾二十载。1982年毕业于台湾大学中国文研究所博士班，获国家文学博士学位。自同年起，任教于高雄中山大学中国文学系迄今；并曾担任该系教授兼主任。自2013年起，获聘为该校特聘教授。美国耶鲁大学东亚语文系、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学者。研究领域包括学术史、思想史、美学、文学批评与中西思想比较。

我是一九五一年出生的。认识钱先生的时候，我还在念高中。因为我对文史有兴趣，而那时，刚开始读钱先生的书。我父亲的一位朋友，他曾是钱先生在苏州中学任教时的学生。我父亲与他谈起我。这位朋友说：如果想见钱先生，他可以引荐。于是因为这个机缘，我结识了钱先生。这年我高二。这段从学的过程，直到钱先生辞世为止，中间经历了二十二年。

钱先生身材不高，但看起来，却有一种俨然的气象。而且打从我第一次见到钱先生，之后二十多年，钱先生并没怎么变。拿中国人的话来说，钱先生是精、气、神具足。钱先生除了最后几个月，开始有了一些状况，身体始终保持得很好。而且钱先生毕生著作，基本上未曾间断，直到他的晚年。虽然八十岁以后，钱先生因眼睛黄斑部病变，目不能见细字。但是钱先生记忆力惊人，写作的时候，藉助他人复查资料，读给他听，对于研究工作，并无影响。而且落笔成文，不烦再改。

我在《从学宾四师二十二年之回忆》一文中曾提到，我第一次见到钱先生，听他演讲，是在台北的中山堂。当天的讲题，是《文化与生活》。钱先生举手投足，那股精神，让人感动。当你看到钱先生，听他的声音，你就会被他吸引。他说话时，沉稳有力，中气十足，字字句句，发自肺腑。而他所说的，都是他心中所信的。这个信仰，是支撑他生命的力量。钱先生其实有长年的胃病。可是钱先生的精神极好，到了九十多岁，都还能每天写稿不辍。对于他来说，读书、著作，是他个人生命的实践与完成。那个年代，学界像钱先生这样的人，不在少数。这种生命的信仰，让他们觉得：如此般的存在，即是一种价值。

钱穆（1895—1990）

我所曾有的这段经历，对我来说，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但这是一段他人无法复制的过程。我们受教育，我们一定有我们的老师，或许我们老师的老师，也都还在同一所学校任教。但从大时段来说，基本上大家都是处在同一个时代的氛围里。可是我从学钱先生，这段交往，却像是让我跨越到另一个时空中去。

钱先生年轻时，中国正处于剧烈的转变中。中国是一个大文明。中国在自己的文明里，自给自足。然而当中国开始遭遇到西方近代文明的挑战的时候，中国社会受到了很大的冲击。那个时代的人，如何去面对这一问题？先是列强交侵，后来是抗战，国家与民族，都陷入了严峻的生存危机。所有的人都在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刺激。我大学时代，披阅英国哲学家罗素的回忆访谈，中间论及他初到中国时的深刻印象。他说：以一个英国人来看中国的现况，是很可悲的；可是中国当时的年轻人，却处处洋溢着一股乐观的热情。这对于他们身处一战后欧洲所弥漫的悲观气氛中的知识分子来说，实在太令他们觉得讶异了。我虽出生在二战后，却有幸能长时间接触到像钱先生这样一位民国初年的学者。这是何等特殊的经验!那个时代的人都过去了，可是他们的世代，对于中国近现代的转变与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他们所做的事，不一定都成功。他们的理念，或许有一些我们也不赞成。可是他们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典型”，一种从中国传统的文化土壤中，酝酿出来的精神。

