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主要是讨论杭州政区问题。而“杭州”这个概念本身出现得很迟，使得讨论之前的“杭州政区问题”显得没有着落。所以我们只能从地理的角度看后来的杭州这块区域。

当然，“杭州前史”这一阶段中，这一区域内也已经存在着各种行政区划，如会稽郡、吴郡、吴兴郡等，这些行政区划的范围当 然都和“杭州”地理范围并不能吻合，都是超出或大于“杭州”的。实际上，我们正是需要从一个更大的视野来观察“杭州”，因为这个大范围，正是杭州孕育和诞生的舞台。

由越而吴

我们需要从一个大的空间地理角度来观察杭州，这个地理大背景中最早的有明确文字记载的人类活动，当是在春秋时代的吴国和越国，后来的杭州地区正是在吴国和越国的范围之内。

吴越地区，如果就囊括春秋时期的吴、越国境范围来说的话，那就相当广大了：南至浙江南部，北与淮夷相邻，东到东海，西则与楚国接境，大约涉及今山东南部、江苏、浙江、上海，以及安徽、江西东部等地区。但如果就吴越地区的核心区域而言，范围并不是很大：北边主要是以今苏州为中心的太湖流域，南边则是以今绍兴为中心的宁绍平原。后来，以今苏州为治所的地区称吴郡，而以今绍兴中心的行政区称会稽郡。所以，后来人们也常常用“吴会”一词来指称太湖流域直到宁绍平原这一区域。人们习用这一称呼，也可以说明吴会地区应该是一个有内部统一性的区域存在。实际上，直到宋代的时候，还出现了名为《吴会须知》这样的地方志。这一地方志所针对的范围不能确知，推测当是以宋代两浙路为范围的一个通志性方志。相对而言，范围广大的吴越的概念，主要是在国家统治所及的政治区域，内在未必存在着自然的统一性。总之，我们打算在写六朝之前，更多的是用“吴会”而不是用“吴越”这个概念，来指代从太湖流域到宁绍平原这一地理范围。

春秋时代：杭州的边缘地位

春秋时代，以吴会这一地区做为舞台，上演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历史大剧——吴越争霸。在这场大戏中，杭州地区基本上没有出现过什么。记载这段吴、越两国历史内容最丰富的《越绝书》和《吴越春秋》中，几乎都没有出现涉及杭州地区的地名。这大概可以说明，杭州地区在当时尚不属于重要地区。究其原因，大概是因为杭州地区此时只是处在一个边缘位置。

从归属上看，吴王夫差大败越王句践之前，杭州地区属于越国领土。《越绝书》卷八《［越］地传》记载说“语儿乡，故越界，名曰就李”，就李即槜李，就在今天嘉兴濮院。可知当时吴越分界就在此。所以，整个杭州地区自然属于越国。

关于杭州在春秋时代，是属于吴国，还是属于越国，历史上讨论过很多。因此在《咸淳临安志》卷十六《疆域一》有一篇考证《吴越考》，就是专门辨析这个问题的。李慈铭曾在自己的读书笔记中大力赞扬这个考证，《祥琴室日记》“同治八年三月二十二日”（《越缦堂日记》二函）说：“《吴越考》一篇，言杭州于春秋时属越不属吴，辨析尤精。”陈桥驿的《绍兴地方文献考录》的《地名类》中，也特别将《吴越考》单独作为一篇重要文献，予以著录和评价。虽然文字稍长，但也抄录如下：

