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1日下午三点三十分，在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一楼会议室，我有幸聆听了著名汉学家鲁惟一教授的主题演讲：汉代的“孔子”与“儒生”。这是我初到剑桥出席的首场学术讲座。看着眼前这位98岁高龄的演讲者，我心中很是感慨和感动。自1990年退休以来，鲁惟一教授就这样孜孜不倦于自己的汉学研究，乐而忘忧而不知老之将至！这才是吾辈治学的楷模，这才是学者的价值所系。台下不乏七八十岁的老友听众，他们就这样携手乐游于汉学的海洋。3月10日下午三点的预约访谈，我们一起回顾了鲁教授的汉学研究历程。访谈结束后，面对1992年才参加工作的后学，鲁教授深情而感慨地说：“你这么年轻，前途可期，要加油啊！”

鲁惟一：我的祖先是德国犹太人，19世纪20年代移民来到英国。曾祖父路易·罗威（Louis Loewe）是希伯来学的著名学者，也是最早钻研古埃及学的学者之一。我父亲赫伯特·罗威（Herbert Martin James Loewe，1882—1940）是犹太教法典的教授，先后任教于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父亲本科就读于剑桥大学皇后学院（Queens’College），先后获得东方研究专业和神学学位的第一名，是当年在剑桥大学攻读神学学位唯一的犹太人。毕业后他留校工作，其间曾担任过剑桥大学图书馆东方文献馆馆长。1913年，他成为牛津大学的讲师，后于1931年又回到剑桥大学担任教授，先后在三一学院和格顿学院出版了自己的著作。二战时期，他因尽力帮助欧洲犹太学者逃离纳粹迫害而深受大家尊敬。父亲为人宽容、思想开放，是一个内心坚定的正统犹太教教徒，一生都致力于构建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桥梁”。父亲的为人与学问对我有着深刻的影响。

我早年就读于剑桥的珀斯中学（The Perse School）和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Magdalen College）。二战前夕，我正在莫德林学院学习西方古典语言。二战开始后，我应征入伍去学习日语，后来被分到外交部工作，担任日语翻译。二战结束后，我作为一名特殊学生去伦敦大学学习汉语，攻读学士学位。其间，我学的是现代汉语，业余时间自学古代汉语。

鲁惟一：二战服役期间，我曾效力于英国政府设立的秘密情报所，其官方名称是“政府代码与编码训练学校”（GCCS），对外戏称“高尔夫俱乐部与象棋协会”（GCCS），后又以“布莱切利园”（Bletchley Park）为世人所知（因其地点在白金汉郡的布莱切利园）。它在二战期间为击败德日轴心国作出了卓越贡献。破解德日军事密码需要智商很高的译员，所以这一机构吸纳了许多学术型人才。我们首先进行了6个月的日语强化学习，接下来就是数周的密码破解课程，然后进行密码破译的实际操作。这一经历对我之后汉语学习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学习过程中强有力的纪律保障，以及所承受的压力和使命感，这些都是一个杰出学者的基本素质与业务要求。

鲁惟一：1947年，我在英国驻华领事馆担任秘书。我的中文名字“鲁惟一”就是在那时起的。根据英文发音，我把“Loewe”置换成了“鲁惟一”，由此这个名字就一直伴随着我。在华工作这六个月里，我曾拜师学习汉语。我的老师大约45岁，可以用他的长指甲蘸墨写字。他不管我是否听得懂，每天都会给我讲授《道德经》和《论语》。但半年后，我就返回了英国，重新开始了学生生活。

鲁惟一：进入伦敦大学学习时，我是作为特殊学生入校的，仍然是外交部公务人员。学习期间，学校对我没有上课的硬性要求，因此，我与任课老师的交往不多。记得当时我与蒲立本（E. G. Pulleyblank）老师见过一两面。给我真正上过课的有莱德敖（J. K. Rideout）老师，可惜他英年早逝，令人惋惜。另一位老师是西门华德（Walter Simon）教授。20世纪30年代，作为德裔学者的华德老师为躲避纳粹迫害而移居英国。自40年代开始，他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积极推动汉语教学。从他那儿我了解到了中国古典文化及相关书目，他对我进入汉学研究有着十分积极的影响。

鲁惟一：在伦敦大学的汉语教学中，我给学生开设过“中国历史概论”、个别朝代的专门史等课程，还为学生提供一对一的专业辅导、学位论文写作指导等常规性工作。

1956年，在伦敦大学学习汉语的本科生对汉语知之甚少，关于中国历史的教材也多采用英语、德语和法语版教材，所以我当时不能奢望学生会有很高的汉语水平。在教学过程中，我会训练学生去撰写论文，有时也为他们提供论文题目。我记得最初学习汉语的学生有两位华人，还有两个英国学生。据我所知，他们后来都没有从事学术研究。

