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入华传教的欧洲耶稣会士充当了沟通中西的主要媒介，杭州则是西教士在华活动的中心据点之一。关于传教士在杭州的活动及其事迹，随着近年来更多中西文献档案资料的披露和学术研究的持续深入，我们已经可以揭示其中的部分历史真相。

传教士入杭的历史背景

关于明清间来华传教士的人数一直众说纷纭。据耶稣会中国省区年报统计，在 1581 年至 1712 年的 131 年间，至少有 249 名耶稣会会士前往中国，其中有127 人死于途中。这应该是耶稣会官方的统计。其实来华耶稣会士的实际人数远高于此数，主要原因之一是入华耶稣会士除了大部分与官方和士人接触者留下中文姓名之外，仍有部分在民间活动者没有留下任何中文姓名，直到发现中西文档案记载而逐渐增补。因此，法国学者费赖之（Louis Pfister , 1833—1891）所作入华耶稣会士列传至 1773 年的统计为 481 位（含附传），除了中国籍耶稣会士 78 位，及其他亚洲国籍和不明国籍者约 10 名以内，则来华欧洲耶稣会士约有 400 人。而另一位法国学者荣振华（Joseph Dehergne , 1903—1990 ）增补为975 位（至1800 年），其中中国籍 139 人，其他非欧洲国籍者为 10 余人，这是迄今最为权威的统计数字。除了死于途中约 50 人等各种原因并未实际入华者，大约有 700 多位西方耶稣会士到过中国活动。他们来自欧洲十几个国家，如康熙时代（1662—1722）真正入华的欧洲耶稣会士有 280 余人，其国籍分布依次为葡萄牙、法国、意大利、德国、比利时、荷兰、奥地利、西班牙、瑞士、波兰等。

需要指出的是，明清之际在中国传教的并非耶稣会士一家，还有道明、方济各、奥古斯丁三个托钵修会，以及巴黎外方传教会、罗马传信部和其他修道会派遣的人数较少的传教士。其中个别传教士，如多明我会士黎玉范（JuanBautista de Morales，1597—1664）、 方济各会士利安当（Antonio de Santa Maria，1602—1669）、传信部直辖传教士马国贤（Matteo Ripa，1682—1746）等人，还扮演过重要角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西班牙多明我会士闵明我（DomingoNavarrete，1618—1689）不仅在浙江兰溪、金华传教，而且在“康熙历狱”期间被捕入杭州监狱，并将其亲身经历记录下来，成为观察明清之际“礼仪之争”和中国印象的另类视角，更加令人意外的是闵明我对杭州监狱的描述，在一百年之后竟然引起了法国重农学派领袖弗朗斯瓦•魁奈（Francois Quesnay，1694—1774 ）的关注，成为他在《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一书中以中国为榜样构建开明专制“理想国”的素材和理据。

欧洲耶稣会士充当中西文化首次正面交汇的媒介和桥梁，缘于其为实现在华传播宗教的使命，奉行由耶稣会远东传教负责人范礼安（Alexandre Valignani，1538—1606）制定的“适应”中国文化的传教路线，学界称之为“文化调适”或“知识传教”策略，其要义是要求耶稣会士通过“习华言，易华服，读儒书，从儒教”，来打破晚明社会依然流行的保守排外风气，赢得明朝官员和士人的同情、好感和支持，乃至明朝皇帝的宽容，在中国开展基督教传播事业。利玛窦就是这一“知识传教”策略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他从“西僧（效仿佛僧）”转变为“西儒（效仿儒士）”，借助展示、赠送西洋器物，合作翻译出版中文西书，争取到明朝士绅官员的宽容与优待，乃至于 1601 年进京获得明朝万历皇帝的接见，一举成功立足帝都北京，开始了更为广泛的“合儒易佛”知识传教活动，客观上开启了一场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是史无前例的中西文化交流高潮。

概而言之，明清之际欧洲传教士进入杭州是在入华耶稣会士践行“知识传教”策略的背景下发生的，来杭传教士除了耶稣会士之外，还有多明我会、方济各会等其他修会的传教士，但耶稣会士在沟通中西文化中的作用是其他欧洲传教士无可匹敌的，杭州的情况同样如此。