杭地本属吴？属越？诸家为说不同。以为属吴者：晏元献公《类要》、皇朝《郡县志》及《乾道旧志》皆然，而不著其说。惟《淳祐志》引《吴越春秋》所载越王句践入臣于吴，群臣送至浙江，临水祖道；又载吴王夫差为越所败，而走止秦余杭山；又《史记》：楚威王伐越，尽取吴地，至浙江。遂谓吴越必以浙江为分界。以为属越者：杜佑《通典》、欧阳《舆地广记》皆云春秋时属越，越败，属吴。东阳王象之本其说，谓钱塘旧为越有，夫差败越，地始入吴。虽皆知为越地，而未知分界所在。惟《太平寰宇记》引《吴地记》云：越国西北界至御儿（即槜李，今嘉兴府崇德县有御儿乡，有水，名“语水”。“语”与“御”通）。则是吴越以御儿为分界。二说各有所据。今精考之，当以后说为是。《春秋》鲁定公十四年五月，於越败吴于槜李。杜预注云：嘉兴县南槜李城。又《史记•世家》：阖闾十九年伐越，句践迎击之槜李。贾逵注云：槜李，越地。据此，则槜李以南皆为越境，杭在其中矣。此杭为越地一也。《吴越春秋》：句践既臣于吴，夫差赐之书，增其封，东至句甬，西至槜李，南至姑末，北至平原（《越绝书》作武原，云今海盐）。纵横八百余里。且谓：越本兴国千里，吾虽封之，未尽其国。 则是所封之地，皆越故疆。又《越绝书•越地记》云：语儿乡，故越界。本名就李（即槜李），吴疆越地以为战地，至柴辟亭。《吴地记》云：柴辟亭到语儿就李，吴侵以为战地。则吴越疆界，尤极明白。此杭为越地二也。若《淳祐志》所引三说，皆有可辩论者：其一谓越群臣祖句践于浙江，则是吴越以浙江为界。殊不知是时句践方保栖会稽之山，浙江以西皆为吴有，宜其祖道止于江滨，况又未尝曰送之境上耶；其一谓夫差走余杭山，则余杭在吴之境内。殊不知吴自有秦余杭山。《姑苏志》云：阳山又名秦余杭山，在长洲西北三十里。夫差栖于此死，因葬焉。至今号夫差墓。又《越绝书•吴地传》云：秦余杭山，去毗陵县五十里，有湖，水近太湖。今余杭去长洲、太湖甚远。岂可以名之偶同强合为一？且越在东南，吴在西北， 吴王不西北走苏常，而反东南走余杭，必无此理！其一谓楚伐越，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则浙江之西乃吴地。殊不知此句自是两义。所谓“故吴地”者，言越故取于吴者也。“至浙江”者，言并越元有之地而尽取之也。岂可概以为故吴地乎？《皇极经世》以其辞不别白，故于“楚灭越尽取其地”之下书曰：东开地至浙江，则是浙西以西本非本境，乃楚因越地而开者也。合是三说，则前志之误可以涣然无疑矣。

《吴越考》的考证精确，可以无疑。其实，《吴越春秋》一书，史料价值是很低的，更类似于历史小说，演义成分太多。本来就不足为据。相对而言，《越绝书》的史料价值是很高的。虽然还是需要警惕使用，但基本还是可靠的。

还可以再提供几个比较可靠的证据：如《国语•越语》还载说:“南至于句无（今诸暨），北至于御儿（今嘉兴），东至于鄞（今宁波），西至于姑蔑（今龙游）。”《尔雅》也记:“具区在吴越之间。”具区是太湖的别名。显然，吴、越是以太湖为界的。太湖以南的杭州地区自然应该属于越国。

杭州属吴还是属越的问题已经清楚了。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争议呢？除了史料的一定误导之外，可能还在于，后代的人们自然地将钱塘江这条大河视为吴越之疆界。一般来说，大江大河在古代往往成为交通障碍，也自然成为不同行政区划的分界线。实际上，后汉时，将会稽郡一分为二，就是以钱塘江为界，以北为吴郡，以南为会稽郡（其实西汉前期已经出现吴、会分治）。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会稽郡地域广大，要跨越钱塘江来管理，很麻烦。“犬牙交错”自然不如“山川形便”。

确实，杭州不属于吴而属于越，是有些奇怪。要究其原因，我们可以在此做一点简单的推测：

一是吴、越两国的发展战略方向的问题。吴国和越国的首要发展方向，都是往北。那么，对于吴国来说，南部地区的扩展就不是战略方向。而对于越国来说，往北发展则是重点发展战略方向。那么，吴、越两国会在今嘉兴一带的柴辟亭、槜李等地接境，也就比较能理解了。

二是和交通有密切关系。吴越分界之所以会在这里，大概是因为此地为吴越间必经之路。当时从越到吴，最常见的方式可能是，乘船过钱塘江后，直达今嘉兴地界上岸，而并不是在杭州地区过江登陆。《越绝书》卷二《吴地传》有一段文字：“吴古故（道）从由拳辟塞，度会夷，奏山阴。”由拳，是今嘉兴县；山阴，则是会稽。这条路线，就是从今天的苏州经过嘉兴，乘船过江海，直达绍兴。这是取直线的一条路线，更像今天的杭州湾跨海大桥的路线。据此可知，吴越之间来往，都是取直线渡江，如果都拐了一个弯，取道今杭州渡江，那才叫多此一举。正因为如此，杭州就失去了一个获得发展的有利条件——南北交通必经之地的战略地位。只有南北过江的交通取道于钱唐，杭州地区才会获得真正的发展。