当时同在亚非学院任教的师资队伍可谓阵容强大，有刘殿爵（D. C. Lau）教授、葛瑞汉（A. C. Graham）教授、乔治·韦斯（George Weys）、戈拉·唐纳（Gorla Downer）、杰克·格雷（Jack Gray）等，他们的教学与研究领域涉及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哲学、艺术、考古等。其中刘殿爵和葛瑞汉两位老师对我的帮助很大，他们都是研究中国早期思想的学者。刘殿爵教授英译的《论语》《道德经》和《孟子》水平很高，他的清儒学问引起了我的研究兴趣；葛瑞汉教授的《庄子》思想研究见解独到。我个人的研究兴趣是古代汉语，但当时的学生都很喜欢学习现代汉语，以便毕业后能到外交部门任职。20世纪50—60年代，伦敦大学的汉语教学团队不断扩大，研究发展势头也日益向好。

鲁惟一：继敦煌汉简之后，居延汉简是考古发现最重要的汉代边塞屯戍文书。它在内容和数量上都大大超过了前者，为汉代历史研究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20世纪60年代，当我开始研究居延汉简时，能够使用的研究材料非常有限。那时，我无法去中国获得第一手研究资料，除了查阅西欧各国的图书馆外，我还不得不借助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来开展自己的研究。

在居延汉简的研究过程中，我主要参考了中国学者劳榦（1907—2003）的研究成果，还有法国汉学家沙畹（Emmanuel-èdouard Chavannes，1865—1918）的敦煌汉简研究成果。尤其是劳榦对我的研究起到了巨大作用。劳榦将汉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制度事项分别从文献中提炼出来，再把它们与简牍归纳出的记事内容进行比对考证，他所撰写的《居延汉简考释》及相关文章代表了当时简牍研究的最高水平。

根据内容，劳榦对居延汉简进行了分类整理，他所依据的分类方法继承了王国维汉晋木简的研究成果。在1944年的考证中，他根据汉简的性质和用途把它们分为五类：文书、簿册、信札、经籍和杂类。在1960年的修订本中，劳榦又把简牍重分为七大类66项。

在《汉代行政记录》一书中，我主要采用了文书学的方法来进行研究。所谓文书学的方法，就是根据简牍的出土地点、大小和形制，简册的编联方式、笔迹，文书的布局及内容，结合汉代行政实践的特点，将零散的简牍及其残片加以集成；在所集成的同类简中，通过完整的木简标准，找出残简究竟残缺了哪些部分，而残缺部分又相当于完整木简的哪些内容，借以恢复简册文书的本来面目。有些简牍支离破碎，文字不全，乍看好像没有什么研究价值，但是借助于文书学的研究方法，把它们与相关的简牍排列在一起，往往就会凸显其独特的研究价值。简单地说，就是“首先要进行证据研究，才能得出结论，其次是罗列出这些证据本身”。这一思路与我当年从事军事密码的破译工作有类似之处。

在内容上，第一卷主要回顾了居延汉简发现、保存和整理公布的历史，从考古学和古文书学的角度阐释了简牍文书复原的依据和标准，考察了汉代行政机构的运行方式、汉代兵役的征发与管理、汉代的边防和汉代戍卒的工作与生活等。第二卷是对43组简牍原文的翻译，并对每组文书的形式以及它们在汉代制度实际运行中的作用给予相应的阐释。

我所依据的汉简研究资料主要来自于沙畹的几百件敦煌汉简和劳榦考证的1万多件居延汉简。我曾在一次国际会议上见过劳榦本人，并与他进行过简短交流。

鲁惟一：剑桥大学与伦敦大学在教学上起初也没有本质的区别，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两校的汉语教学侧重点还是有所不同。在伦敦大学，你所接触的学者都是教授汉语、日语、阿拉伯语以及波斯语的，他们的研究范围比较具体，也比较狭窄；但在剑桥大学，你可以接触到科学家、生物学家、化学家等，接触的人群会比较广博，这对我的学术研究影响很大，更多的是来自于汉学以外的收获。

剑桥大学的汉语教学安排与伦敦大学的也有所不同。前者本科生的四年汉学教学一般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两年的教学内容多集中于中国古代史、中国现代史，而后两年会引导学生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专业领域，比如中国历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中国语言学等。而后者的汉语专业分为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两个方向，分别授予学位，我在伦敦大学拿到的学位就是古代汉语专业的。

