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医院的病房里，我们探望了毛昭晰先生。毛昭晰先生今年正好90周岁。年初因不小心摔了一跤，腿部受了伤，一直在医院静养，面容也憔悴了一些，但精神状态不错。我们的到来，让老先生很是高兴，不停地说“谢谢你们来看我”，朴实的言语里流露着老一辈学者的真诚和谦逊。

毛昭晰， 1929年5月出生于浙江宁波，世居杭州，1945年考入浙江大学中文系，一年后转入史地系，1949年开始在浙江大学人类学研究所读研究生，1951年后任教于杭州大学、浙江大学，从事人类学、史前史及古代史的教学和科研工作；1983年至1993年，兼任浙江省文化厅副厅长、省文物局局长；1993年，当选为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98年，当选为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2009年6月，文化部、国家文物局授予毛昭晰 “中国文物、博物馆事业杰出人物”荣誉称号。

毛昭晰先生始终心系文博事业，为文化遗产保护呕心沥血，奔走呼号，践行着他“要为保护文化遗产奋斗到底”的铮铮誓言。

毛昭晰先生曾任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专家组成员，浙江省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主任、浙江省考古学会会长、浙江省博物馆学会会长、浙江省图书馆学会会长等，头衔有几十个，但他给我们的名片上，头衔只有一个：浙江大学教授。毛老说，他一直是这样。“我只是一介书生”——这位文博大家对自己这样评价。

毛老师承我国世界古代史研究的开拓者——林志纯先生，与刘家和、刘文鹏、崔连仲等同为新中国第一代世界古代史专家。他对涉及东方文明起源的一些重大问题，常有独到见解。在多年的专业研究中，他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他著译了《世界上古史纲》(合著)、《世界上古史》(合著)、《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合著)、《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特约编辑)等书。他还发表了《羽人和海上之路》《浙江支石墓的形制和朝鲜半岛支石墓的比较》《关于史前遗址博物馆的几个问题》《江南文化和古代日本》《遣唐使时代五岛列岛和明州的关系》《腊玛古猿的发现及其重要意义》《蒙昧时代低级阶段是从猿到人的过渡时期》《论古典奴隶制是否奴隶制的典型形态》等数十篇有分量的学术论文。他参加翻译的《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被学术界列为30种中文史学名著之一。

毛老一直强调自己是一名教师。他自1951年起在杭州大学、浙江大学任教，上个世纪50年代在杭州大学筹建了历史系文物陈列室，收藏了一批珍贵文物，对更好地开展历史教学和研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他执教讲坛60年，都是亲自制订课程计划，亲自授课，为文物博物馆事业培育了大批人才，桃李满天下。

1983年6月，毛昭晰先生被任命为浙江省文化厅副厅长、浙江省文物局局长。毛老向我们透露，当年省里主要领导曾半开玩笑说他的职务有点“小”，而他为保护祖国的历史文化遗产奔走呼号、身体力行，以敢于直谏闻名，使浙江省大批古城、古镇、古文物在城市化狂潮中免于被毁，多年以后还是这位领导见到毛老又说你这样的人有点“少”，毛老自嘲道，由“小”到“少”，多了一撇。

1984年，杭州胡庆余堂中药厂为扩大再生产，决定拆除胡庆余堂古建筑。毛老获悉后几次找杭州市委和市政府的有关领导，力陈保护这座“江南药府”的重要意义。他说：“中国最著名的中药号原先只有两个半，所谓北有同仁堂，南有胡庆余堂，广东的陈李济算半个。如今同仁堂和陈李济原有的建筑已荡然无存，而胡庆余堂的建筑基本完好，里边的账房、客厅、店堂、柜台、匾额、对联、制药工具、卖中药的瓶瓶罐罐都保存得很好。它是中国现存唯一的既生产又卖药的古老药铺，怎么能随意拆除呢？”他认为，应将胡庆余堂中药铺很好地保护起来，并建立中药博物馆。他的意见得到杭州市有关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如今，胡庆余堂古建筑群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且开辟了中药博物馆，每天都吸引着国内外众多的参观者。

和胡庆余堂一样幸运的还有宁波张苍水故居。当年，宁波为建公园，决定将张苍水故居搬迁。毛老闻讯立即打电话劝说宁波放弃搬迁，他说：“张苍水是民族英雄！他的故居已有400多年历史，是重要的文物，不能拆！”

通过一次次的“救火”，毛老抢救下来的文物有：杭州求是书院、郭庄、沙孟海故居、穆斯林先贤古墓园、刘大白墓、张宪资福庙，嵊州古城墙，海宁盐官王国维故居，桐乡乌镇修真观戏台，湖州钱业会馆，长兴二叠纪标准地层——金钉子，慈溪上林湖越窑青瓷窑址群，温州瓯海永昌堡,等等，不计其数。

毛老还是京杭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推动者之一。杭州拱墅区是京杭大运河南端的一个重要的货物集散地，历史上，这段运河航道两旁曾有许多码头、仓库以及因运河而繁荣的街巷、民居、商铺。2001年底，毛老在杭州市“中国运河文化研讨会”开幕式演讲中力陈运河沿岸的桥梁、码头、仓储建筑和历史街区的重要意义，竭力呼吁要保护好这些运河文化的重要遗存。一个多月后，毛老从报上读到小河直街仍在动迁居民的消息时，忍不住在病房里给时任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写了一封长信，重申他在“中国运河文化研讨会”上的意见，痛心疾首地呼吁“大运河文化遗存不能再拆了！”他的呼吁和努力，深深打动了当时的杭州市委领导，次年，杭州市第九次党代会将大运河综合保护工程列入了城市建设的“十大工程”，并提出“还河于民、申报世遗、打造世界级旅游产品”三大目标，按照“严格保护”的原则，做好大运河杭州段的保护工作。2007年，被誉为“最后的天下粮仓”的富义仓，在原有的占地范围，用原有的材料，按原有的历史风貌，原汁原味地进行了修复。小河直街经保护、修缮、整治后也迎回了百分之六十多的老街坊。这一片现已成为大运河畔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典范，成为一道独特的运河文化风景，为2014年大运河申遗成功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7年4月，毛昭晰先生在运河（杭州段）小河直街历史街区保护方案评审会上分析小河直街建筑特色