其实在那一辈的人中间，许多人的主张非常激烈：要新文化运动，要打倒孔家店。可是从今天往回看，他们自身，其实比较像传统的中国人，而非西方人。而且那个时代的人，谈中西文化问题，相对了解的，其实是中国。对于西方，以我们今天的标准来看，他们所认识的，是不够透彻的。胡适留学美国，先后也就是七年。钱先生中年以前并没有到过西方。钱先生后来担任香港新亚书院院长期间，由于美国耶鲁大学决定颁授荣誉博士学位给他，才顺道去了欧洲。这是钱先生第一次亲眼见到西方社会。所以当时很多人，所谓以“世界”的眼光谈论中西文化问题，其实对于经验以外的事务，常是不脱一种想象，一种主观的诠释。然而在那个时代，他们到底是依据什么样的知识背景与观点，去认识这些问题，形构他们的诠释的？这一点，对于分析当时的中国，以及当时仍留存于中国社会的传统文化底蕴，却是十分的重要。

其实整个那个时代著名的知识分子，都是中国旧社会培养出来的人物。我们今天进步了，我们对于世界的了解增加了，我们有了自信。可是我们比较疏远的，反而是原来的那个中国。因为你现在所能想象的，都只是透过文字的叙述而来。我出生在台湾，我父亲是安徽合肥人，长于北方，我的母亲是台湾宜兰人。我所受的教育，虽有不少属于中国历史文化方面的知识，但基本上，我是一个在新世代中成长的人。所以我跟随钱先生这么长的时间，让我能够亲炙中国旧社会所培养出来的卓越的个人、卓越的知识分子，这对于往后我读中国古人的书，帮助是非常大的。因为如果我们不能真正进入前人的精神世界，无法感受到他们的生命情感，而只是从逻辑上、从概念上去解析、去归纳，我们的认识是不够亲切的。因为人一时的语言，是不能完全表达出他内心的情感，以及意识的整体的。跟随钱先生如此之久，在这一点上，它对我的影响，直至今日。

从学术史的观点来说，有些人会认为：这是“钱门”。就情感来讲，当然是“钱门”。余英时先生每一次获得学术界的殊荣时，都会强调钱先生是他的老师。但是，余英时先生对于中国历史的看法，与钱先生的观点，其实差别是很大的。我自己读书，做学问，谈问题，也并不都是依着钱先生的路径发展。可是在情感上，这是师恩。“钱门”是从教育方面说，有意义。在学术上，其实并无所谓“钱门”这件事。它并不是成立一个学派，坚持一套既定的说法，亦不是固守一种主张。钱先生的重要，是开出当代思潮主脉之外，另一种风气。我觉得这一点，对于学界而言，启示是深远的。

讨论西南联大时期的中国学术，需要关联到民国初年，开始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新式大学的年代。北平在全面抗战以前，局面固然紧张，但以小范围来说，还是比较安定的。所以当时的学者，还能从容地去谈问题。也就是，以时代而言，问题虽急迫，但生活层面，其实并没有太被打搅。而且中国开始有了新式大学，知识分子是很受尊重的。钱先生回忆他刚到北平的时候，他们的薪水大约是一百大洋、一百五十大洋。像汤用彤先生这样较资深的教授，则有四百大洋。我从前到图书馆查书，见到馆中藏有当年出版的线装的《四部丛刊》，标价国币六百元。据说当时三块大洋的月薪，足以替家中雇用一名长工。这与后来的西南联大，环境可说完全不同。

那时候，北方兴起的新学风、新思想，各式各样的新事物，就时代而言，是非常宝贵的。钱先生自从到了燕京大学，后转北京大学，前后约七、八年。抗战前的这七、八年，对学界而言，是非常重要的。钱先生的《国史大纲》，它的刊行，虽已在全面抗战之后，可是全书整体的构思，则是在北大。当时，就读清华大学的杨联升先生，即曾前来旁听钱先生的课，前后七年。杨联升先生还保留有当年钱先生课上所发的一些讲义。后来余英时先生到美国哈佛大学留学，杨联升先生向余先生说：我们都曾从学过宾四先生，这部讲义是我当年留下来的一个纪念品。杨联升先生于是将它赠予了余先生。后来这部讲义，也在台湾由某书局出版。