第一位入杭的耶稣会士罗明坚

明末最早正式进驻内地的欧洲传教士是意大利耶稣会士罗明坚、利玛窦，于 1583 年 9 月获准从澳门入驻广东肇庆。近年来中外学者在罗马梵蒂冈档案馆发现了罗明坚留下的三首汉文诗，他是迄今所知第一位进入杭州的耶稣会士。

罗明坚所写的两首游杭州诗

罗明坚的杭州之行，缘于当时接待并协助他们开展传教活动的肇庆知府、浙江山阴（今绍兴）人王泮（字宗鲁）。1584 年王泮迁任按察司副使、岭西分巡道，接任肇庆知府的是王泮的同乡郑一麟（号趾庵）。罗明坚为了打开在中国内地的传教局面，有意跟随进京述职的郑一麟，到北京传教，但郑氏顾虑带外国人进京的政治风险，又碍于情面，遂邀请罗明坚前往他和王泮的家乡浙江绍兴传教。

1585 年 10 月罗明坚启程离开肇庆，11 月罗明坚又在广州寻得从澳门来的葡萄牙籍耶稣会士麦安东（Antonio de Almeida）神父为同伴，一起搭乘王泮之弟的商船从广州北上，万历十四年（1586）一月到达绍兴，受到王泮亲友和绍兴地方官员的款待。数月后，王泮家人鉴于罗、麦传教活动影响日大，担心不利于王、郑的仕途，竟伪造广东来信催促罗、麦二位神父尽早返回，罗氏心有不甘，最后在郑的强令下不得不离开。其间，罗明坚还继续北上，首次游历杭州，这便有了罗明坚后来的三首汉文诗。

从诗中可见罗明坚自称西僧，历经三年从“西竺（指欧洲）”经海路到“天竺（指中国，又杭州有天竺三寺，此或指杭州）”，或以云游僧人的身份入驻杭州灵隐天竺寺，对佛僧、儒圣和天主三者有清晰的区别，并以广读圣贤书、传播天主圣教为己任，隐晦地透露了入华耶稣会士从西僧到西儒、从南向北推进的知识传教路线。

罗明坚的杭州之行是短暂的，1586 年 7 月，罗、麦两位神父即已返回广东。但是随着耶稣会士推行知识传教策略的日渐成功，杭州士人接触西方文化的机会逐渐增加，关注中西文化相遇的晚明杭州士僧也越来越多。

杭州开教与教会遗产

晚明耶稣会士的传教事业开始于 1583 年 9 月罗明坚和利玛窦在肇庆建立的第一个传教驻地。1588 年罗明坚被召回罗马，拟请教皇派使节来华，恰逢教皇虚位而作罢，终老于家乡那不勒斯。此后，利玛窦先后于 1589 年在韶州，1595年在南昌，1599 年在南京，1601 年获准常驻北京，建立了由他开创的第五个传教驻地。

利玛窦在北京陆续结识了大批明朝官员士人，其中就有杭州籍士人李之藻（字振之、我存，号凉庵居士）、杨廷筠（字仲坚，号淇园）、虞淳熙（字长孺，号德园、澹然）等，另有浙江嘉兴籍的朱国祚、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作者）。

李之藻初会利玛窦为他绘的《世界舆图》所吸引，“利玛窦见之藻性情正直，渴求真理，便先授以科学的基本知识，进而示以教理”，“（之藻）遂从神父们研究天文舆地之学”，1602 年他便协助利玛窦绘制出了著名的《坤舆万国全图》，并亲自撰写序文，出资刊刻此图。该图问世后，不仅在晚明王公贵族、文人学士中赢得广泛赞誉，被多次翻刻摹绘，而且流传到日本、朝鲜等国。接着，李之藻又会同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等，内容涉及天文、地理、数学等西学知识。

其间，另外一位杭州人也在北京接触了利玛窦。他就是冯琦的得意门生，杭州龙坞乡人葛寅亮。他在回乡讲学的书稿《四书湖南讲》（此“湖南”指讲学之地：杭州西湖之南）中记述了在北京从利玛窦处听到的有关西方教会和社会的新奇知识碎片。