据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全国文博系统一共有两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一位是国家文物局老局长王冶秋同志，另一位就是毛昭晰先生。

毛昭晰先生是1998年当选为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在任内的五年间，他提出过许多保护文化遗产的意见建议，有些还引起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毛老经常提到这样两件事。

新中国70年来，我国文物保护法律法规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完备的过程。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文物保护法律制度已形成，为文物保护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从1996年起，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和工作人员对原来的《文物保护法》进行修订，于2000年将修订草案上报国务院并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由于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存在一些不同意见，直到2002年4月进行三审之后都没能付诸表决。同年6月、8月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也都没有被再次提出进行第四次审议，眼看距离九届全国人大结束的时间越来越近了，四审却一直没有动静。当时身为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150位委员之一的毛昭晰先生心急如焚。2002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最后一天的上午，他找到同样关心文化遗产保护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常沙娜商量后，便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何椿霖写了一封信，表示急切希望《文物保护法》修订草案列入第三十次常委会的四审议程，以便促使在本届常委会通过并实施。他和常沙娜签名后又请其他50位常委会委员签了名。当天下午，他把这封有52位常委会委员签名的信送到何椿霖秘书长手上。10月28日，《文物保护法》修订草案经过表决，结果以 137人参加表决，131人赞成、1人反对、5人弃权获得通过。

毛老在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任期内做的最后一件事也是文博界的一段佳话。

2003年2月27日上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最后一次例会。会议从27日至28日，历时2天，主要任务是为将于3月5日召开的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做准备。

前来参会的毛老2月27日下午从《中国文物报》上看到记者李让的一篇现场报道——《洛阳在毁什么？！》（1月24日刊发），报道的是洛阳未按照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规定，未征得国家文物行政部门同意并报省人民政府批准，为突击抢建“河洛文化广场”，将大型挖土机械开进著名文物保护单位东周王城遗址范围内，强行施工，“天子驾六”车马坑也即将被破坏一事。

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公布施行还不到百日，洛阳竟发生了这样的违法事件！这不是公然藐视法律的权威和尊严吗？！如果无视和容忍这样践踏法律的行为，那么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如何贯彻落实？！毛老非常愤慨。

他马上向报社要来几十份报纸，连夜一份份地送给住在全国人大会议中心的常委会委员们，回到房间，他眯着眼底出血的左眼，连夜奋笔疾书，于次日凌晨两点写好给李鹏委员长并转温家宝同志的一封两页纸的长信。

2月28日是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最后一次会议的最后一天，也是毛昭晰先生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最后一天。当天下午会议结束时，毛昭晰先生将已经有四十五位常委会委员签名的长信和1月24日、2月12日的《中国文物报》各两份交给李鹏委员长，并讲述了事情的原委。李鹏委员长认真听完毛昭晰的讲述后说：“我一定把你这封信交给温家宝同志。”

3月3日，温家宝同志就河南洛阳河洛文化广场施工破坏东周王陵遗址作出重要批示。

“那封信送上去后，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我也到‘站’了。”

不久前，李鹏同志逝世，毛老感慨不已，他深情地回忆起这件往事，对我们说，李鹏同志对文物保护的贡献很大。

毛昭晰先生曾不止一次说过: “我一生热爱博物馆，博物馆是一个人的终身学校，我从博物馆学到了很多知识，我永远是博物馆的学生。”

童年时代毛老即与博物馆结缘。国立西湖博物馆（今浙江省博物馆）馆长董聿茂教授是毛昭晰父亲在老浙大教书时的同事，也是情同手足的挚友，毛昭晰和弟弟妹妹自幼称董聿茂教授为“董伯伯”，这位“董伯伯”是引领他了解和热爱博物馆的导师。

1978年，毛老倡议在杭州大学开设文物及博物馆学专业，经过三年奔走，于1981年开始招生，为浙江文博事业发展奠定了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两大基础。1983年，毛老在主持浙江省文物局工作后不久提出应在浙江省建立丝绸博物馆、茶叶博物馆等一系列专题博物馆和在市县建立博物馆。之后，他又大力促成了河姆渡遗址博物馆、良渚文化博物馆、龙泉青瓷博物馆的建立，为浙江文博事业打好了基础，他以极大热情和实干精神推动着浙江博物馆事业蓬勃发展，使浙江成为博物馆大省。

即使卧床养病养伤，毛老也时刻关注着当前文物工作的最新动态。当谈到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文博事业取得的辉煌成就，越来越多的人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博物馆，毛老的眼睛亮了，他高兴地说：“这正是我的愿望，是我最希望看到的。你们现在做的事情，都是我最希望看到的。”

毛老把他的藏书捐赠给了浙江省博物馆和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我们感谢毛老，感谢他为文博事业所做的贡献，感谢他为我们这些后辈指明了前行的方向，毛老淡然一笑说：“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谢谢你们没有忘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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