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蒲先生和祝先生都住在中关园，就隔着一条小道，祝先生家在西边的那栋楼里。当蒲先生带着我们登上五楼，敲开祝先生家门时，祝先生笑容满面，非常热情地把我们迎了进去，真令人有如沐春风之感。第一次见到祝先生，便觉得他是一位既随和平易，又很严肃认真的师长。由于我是外校考来的学生，祝先生首先询问了我本科学习的情况，并给我们开列了本学期的主要阅读书目和必备的工具书。还记得其中有孔颖达《尚书正义》中的《尧典》《舜典》《吕刑》等篇，孙诒让《周礼正义》的《秋官·司寇》等篇。今人著作主要是杨宽的《古史新探》。关于工具书，祝先生特别交代，做专业研究要善于利用工具书，有些工具书一定要自备。像《辞源》《康熙字典》或《中华大字典》是随时要用的。查文言虚词可以用杨树达的《词诠》，清人刘淇的《助字辨略》也不错，可以参用。经书实际上也是工具书，随时要查阅，要自己买一套《十三经注疏》备用才行。在那个年代，许多经书还没有点校本，只能读线装古籍。祝先生说，幸亏你们是在北大，像《周礼正义》这样的线装书都可以从图书馆里借出来读，要是在其他地方可就不一定了。记得他还特别询问过我本科所在学校的古籍收藏情况。我回答说河北师院历史系的古籍收藏还算不错，但我们本科生是借不出来的，所以本科期间我几乎没有直接接触过线装古籍。祝先生说，那你要好好利用北大图书馆，这里的古籍肯定比河北师院丰富得多，你们研究生是可以借出来阅读的，因此一定要在研究生期间学会阅读使用竖排繁体无标点本的线装古籍。这次见面，还定下了一个制度，就是在第一个学年里，我们每周都要有一个下午到导师家里与两位导师交流自己读书、学习的心得体会和疑问困惑等。记得那一年的座谈多数是在祝先生家里。每到约定日期的下午两点，我们两人都会准时来到祝先生家中。蒲先生几乎每次都会早到，往往我们进门时，就已经看到两位老师坐在西屋靠东的沙发上，边聊天边等着我们。
那个时候的北大，教师都没有自己的办公室，其他学校应该也好不到哪儿去，无论多么大牌的教授都只能是在家里备课、办公和会客。记得有一次蒲先生带着我们去拜会邓广铭先生，就是骑车到他朗润园的家里去见的面。经历了1949年以后的无数次政治运动，特别是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八十年代的中国大学，真可以说是百废待兴，即便是像北大这样的国家头牌大学，基础设施也是残破不堪。法律史教研室所在的北大老三教，只不过是个破败的两层小楼，打开房门后，扑面而来的是一股发霉的气味，还夹杂着土腥味，几张破旧的办公桌椅摆放在屋里，积满了尘垢，有把椅子还是瘸腿的，一不小心坐上去会侧歪一下，吓人一大跳。
不过，那个时候的中国大学，也有让人欣慰之处。无论是在北大这样的名牌大学，还是在一些不太知名的小院校里，许多大师级的学者依然健在。北大不必说了，即便是我本科就读的河北师范学院历史系，就拥有张恒寿、王树民、黄德禄、潘炳皋、胡如雷、苑书义等海内外知名的学者。更可贵的是，那时候的知名学者没有我们现在的“大牌学者”们那么大的架子，老先生们都很谦逊，你可以随时上门求教。可惜的是那时候的我还太年轻，完全没有认识到这些大师们的可贵之处，未能及时请教，坐失了太多的好机会，真是后悔莫及呀！
比较而言，今日中国的大学，全都鸟枪换炮了。至少在北大、清华，即便是初级职称的教师，也都拥有独立的办公室。大牌教授们的办公室，更是宽敞气派。就连我自己的办公室，条件也算是很不错了。唯一令人惭愧的，还是自己的学问不能匹配。记得最初读到梅贻琦先生那句关于大学、大楼和大师的名言时，觉得他说的是废话。现在想来，不啻为一句谶语。当年我们的大学没有什么大楼，倒是大师云集；如今大楼林立了，大师反而不见了踪影！是何原因造成的呢？
闲话少说，还是回归正题。在我心目中，祝先生最令人景仰之处，还不是他的渊博学识，而是他淡泊名利的高洁人格和认真负责的敬业精神。关于前者，已有不少文章谈到了，我这里仅根据个人的切身感受，重点谈谈后者。
也是在1984年秋季开学不久的每周一次的见面会上，祝先生问我本科毕业时有没有写过毕业论文。我说写过，他便让我下次拿来给他看看。我的本科毕业论文标题是《浅论唐律的等级精神》，虽然很粗浅，但也洋洋洒洒足有两万多字，手写的八开稿纸，订在一起有厚厚的一沓，读起来难免会费点时间。大概是在几周后的一次下午见面会上，祝先生把我一个人留了下来。他说：你的本科毕业论文我看过了，气魄很大，文笔也不错。初听这话，我还有点沾沾自喜。但先生话锋一转，又说：“不过你的文章一看就是本科生写的，题目太大，分析得不够深入，材料单调，就参考了那么几本书。写唐律不能只靠《唐律疏议》，还要利用多方面的材料才能深入下去，要多读书才行。”