1610 年 5 月，利玛窦在北京逝世。同年底，龙华民（ Nicolo Longobardi，1559—1654）接任耶稣会中国传教区会长。1611 年 4 月，李之藻因父丧回籍守制，途经南京时邀请传教士到杭州开教，会长龙华民同意指派意大利耶稣会士郭居静（Lazare Cattaneo,1560—1640）、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 1577—1628）与澳门籍耶稣会修士钟鸣仁前往杭州传教。三人抵杭，李之藻接待他们，下榻于城外别墅。5 月 8 日，神父们在李之藻城内寓宅举行了杭州历史上第一次弥撒。这是公认的天主教杭州开教之始。

不久，出身于官宦世家的仁和（今杭州）人杨廷筠，也因同乡李之藻和西教士劝谕，弃佛向耶，改佛堂为教堂，名为“救主堂”，并接受郭居静神父授洗，圣名“弥格尔”。

1612 年复活节后，郭居静率葡萄牙人林斐理（Felice da Silva）、澳门天主教士石宏基二位教士回杭州传教。1614 年 5 月林斐礼去世，葡萄牙耶稣会士黎宁石（Pierre Ribeiro，1572—1640 ）调往杭州补缺。1616 年，郭居静神父给廷筠夫人施洗，廷筠为谢恩，即购入教士租居的房屋赠予耶稣会。此后，廷筠还购入一个山丘作为贫寒教徒的“义阡”（即义冢），并赠送神父一块墓地，廷筠卒后，其子又赠田地数亩充作教士墓田，这便是日后成为集中埋葬欧洲传教士的留下镇老东岳司铎公墓（简称“卫匡国墓”）。

李之藻、杨廷筠皈依天主教后，竭力协助郭居静、金尼阁和艾儒略等开展传教活动，传教士纷纷来杭。其间还经历了由浙江乌程（今湖州）人沈㴶发动的基督教在中国遭遇的第一次教案——“南京教案”（1616—1617）的严峻考验，导致明朝下令禁止天主教，逮捕并驱逐传教士。其时李之藻和徐光启在北京，杨廷筠在杭州，从沈㴶上第一疏开始，即竭力为传教士辩护，并积极营救在南京被捕的西教士，杨廷筠则邀请未被捕的神父避居家中，杭州一时成为欧洲传教士的避难所。

南京教案后，李之藻回杭州，主要从事西学书籍的著述和翻译工作。1627年秋，杨廷筠捐助的住院房屋田地正式为教会所有，李、杨资助的教堂也告落成，年末廷筠去世。

杭州中山北路天主堂

教会史认为杨廷筠捐献建造的教堂乃是明末杭州天主教第一座圣堂。清顺治十六年（1659），意大利籍传教士卫匡国，从罗马返杭，得到浙江巡抚佟国器等支持和资助，在杨廷筠旧居附近（该堂原址，即天水桥附近）“购地扩建圣堂”，至十八年（1661）完成， 壮丽冠于全国”。康熙二十六年（1687），法国传教士李明（Louis le Comte,1655—1728）途经杭州北上进京时，对杭州新建“救世主堂”的印象特别深刻，大加欣赏:“而杭州教堂的雅致大方使我们赞不绝口: 我们在那里一眼望去尽是金光闪闪的装饰、图画和油画; 一切都是如此装饰，甚至有寓意有层次。中国人能够非常完美地完成这个红黑相间的美丽漆饰，他们用金色的花朵和其他图案使清漆显得起伏跌宕，使各处都具有世界上最美好的效果。”

康熙二十八年（1689）二月，康熙帝第二次南巡，接受驻杭州天主堂意大利教士殷铎泽（ Prospero Intorcetta）进献的玻璃彩球。康熙三十八年（1699）三月，康熙帝第三次南巡，驻杭州天主堂意大利传教士潘国良赴无锡恭迎，二十二日抵杭州，二十六日康熙钦赐御宴湖舫，游览西湖，潘国良与随行南巡的法国传教士张诚（Jean Francois Gerbillon,1654—1707）、 白晋（Joachim Bouvet, 1656—1730）陪同。二十九日回銮，派内臣察看杭州天主堂。四月初三，潘与张、白三位西教士在苏州再获钦赐御宴，游览虎丘，并命内臣传谕潘国良：万岁前在杭州，叫我进天主堂去看了，随经回奏，堂被火焚，建造未完，今万岁爷赐银壹百金与潘国良造完。”潘乘机在重修教堂时门上加刻“敕建”二字。