钱先生任教燕大、北大的七、八年中，当时最大的问题，固然来自现实，却同时是一个历史的诠释问题。也就是：如何为中国史，寻找出一“世界史”的定位？可是这一问题，并不是短时间能够条理清楚的。如果说中国与西方曾有很长的交往历史，而且不是局部的，是全面的。则这项问题，或许会在某一时刻，藉由某些特殊议题的引发，完成它所期待的诠释结果。可是当时在急迫之间，只能靠讨论的人，凭空去建构。在那个时候，其实是没有条件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可是现实上需要。因为如果不知道中国今日在世界所处的位置，不知道中国所面对的现代化问题的根本性质，中国作为如此大一个国家，精神的力量就会溃散。所以在这个时候，若能用一种整体的概念，对中国历史做一番诠释，即使无法给予它正确的定位，对于时代需求而言，仍是非常重要的。

1938年，北大历史系毕业生合影

前排左起郑天挺、姚从吾、钱穆

有些人认为钱先生是一位“民族主义”的史学家，这项批评并不正确。“民族主义史学”的意思是：你所从事的史学工作是不够客观的，因为你有一种民族主义式的民族情感。其实具有基本的民族认同，或民族情感，并不必然即是提倡或遵循一种民族主义；也不必然会扭曲人的历史判断，或形塑单一形态的史观。我们人可以对于自己的文化产生认同，或对于自己的国家、民族产生热爱。但不能看到人有这一面，就轻易地运用意识形态式的词语，将他人复杂的学术思惟予以简单概括。这些属于不同层面的事，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钱先生《国史大纲》出版的时候，他书前有几段话，最为人所熟知。而且我相信这几段话，对于西南联大时代的师生，影响是很大的。它的大意是说：但凡我们自认知识在水平线以上，对于本国已往的历史，应略有所知。而此项认知，尤贵附随一种对于本国已往历史的温情与敬意。盖若没有了温情，没有了敬意，我们便无法正确地理解自己的文化与历史，便易流入一种虚无主义，或过度的文化自谴；国家因而也不易再有向前发展的希望。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40

其实关于建构“理解”，需要诚挚的敬意，西方也有类似的说法。亦即：我们对于如何掌握异于自己的观点，希望从他人的话中获益，取决于我们向他人请教的态度。如果缺乏敬意，我们便无法真正进入他人的语境之中。我们其实无须担心，因对他人怀有敬意，便会被他的思想牵引而去，丧失了自我。因为最终的理解与判断，还是会回到自己智慧的抉择。如果你受到一个人议论的影响，陷入“一家之言”无法出脱，这并不是你愿诚心地倾听他，这种态度障蔽了你。其实是因为自己在过程中，缺乏足够的思辨能力；或这项能力，在你来说，仍有待磨练。

钱先生撰写《国史大纲》，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与其他谈历史的人不同。即是他对于所谓“历史”，到底本质为何？具有特殊的理解。当时史学界所倡议的，是寻求一种“客观”的历史。亦即：中国人必须离开自己的立场，从“世界史”的角度，回头来审视自己的历史。这是一项需求，可是我们不一定能做得到。钱先生的看法则是：历史要看是哪一个民族的历史。有的历史，是存在着历史发展的主体，自身具有一种丰厚的主体性的。但不是所有的民族的历史，都能够在过程中，建构如此般具有“持续特质”的历史主体。而正因为中国发展具有自身的主体性，所以中国的历史，始终遵循着一种中国的模式。

依钱先生看来，“历史意识”，其实是关联到我们人的“存在意识”的。因为历史是靠人去诠释的。你去观看别人的历史，与你反省自己的历史，本质上就存在着差异。对于研究历史的人来说，我们必须要懂得分辨这种差异。今天日本学界、韩国学界，甚至欧美学界，常有人想颠覆中国人的历史观念。他们认为中国人的历史，是中国人想象的历史，我们应该重新将它放置到一个“东亚史”的观念内，加以诠释。依此观点，任何“诠释中国”的旧说法，都是可以被挑战的。这项属于新、旧“观点”上的差异，不是对或错的问题，而是无论何种取径，我们都要质问：最终诠释出来的结果，到底揭示了多少“真实”。然而这就会引生出另一问题：什么是历史的真实？