剑桥大学教授汉语的同事有从伦敦大学调过来的蒲立本教授，他是中国历史、现代汉语的专家；捷克籍保罗·克拉托奇维尔（Paul Kratochvil）讲师，他是教授现代汉语的专家，著有《现代汉语》（The Chinese Language Today，1968），还曾去北京给毛泽东做过口译员。崔瑞德（又译杜希德，Denis Crispin Twichett,1925—2006）教授，他是著名的隋唐史专家，也是《剑桥中国史》主编之一。还有一位老师教授中国现代史，但在剑桥的时间不是很长，他就是伊懋可（Mark Elvin）教授，著有《中国过去的模式：一种社会经济的解释》（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A Social and Economic Interpretation，1973）等。当时剑桥大学资金雄厚，汉学教学师资配备较为完善，教学与科研进展比较顺利。

鲁惟一：1963年，我来剑桥大学教书时，圣约翰学院的麦大维（David McMullen）刚好是本科毕业，他是剑桥大学自己培养的学生，后来，他致力于中国思想史与制度史研究，成了唐史专家，著有《唐代中国的国家与士人》（1988）等。另外，巴雷特（Timothy H.Barrett）是我教过的学生，他现在是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教授，著有《中国佛性论》。

鲁惟一：因秦汉史被《剑桥中国史》主编列为这一丛书的开篇，而没有从中国史的开端写起，所以，当年我们编写《剑桥中国秦汉史》时压力很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深受当时中国考古发现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的考古发现几乎改变了中国史前史乃至公元前第一千纪的历史面貌。对新发现的考古材料，当时的学界未能与传统文献记载进行比对考证，还没有形成公认的研究成果，所以《剑桥中国史》只好改从秦汉史开始写起，因为撰写秦汉史所能依据的文献较多，也都比较可靠。

另外，我被委任为《剑桥中国秦汉史》的主编也事出偶然。我本来只是负责撰写其中的相关章节，只不过当时我给丛书主编崔瑞德教授按时交了稿。后来有一天，崔瑞德教授指定我来承担第一卷的主编工作。参与编写《剑桥中国秦汉史》的作者团队集结了当时欧美等地著名的秦汉史学者，主要有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卜德（Derk Bodde，1909—2003）教授、哥伦比亚大学的毕汉思（Hans Bielenstein）教授、普林斯顿大学的余英时教授，荷兰莱顿大学的何四维（A.F.P.Hulsewé，1910—1993）教授，法国法兰西学院的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1894—1979）教授，日本东京大学西嶋定生（Sadao Nishijima，1919—1998）教授等。由于写作进度不太一致，交稿早的学者都表现出足够的耐心和团队协作精神，大家合作得比较愉快。

鲁惟一：1999年，我与美国汉学家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等人合作编著的《剑桥中国上古史：从文明的起源到公元前221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参与编写的有哈佛大学与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的著名考古专家、美籍华裔学者张光直教授，华盛顿大学的威廉·博尔茨（William G. Boltz）教授，普林斯顿大学的罗伯特·贝格利（Robert Bagley）教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大卫·奈特利（David N.Keigbtley）教授，牛津默顿学院的杰西卡·罗森（Jessica Rawson）教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以及同时供职于匹兹堡大学和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华人学者许倬云等。这本书在内容上将传世文献资料和考古文物资料互证互补，对中国先秦时代的史前史背景，商代考古、商代政治、语言文字，西周政治、西周考古，春秋考古、春秋政治，战国政治，先秦思想史、先秦科技思想史，战国美术史、草原文化等主要领域和研究动态都作了具体描述。

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新资料和新研究的大量积累，我们对秦汉史的总体认识也有了较大的改观，我感到有必要对原来的《剑桥中国秦汉史》进行一些内容上的补充，于是我同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系教授戴梅可（Michael Nylan）合编了《中国的早期帝国：一种重估》。这算是我们对《剑桥中国秦汉史》的补充与拓展，其内容涵盖的范围更广。

鲁惟一：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首先，每个历史学家都在历史研究中设定了自己的研究目标和学术问题，由于研究方法不同，历史研究对象的选择和研究结果就会出现很大差异。其次，每一个历史学家都会慎重地选择自己所关注的时代、地域、主题、时间或者人物，无论他是不是愿意接受“比较文化学者”这一称号，其实他都在进行着比较研究的工作。在比较研究中，他们都会受到很多基本要素带来的限制：如果比较研究被限定在一个较小的、易被界定出来的独特历史事件之中，那么这类比较研究很可能是最有效的；在宏观范围内，运用比较方法的最著名例子就是“李约瑟难题”。由于问题的复杂性，像“李约瑟之问”这类问题就很难得到一个彻底的、令人满意的解释。因此，选择一个介于这两者之间、中等难度的研究主题来进行比较研究，也许会取得较大的收获，并且还有希望得出一个有效而又合理的普适结论。再次，就是对于历史资源的使用。在甄别和评估史料时，鉴别哪些内容是被后人添加进去的，这才是最有必要的研究；要注意将这些添加内容与编纂者最初所写的文本区分开来。最后，就是批判的方法。中国历史上从来都不缺乏学者运用批判的方式来对待这些历史记录；研究中国历史的西方学者也许会从检视历史著作的写作动机开始研究，然后检视其中存在的偏见，进而确定现在人们所看到的物质证据又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对史料本身所进行的文本批评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步骤。