杭州充当全国教务中心

据教会史家高龙盘考述，晚明杭州住院屡次试办过一所小型“公学”，甚至“初学院”，专为培养辅助教士的传教人员，修士们在院内攻读西方神学哲学，在杭西教士郭居静、艾儒略（Giulio Aleni）、费奇规（Gaspar Ferreira）、伏若望（JeanFroes）、阳玛诺（Emmanuel Diaz）曾先后担任这所初学院的指导或教师。直至明末，杭州府共有大教堂一座，一处贞女院和约四座小堂、六处住院和一处修道院。从教会史及明清士人的评述中，徐光启和李之藻、杨廷筠三人被称为中国早期天主教的“三大柱石”，其中徐、李二人因为热衷西方科学而走向天学，而杨廷筠则因信仰而皈依天主教。自杭州开教和南京教案两大事件之后，在李之藻、杨廷筠的扶持下，杭州、上海、嘉定一时成为全国教务的中心，“教难期间的杭州住院，成为传教事业的中心……《教务报告书》中记述文士数人受洗的经过。而乡人受洗的，为数更多。单以杭州住院而言，1621 年便有一千三百人受洗。”而“直到明代末叶，杭州住院无疑是全国教务中心。凡到中国的教士，大都先到杭州住院，耶稣会高级人员也驻在院中。”杨廷筠不仅资助修建住院，而且“又在家中雇刻工二名刊印教会书籍，这可以说是中国教会的第一个印刷所”。杭州成为全国的教务中心之后，吸引大批西方传教士来杭活动，刊印教会书籍更是助推其成为中西文化交流中心。

杭州出版阳玛诺著作

近年来，根据中外学者挖掘到的在华耶稣会年报等原始档案史料证实，明末杭州成为全国天主教活动中心并非虚言。在一份标记为《1618 年耶稣会中国传教区年报》（系第一份正式年报，葡萄牙文）的档案中，有多个条目的内容涉及杭州教院情况：“杭州驻院”“从杭州前往北京、河南传教”“从杭州前往湖广、南京、广东传教”“从杭州前往上海传教”等。而在 1636 年的年报中也将杭州教会的情况单独列目汇报，排在北京、南京、上海（归属“南京府”）之后，列中国副省教区第四位。

传教士在杭州的人数和事迹

关于明末清初来杭州活动的西教士人数，有学者考证认为明末来过杭州的西教士共计 19 位。不过笔者以为，如果算上短期来杭活动的传教士，著名者如葡萄牙人安文思（Gabriel de Magaillans）等，尤其是非耶稣会天主教传教士，明末清初来杭州的西教士总数肯定超过 20 位。

大方井墓地全景

清初在杭州活动的仍以耶稣会士居多，著名者如意大利人卫匡国、殷铎泽等，另有葡萄牙、法国等欧洲国家的传教士来杭活动，其中以法国籍传教士居多。

另有多明我会士闵明我等三人在清初短暂来杭被捕入狱。杭州天主教传教事业在经历清初的低落后，至康熙后期趋于兴盛，有据可查的在杭西教士至少超过30 人。康熙五十七年（1718）法国人德玛诺在杭州主持教务，该年内“付洗 228 人；告解 2158 人，圣体 1230 人”教徒已发展到 1000 人，比康熙十八年（1679）前后的大约 500 名基督教徒增长了一倍。

综合各种记载和研究，明清间来杭州活动的欧洲传教士名录如下 ：

郭居静（意）、费奇规（Gaspar Ferreira, 葡）、龙华民（意）、金尼阁（意）、罗儒望（Joao da Rocha, 葡）、黎宁石（Pierre Ribeiro。葡）、黎伯度（辅理修士，欧洲人）、艾儒略（Giulio Aleni，意）、王丰肃（Alfonso Vagnone，又名高一志，意）、毕方济（P. Francois Sambiasi 意）、傅泛际（Frangois Furtado，葡）、 曾德昭（Alvare de Semedo，葡）、安文思（Gabriel de Magaillans，葡）、史惟贞（PierreVan Spiere，法）、费乐德（Rodrigue de Figueredo，葡）、邓玉函（Jean Terrenz，德）、林斐理（葡）、徐日升（NikolausFiva，瑞士）、伏若望（Jean Froes，葡）、阳玛诺（Emmanuel Diaz，葡）、卫匡国（意）、洪度贞（Humbert Augery，法）、法安多（Antonio Faglia，意）、艾斯玎（Augustin Barelli，意）、德玛诺（Romain Hinderer，法）、郭若望（Joao Baptista, 葡）、潘国良（Emanuel Laurifice，意）、伯颜理（PhilibertGeneix，法）、利圣学（Charles de Broissia，法）、殷铎泽（Prospero Intorcetta，意）。