对于钱先生来说，“历史”是靠人诠释的。涉及自身文明的历史，自己的诠释，才有真正的重要性。因为它会影响你的现在，影响你的未来。日本学界、韩国学界、欧美学界，怎么看待中国某一时期的历史？他们可以有他们的历史诠释角度。可是对于中国人来说，“应如何诠释”，这中间牵涉到“中国文明的延续性”问题。钱先生的“历史意识”，是与他的“存在意识”相结合的。这一点非常特别。而这一点，其实是源自中国的传统史学。梁启超在当时提倡“新史学”，为中国的史学开拓了很多方面。可是“新史学”相对于“旧史学”而言，不是替代性的。因为日后中国史学的发展，也并非如梁启超最初预想的那样。相较于钱先生，梁启超谈了更多的问题，但他并没有掌握“中国所以为中国”的根本原因。因为梁启超年轻时参加变法，当时中国亟需做出大幅度的改变，所以他注意到中国历史的阶段性。可是中国历史的“延续性”是靠什么维系呢？我想钱先生心目中的所谓“通史”，最重要的，就是回答这一问题。

钱先生的《国史大纲》在抗战时期，影响了很多人。可是这本书，依我的看法，并不是专为了抗战而作。它所处理的，是关于中国如何面对现代化挑战的问题。这即是“历史意识”与“存在意识”的一种结合。当时的现实问题，主要的是国家与民族的生存问题。第一个挑战，就是中国是否能继续维持是一个大国？如果中国分裂了，如果这个文化的凝聚力溃散了，虽然文化并不会消失，可是这个文化里的因素，便会被别的文化吸收，只成为别的文化中的一个成分，不再具有自身的主体。如果中国没有找出适合自己的方式，延续着某种文明的特质，曾经存在的有关中国历史的诠释，便会逐渐被改变。历史，客观的是“历史事实”的部分；可是历史的诠释，永远与“诠释者”的需求是相关联的。依此而论，钱先生的《国史大纲》，是为中国人的需求而写；他不是为了中国以外的历史学家，怎么去客观地看待中国历史而作。当然，从这点上来说，钱先生的史学，是无法涵盖整个中国近代史学的。可是他的历史观点，却是中国近代史学中，重要而不应被忽略的一部分。

照钱先生的说法，中国以往的历史，经历过非常多的挑战，非常多的转变，可是在其间，有一个极重要的关键因素，形塑中国文明的延续性。这个关键因素，便是读书人所秉持的传统的人文精神。钱先生自己的理念、信仰，正是在这种环境里孕育出来的。所以循此而言，若有人认为钱先生的历史观，事实上是增添了一种个人的历史想象，则可以这样回答：只要钱先生的研究，确实呈现了中国历来知识分子，某种“文化理念”与“历史意识”的结合，显示了这种“看待历史的观点”在中国历史上所曾经发挥的作用，则讨论中国现代史学的人，便也无法取消这种历史诠释的重要性。哪一种历史诠释，没有涉及“历史想象”的成分呢？历史中片断事实的知识，从来不能提供我们对于历史完整的诠释。

从另一层说，钱先生心目中所意指的“历史知识”，与当时人所谈论的历史知识，并不完全相同。当时人论历史知识，旨在寻求一种历史的客观性。­­可是钱先生所指言的“历史知识”不是。他的意思是：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有他们需要的历史知识。钱先生并不认为“绝对客观的、完整的历史知识”是可能获得的。对于处在发展当下的文化来说，人们总是需要一种即时的历史知识。这是面对自己“生存时代”的需求。人们需要这种知识的指引。

钱先生对于历史的解释，涉及他对于中国人的理念、中国人的信仰，乃至中国知识分子的活动等等，与“中国历史变化”的关联性的认知。他的这番提示，对于历史研究来说，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关于“学术史”与“思想史”方面的解释。它的困难点在于：作为“诠释者”，我们必须进入“被诠释者”真实的语境，从他的角度理解他所思考的问题，认识他的时代感受与价值观；而不只是从他论述的语言逻辑，来看他所处理的普遍议题。并不只是如此。