至于说到研究困难，西方历史学家所面临的困境主要是正史中所提供的信息也许并不完整，或许正史并不是它所记述的那个时代必要的参考文献。例如《新唐书》中就没有关注佛教的论述，而对佛教的关注在其他资料中却到处可见。历史学家还都面临着一个特别而又普遍的困境：也就是他们会忍不住把我们目前所处的时代假设和思想置入过去的某个时代中去。另外，中国的历史学家对汉语史料及其相关事实的娴熟，也是西方历史学家所无法达到的。由于无力运用如此丰富的信息资源，西方历史学家都倾向于分析他们所知道的文献，尝试理解与此相关的问题，他们会做编年笔记，尝试在时间的长河中去发现问题的发展与变化，并且研究这些变化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人类的偶然所致或有意所为。

鲁惟一：在翻译中国历史上的官衔时，我们的译文大多参考了德效骞（Homer Hasenpflug Dubs，1892—1969）翻译《汉书》时的英语译文，还有雷夫·德克雷斯皮尼（又译张磊夫，Rafe de Crespigny）编写的《西汉的官衔》（Official Titles of the Former Han Dynasty，1967）上的译名。但是这些译名并不太理想，因为它们没有反映出汉代文官制度的内部等级差异，也没有明确官衔的主要职责。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一些译名是从欧洲社会借用来的，其含义与中国的制度并不相符；如果照着字面意思直译过来，对西方读者来说，沟通效果并不太好。另外，我们还参考了毕汉思教授的《汉代的官僚制度》（The Bureaucracy of Han Times，1980）。他在这本书中首次论述了汉代的官僚政治，并以命名学为基础，详细论述了各官署的历史、隶属关系以及官员的具体职责等，这是一部很好的官衔翻译参考书。我们知道，有时候，同一个官职名称在西汉与东汉会发生职能变化，因此相应的译文就要作相应的调整；同样，有些官职名称发生了变化，但其职能或地位却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我们就可使用同一个译名。总之，在官职的翻译过程中，我们力求译名译得准确而具体，能够让读者读得懂、看得明白。

鲁惟一：卡莱尔学院是剑桥大学系统里较为年轻的学院，学院的学术视野比较开阔，对当时的边缘学科也比较重视，汉学就是其中之一。多年来，卡莱尔学院延续了这一开放办学的优势，才使得我有幸与东亚学者展开广泛的学术合作。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我们陆续邀请了许多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中国学者来剑桥访问学习，其中李学勤教授就是最早来访合作的中国学者之一。

我所了解的李约瑟教授是位充满矛盾的学界巨人，他既有恪守学术规则的古板，也有突破各种社会规范的非凡勇气。李约瑟一生所从事的学术研究，学科之间跨度很大，难度很高，但他凭着自己的严格学术训练都取得成功；个人生活方面，他也很勇敢，突破了当时世俗观念的束缚，敢于坚持自己，勇气可嘉。

鲁惟一：西方历史学家可以承担研究中国文明特征的出现、增长、变化过程的历史任务。他们可以将更多的中国文化特征与其他文化特征进行比较；另外，中西方历史学家都倾向于研究持续时间较长的王朝，如对汉、唐、宋、明、清的研究，而较少关注那些持续时间相对短暂的王朝，如秦、晋、隋或者元朝。同样也不太关注那些没有一个中央控制的分裂时期，其实，加深研究这些分裂的历史时期也许会有更高的研究回报，也可能更有意义。在中国撰写历史的传统方式中，有一些基本原则限制了人们对那些短命王朝成就的正确评价。这主要是因为后代的历史撰写者已经将这些短命王朝的统治实践描写得没有借鉴价值。然而，事实可能恰恰相反，也许正是这些短命王朝促成了中国历史实践中的一些重要变化，而随后的政权只不过更有能力以更加持久的方式发展了这类思想，并且将之拓展到更广范围。

至于我自己，我觉得历史学者都肩负着两种不同的使命，一是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出版学术著作，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为其他学科的专家学者提供借鉴；二是面向大众，引领他们对自己的研究话题产生兴趣，为普通大众的知识普及做好引领。多年来，我自己关于秦汉史的研究都是为了向世界介绍中国早期历史，让更多的专家和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早期古代史，以便给他们提供一个可资比较的文化视角，进而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合作。

在治学过程中，我认为一个学者的学术自觉和学术担当非常重要，它可以让你远离学术功利化的诱惑，也可让你更加安心于自己的学术研究。

作者系山东理工大学英语系副教授、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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