其他清初短暂来杭的欧洲传教士，除了多明我会士闵明我等三人，因康熙历狱而被关押在杭州，影响最大的是法国路易十四派来的“国王数学家”传教团。1685 年 3 月 3 日，6 名“国王数学家”从法国的布勒斯特港起程，驶向中国。这六名传教士除一名在途经暹罗时，被暹罗国王留在那里传教外，其余 5 人，经过种种周折，于 1687 年 7 月 23 日到达浙江宁波。

这五人分别是：法国耶稣会士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 ,1643—1710）、张诚、李明、白晋、刘应（Claude de Visdelou,1656—1737）。抵达宁波沿海，浙江巡抚奉命允许法国传教士登陆前往北京，令宁波长官先遣送诸神父来杭。五位法国传教士抵杭时，城中奉教之人群往迎，牌上金字大书“奉召入京之天学西士”。

诸神父留杭数日，登巡抚所备之官船，溯运河而上。法国传教团成员李明及洪若翰的书信对此事的经过，以及在杭州的见闻也有详细的描述：在经过杭州时，殷铎泽神父曾热情接待他们，甚至为他们“每人准备了一抬四人大轿”，抬至教堂，殷铎泽在教堂门前等候他们。

杭州在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汇中的历史地位

基于以上对于明清间杭州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梳理，我们大致可以对杭州在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角色定位给出一个概要的结论。

第一，杭州是欧洲传教士“知识传教”策略的实践基地。

耶稣会士成为明清之际西学东渐的首要担当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利玛窦开创和追随者发扬的“知识传教”策略所奠定的。然而实施这一策略的前提是选定具有掌握和传播文化知识特权的中国士人群体和文化基地。杭州城市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当时涌现的一批开明士绅分子无疑具备成为传教士“知识传教”策略实践基地的条件。

欧洲传教士在杭州正式开教要相对晚于广东、南昌、南京和北京，但在明末天主教传教事业的发展上可谓后来居上。其主要原因：一是杭州自宋元明清以来一直是江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二则杭州是水陆交通枢纽，又是全国著名的书籍出版和销售中心，拥有得天独厚的文化传播和辐射力。

第二，杭州是明清之际西学东渐的传播中心。

欧洲入华传教士要在真正意义上担当中西文化交流的媒介，必须借助两大工具：语言和文字。而鉴于中西语言的差异和传播学上的天然障碍，从传播的时效性、实用性而言，中文西书的编纂出版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中文西书，既包括传教士个人或合作编译的西学书籍，也包括中国奉教士人，乃至教外士人对西学作移植性、融合性和发挥性的论述，甚至包括西洋奇器、图画、文玩、手工艺品等实物性作品（后期还有建筑园林艺术作品等）。

但是必须承认西学图书是当时西学东传的主要载体，中文西书的刊传也是最有影响的西学传播途径，故学术界常以欧洲传教士译编中文西书的数量作为西学流播的重要标志。

近来有学者专门研究了杭州编撰出版的中文西书。据统计在 1583—1753 年间，欧洲入华传教士刊刻的中文西书不少于 243 种，主要分布在杭州、北京、福州和绛州等地，杭州刊刻至少 53 种，约占全国刊刻本总量的22%，尤其是李之藻辑刻的第一部西学丛书《天学初函》更将刊刻活动推向高潮。从时间上看，明末清初杭州刊刻中文西书至少 40 次，计 32 种。其中，明末刊刻 35 次，计 29种。从内容来看，杭州刊刻的 53 种中文西书中人文 10 种，科技 9 种，宗教 34 种，这与传教士的宗教职责相一致。