抗战时期的历史教育，与抗战前在北方形成的新学风，最大的差异，是条件上的差异。当时整个国家已经到了危急存亡的最后时刻，没有安适的环境，延续早些年在北方所进行，类如《古史辩》中所争论的种种议题。整个年轻世代，大家所关怀的，只有一个问题：中国到底有没有希望？若中国有希望，为什么中国有希望？我们需要一个解释，一个答案。

从整体当时的局面来看，从世界的地图来看，中国眼看着就可能长期分裂，甚至面临亡国的危险。所以在这种状况下，这时的年轻学生，已与当年在北方的年轻学生，有了不仅是“年龄”上的差距。当年在北方的学生，有着很高的志向，他们要建构一个伟大的新中国。可是到了抗战时期，人们最大的问题，仍然是：这个国家到底能不能够继续下去？如果国家亡了，民族最后也被征服了，中国不沦为波兰，则为印度。这是从康有为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焦虑，可是这个焦虑，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是最严重的。

早年我曾经遇到一位朋友的长辈。他原是云南大学的学生，后来从军，在抗战期间加入了空军。他说他们同辈，在当时，就是读了《国史大纲》，受到这部书的激励。钱先生在《国史大纲》中告诉大家：中国是不会亡的。不会亡的原因，是中国有一股文明的力量，这股力量来自一种价值的信仰。这种价值的信仰，如果唤醒了你、鼓动了你，你就相信这股力量是真实的。当然，从另一种可能说，如果我们对这种说法，起不了回应，便会觉得这只是一种历史想象，这种历史想象，在现实中是不会真正产生作用的。不过，至少到了全面抗战的那一刻，大家所关注的，已经不是历史的局部问题；许多“新史学”中引人入胜，可以继续深入的问题，到了此时，虽仍有它的研究意义，但对整个社会来说，反而不是大家关怀的重点了。

清末以来，关于中国历史，有一个最流行的讲法，便是谭嗣同所说：中国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一个秦始皇，一个荀子，一个是大盗，一个是乡愿。大盗利用乡愿，乡愿附和大盗。这一流行的说法，基本上直到我们今天，仍是诠释中国历史的最大主轴；只是用语不同，精、粗有别而已。后来这个说法，再加上了主张中国二千年之社会，皆是“封建社会”，于是形成了一套最具势力的说法。但如果不是呢？你便须告诉我，中国政治是什么政治？中国社会是什么社会？中国知识分子是什么样的知识分子？而这就是钱先生在《国史大纲》的《引论》中所要细辨的。

从钱先生《引论》中所展现，我们可以知道：在全面抗战前，整个中国学界，建构中国史诠释的时候，他们所关怀的核心问题，是中国两千年来的政治，特质为何？中国两千年来的社会，特质为何？中国两千年来的学术思想，特质为何？中国两千年来的知识分子，特质为何？中国两千年的经济形态，特质为何？可是到了抗战期间，这些问题简约化了，集中在：中国能不能生存下去？于是在这个时候，钱先生的书，就比其他人的说法，更见出力量。

整体而论，这部书在那个年代见出的力量，是与时代的需求相关的。但并不是说，这部书的价值，绝对是远胜其他人的著作。这不是公平的话。在《国史大纲》里，都是提纲式的写法。因为这部著作，本是钱先生上课时用的讲义，他自己写下来的重点，再陆续增订。所以当我们仔细去读的时候，可以知道其中许多问题，背后是有着钱先生深厚的研究基础的；而且许多是与中国的旧史学相关。我在《钱宾四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一书中，诠释钱先生学术的时候，讲到《国史大纲》，我举出十二个例子。这十二个例子，钱先生的说法，都融合了古人研究的成果。可是在这部书中，它只列出一个提纲，一个结论。对于抗战时期的读者来说，他们要的，正是这种简明的结论。大家已无暇将时间投注在某一个细部的问题上。大家渴望有一个答案，一个现在我能够相信的答案。所以《国史大纲》在那个时候，它的体例符合了时代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