凡是带过研究生的人都知道，学生的文章，良莠不齐，读来大多味同嚼蜡；有个别写得好的，细读也要花费不少时间。在当今的大学教师里，像祝先生这样主动要求阅读研究生本科时期文章的，纵然不是绝无仅有，恐怕也是凤毛麟角了。自1999年起，我也开始带研究生了，可不要说从来没有读过学生们的本科毕业论文，甚至连学生的博硕士毕业论文都很少从头到尾读完。时常有学生把自己的习作拿来让我提意见，我则大都以手头事情太多、没有时间细看敷衍了事。与祝先生相比，真感觉愧对“教师”的名号！
研一的时候，每周与导师的见面例会，我都会感受到莫名的压力。每次汇报完上一周的读书学习情况，祝先生都会问：“发现什么问题没有？”我则总是为读书看不出问题来而苦恼。
祝先生对自己的要求很严格，他常说：没有新见就不要写文章。叙述性的、介绍性的文字可以写成书，写成教材，但写文章就不行了，写文章一定要有自己的新见（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创新），一定是深入研究某个问题的成果，没有新见就不能算是研究成果。他还说：写成一本普通的书可以是叙述性、介绍性的，但是一本研究性著作，其中一定会有一系列的新见，那就一定要有一系列的文章做研究的基础才行。
祝先生发表的学术文章，在我看来，篇篇都有新见，篇篇都是高质量。只是以当今的官方标准看，数量还是少了点儿，发表的载体也不见得都能达标。幸好他评职称的时代不像现在这样只看文章发表载体的规格，不问文章本身的水平。若然，他恐怕连副教授都评不上，甚至连留校任教都很难！
传闻祝先生曾说过，四十岁以前不发文章。但他对我们的要求没有对他自己那么严格，他倒是常常鼓励我们写文章，但同样要求我们写出来的文章一定要有新见。可叹我当初就是怎么也不弄明白老师的意思，不知道他老人家要求的“新见” “新东西” “自己的话”到底是些什么，也不明白文章为什么不能写成“叙述性的”或“介绍性的”。心里还在想：以前别人没有叙述过某个内容，我把它叙述出来了、介绍出来了，难道就不算贡献吗？祝先生可能看出了我内心的“活思想”，就解释说：“叙述性的、介绍性的文章也不能说毫无贡献，但是价值不大。毕竟实质性的话别人已经说过了，你再说一遍，无论说得多么好、多么光鲜，也还不是你的创见，能有多大意义呢？”
1985年春季学期我选修了祝先生的“两汉魏晋南北朝政治制度史”一课，祝先生除了要求我们听课、读书外，还鼓励我们练笔写文章。期末考试的方式就是要求我们自选题目写篇小文章。为了配合这门课，那个学期我重点阅读了《史记》和《汉书》。《史记》我用的是父亲在世时买的中华书局点校本，但家里没有《汉书》，我就念叨着要去书店里买一本。祝先生问我想买什么本子？我说也买中华书局的点校本吧。祝先生说，应该买王先谦的《汉书补注》，并说这本书现在应该有中华书局出版的影印本。他还告诉我：“《史记》光读中华书局点校本有时也不够，目前最好的本子是日本人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读研的三年里，我就这样点点滴滴地从祝先生那儿学到了一些找资料、识版本的技巧。当然，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还是如何养成读书发现问题的能力。
读了一段时间的《史记》《汉书》后，我想写篇关于西汉廷尉权限的小文章，并将其作为选修祝先生这门课的期末作业。向祝先生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后，祝先生认为这方面的材料太少，形不成一个定论，不宜写。好不容易想出来的一个问题点，就这么一下子给否了。不得已，只能另起炉灶。大概一周以后，我又选定了《汉武帝与巫蛊之狱》这么个题目。这一次我动了点儿小心眼儿，想先写出个草稿来再拿给祝先生看，免得像上次那样，刚一说出来就给否了。待我将文章草成后，呈请祝先生审阅。祝先生看过后说，你这篇文章“还是叙述性的，把相关史实罗列一遍，没有说出什么新东西来。哪怕你文章中能有一句话以前没人说过，是由你新说出来的也行啊！”