第三，杭州架起了中学西传的第一座桥梁。

直至晚明，以四书五经为源头的传统儒家学说一直是传承千年中国国学的主要部分，它对中国的影响可谓深入骨髓，不仅支配了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而且还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东来的西方传教士虽然经历了从“西僧”到“西儒”的曲折，但还是抓住了“文化调适”的核心对象——了解、比较和拟同，通过“合儒易佛”“天儒相印”找到了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的“知识传教”路线。欧洲传教士们惊奇地发现，要真正熟悉和了解东方这片神奇的土地，首先要从读懂儒学经典开始，这也是从西方文明走向东方文明的必由之路，而杭州又在这一中西文明的沟通中走在了前列。

关于儒家经典何时由何人从何地传入欧洲，学术界已有不少研究。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中学西传是从四书五经的西译和西传开始的，其中杭州架起了第一座桥梁。

第一个将五经译为拉丁语的是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他在 1626 年（明天启六年）于杭州刊印了拉丁文《中国五经》（Pentabiblion Sinense）一册，并附注解，名为《中国第一部神圣之书》，成为最早在中国本土刊印的中国经籍西文翻译本。五经中最早受到注意的是《易经》和《尚书》。意大利耶稣会士卫匡国 1658年在慕尼黑出版了拉丁文《中国历史初编十卷》，介绍了《易经》。葡萄牙耶稣会士曾德昭于 1645 年在巴黎出版的法文版《大中国志》里叙述中国早期文化发展时，也介绍了《易经》，他还注意到中国的四书五经对中国科举考试的重要影响。

意大利耶稣会士殷铎泽和葡萄牙耶稣会士郭纳爵，1662 年在江西建昌府刻印出版了一本拉丁文书，书名为《中国的智慧》（Sapientia Sinica），内有 2 页孔子传记和 14 页《大学》译文以及《论语》前部译文，这是四书第一次正式译成拉丁文并刊行，后被带往欧洲。

殷铎泽所译的《中国的政治道德学》（Sinarvm Scientia Politico-Moralis），于1667 年和 1669 年分别刻于广州和印度果阿，并于 1672 年重版于巴黎（题目改为《中国之科学》）。其中的内容包含了法文和拉丁文的《孔子传》，以及殷铎泽所写的一篇短序和所译的《中庸》拉丁文。

1687 年，由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3—1693）吸收殷铎泽的翻译成果，将儒家经典四书的西文译本整理成《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在巴黎最终出版。殷铎泽对此书的贡献不亚于柏应理，被学界称为将孔子介绍到西方的第一人。

上述从金尼阁、曾德昭、卫匡国到殷铎泽这些将中国儒家经典西译的先驱，恰巧都是在杭州活动甚至埋骨于此的入华西方传教士。我们不禁要对其中的缘由产生疑问。在此我们反思一下金尼阁与杭州的关系，或许能够帮助我们审视明清间中学西传中杭州的特殊角色。

我们知道正是这位意大利耶稣会士金尼阁，独具慧眼，在他返回欧洲故乡，再度东来之时，他完成了两件大事：一是他从 1613 年 2 月开始返回欧洲的漫长旅程中，把利玛窦用意大利文写作的回忆录手稿《基督教远征中国史》改编为《利玛窦中国札记》，并译成当时通用语言拉丁文出版发行。这本著作刊印后，在欧洲引起了轰动，在耶稣会内部也掀起了到中国传教的热潮。这让金尼阁真实地体会到书籍充当跨文化传播媒介的魅力。二是向教皇和欧洲各国募集了七千余部西文图书，其中包括最新出版的介绍哥白尼日心说的《天体运行论》和开普勒的《哥白尼天文学概要》等重要科学典籍，并且拟定了一个中外人士合作翻译的庞大计划。同时为了推进在华传教事业，他还专门请示教皇并获得诏谕，允许用中文翻译《圣经》。由此可见，金尼阁从体现中西文化整体现实面貌的《利玛窦中国札记》和七千部西文图书的中西传译，到代表中西双方核心文化的五经和《圣经》的双向对译，加之他二度重返中国均以杭州为落脚点，透露出金尼阁以杭州为桥梁，构建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双向文化交流平台的宏伟理想，尽管他以宗教徒的面貌出现，然而从他的实际行动中可以证实，金尼阁所要推动的中西文化交流活动已然超出了宗教界的狭隘视野。

作者系杭州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