这里有一个不能忽视的条件是：吴越两国的水上航运能力非常出色。他们可能比秦汉时代的人们更加适应，也更加依赖水上的活动。看看吴越国的战争中经常出现水战的记载，可知一斑。所以，从越到吴，更适合走水路交通，而非陆路交通。《越绝书》句践曾经自称：越人“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夕去则难从”，常常被引用证明越人的善于行舟，《淮南子》也说：“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没有取道杭州的另外一个原因，还在于今杭州市的位置，很可能还没有出现一个聚落点。当时西湖西边的陆地已经出现了，但可能潮水依然比较容易冲涌过来，导致这块地方不适合人类居住。直到秦汉时，钱唐县治所还是放在西湖以西的灵隐山下，这完全可以说明，今杭州市区所在地域在春秋时期应该还是一块荒凉之地，很可能没有出现聚落点，所以不能成为一个固定的登陆点。

战国时代：杭州“由越而吴”

从春秋到战国，杭州地区依然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历史记载。近年的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中，几乎也没有杭州地区的痕迹。可以说，战国时代的杭州地区，依然处于一个较为边缘的位置。

不过，在战国时期，杭州地区出现了一个最大的变化，那就是“由越而吴”。就是说，杭州这一地理区域的归属，先是属于越，随后则转为属于吴。越，主要是指春秋战国时代的越国；而吴，则是指以苏州为中心的“吴”文化区域（因为吴国作为独立的国家早已灭亡，但以吴为治所的行政区划则一直存在），可以说，吴一直是这一地区的政治中心，因此也是杭州地区的上级管辖者所在。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隋代时杭州才“独立”。

前面已经讨论过，春秋时代，杭州地区属于越国所辖。到了吴王夫差大败越国之后，杭州地区自然就被吴国吞并了。后来越王句践虽然重新被放回会稽，重新给他一块统治领土，起初这块领土，也只局限于以会稽为中心的一小块范围之内，北部到钱塘江为止。则可知杭州地区仍应属于吴国所有。不过这段时间相当短。等越王句践灭吴之后，越国就有了全吴之地，杭州地区自然又重为越国所有。在战国时代前期，越国也保持了相当强的势力，奄有东南之地。

不过到了战国中期，楚国彻底击败了越国，并占据了越国的大量土地。据《史记•越王句践世家》记载：“（楚）杀王无彊，尽取吴故地，至浙江。”也就是说，钱塘江以北的区域都被纳入到了楚国统治范围内。可知，至战国中期，杭州地区属于楚国所有。

当时楚国统治这一大片区域的中心，仍然放在了吴（今苏州）。如春申君一度分封此地。而春申君的活动遗迹，据《越绝书》等文献记载，基本上都是在苏州、太湖一带。可以想见，当时杭州地区的统辖，当是听命于吴。如果杭州地区已有了地方政权，如一些学者推断的那样——钱唐县在楚国已经存在的话，那么钱唐县的上级统治机构，也必当在吴。

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说，战国中期开始，杭州地区再次属吴。 而且自此之后，直到隋代建立杭州为止，杭州地区一直基本上都属于统治中心在吴的政区管辖。从楚国的春申君时代，到秦朝的会稽郡时代（治所在吴），再到汉代开始直至六朝的吴郡时代，一直到陈朝最末两年的吴州时代，一直都是如此。

这充分说明，杭州地区和吴（苏州）的上下级关系是非常稳定的。换句话说，吴的区域中心地位的稳固，恐怕是杭州迟迟没有“独立”的一个重要因素。回头来看的话，这个起点，可以说就是在战国时期，在楚国占领此地区之后，杭州地区完成了“由越到吴”的转变。其实，这个转变也是必然的。毕竟，隔了一个钱塘江，让会稽来管理杭州地区，总是比较麻烦的。进入了大一统的时代后，统治者可以自由调整，他们可能更要着眼于管理上的有效和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