他见我还是一脸茫然，就说：“你一定要写这个题目，可以看看田余庆先生的文章——《论轮台诏》。”他还特别向我介绍了田先生写作和发表这篇文章的背景：田先生这篇文章早在1978年前后就写出来了，还在教研室里讨论过，但当时不敢发，怕被扣上影射史学的帽子。直到1984年才发表在《历史研究》上。
按照祝先生的指点，我认真拜读了田先生的这篇大作，感觉确实是像祝先生说的那样，气势磅礴，精彩备至。但是其中也有一些论点略显牵强，似乎仍有商榷的余地。
依田先生之见，汉武帝希望卫太子在其身后转变政策，但由于太子坚持在武帝健在时就推行其守文路线，干扰了武帝的政策，导致了父子间的矛盾激化，最终迫使武帝除掉太子。从相关史料来看，田先生的这个推断未免把汉武帝与卫太子的关系过于政治化，与中国的传统和史实本身差距过大。带着这样的疑问，我向祝先生汇报了自己的想法，祝先生听后也认为我的怀疑是成立的。于是我就将这些疑问写成了一篇小文，题为《卫太子狱辨》。祝先生看过后说要将我的小文拿给田先生看看，希望他能帮着推荐发表。后来祝先生告诉我说田先生看过后未置可否，推荐的事当然也就无从提起了。不过从这时开始，我似乎对做研究和写文章有点开窍了。
也是在这个学期，蒲先生接受了《清会要》的编纂工作。据说此事最初系由北大历史系商鸿逵先生首倡，不料商先生于1983年去世，遂改由中央民族学院王钟翰先生主持全盘，蒲先生负责其中的《刑法篇》部分。蒲先生要求师姐和我协助他搜集资料。由于师姐入学前已在北大中古史研究中心跟随王永兴先生从事过两年的唐史研究，毕业论文自然也会从唐代选题；而我此前从没有断代研究的经验，因此祝先生就提议我在帮着蒲先生收集资料的同时，考虑把自己的硕士论文主题定在清代。
听了祝先生的建议，我当然是心悦诚服地接受，并很快开始搜集和阅读清代法制史料。北大图书馆的收藏非常丰富，蒲先生在联系了图书馆的张敏孚老师后，带着我们去图书馆九层大库找资料。我看到有大量的线装古籍堆放在书库的水泥地板上，尚未整理。其后的近两年时间里，我查阅并抄录了许多清代法制史料。
1985年秋季学期，北大图书馆文科教师研究生阅览室开放了一间古籍书库，其中仅《古今图书集成》就占了整整一面墙，其余书架上摆放的，大多是明清人文集，还有一些丛书，这些材料此前我从来未接触过，于是便带着好奇心抱出几函来随便翻翻。无意中竟邂逅了不少涉及清代法制的材料，譬如姚文然的《虚直轩外集》、王士禛的《居易录》、潘耒的《遂初堂集》、程廷祚的《青溪文集》、秦瀛的《小岘山人文集》等，尤其是袁枚《小仓山房文集》中的《答金震方先生问律例书》，阐释清代的律例关系，极为精辟。我学着阅读这些明清人文集，就仿佛将自己面前的学术高墙打开了一道缺口一般，虽尚未得其门而入，但毕竟得以略窥其“室家之好”了。
最初我是一函一函地翻看这些文集，一卷一卷地查找材料，看到了相关的内容就随手记在笔记本上，尽管效率很低，但同时也读到许多与清代法制不直接相干，却很有趣也很有益的文章。后来，又看到了王重民、杨殿珣先生编的《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借助这部工具书，查找起清人文集中的法制史料可就便捷了许多。
北大图书馆二层文科借书处对面有个参考咨询室，记得房号好像是210，平时常是大门紧闭，有一次路过时门竟然开着，我见里面没有人，但摆放着很多卡片目录柜，便冒着胆进去拉开小抽匣翻看里面的目录卡片。这里面的卡片目录都很陈旧，书号上打着“×”号或“＋”号，从书名上看绝大多数应该都是古籍，至少也是1949年以前的旧书。我试着在索书单上写了几本书名递到大台上去借，居然真的借了出来。从藏书章看，这些书都是老燕京大学的旧藏，许多是非常珍贵的古籍。就这样，我又发现了一个更大的宝库，比文科教师研究生阅览室的开架古籍不知要丰富多少倍。
在我借阅到的清代史料中，有许多是刑部审案的第一手资料，如《刑部说贴》《说贴类编》《刑部直隶各省重囚招册》《刑案汇览》《驳案汇编》《刑案新编》等。这其中的许多判决都援引了《大清律例》中的律文，当然也有律例并举的，与《清史稿·刑法志》所说的“盖清代定例，一如宋时之编敕，有例不用律，律既多成虚文，而例遂益滋繁碎”，好像有点出入。记得考研时阅读的几种法制史教材，包括当时最权威的统编教材，以及前不久刚刚读过的任启珊先生的文章、瞿同祖先生的文章，好像也都认为清代的审判是以例代律，律已变成了虚文云云。
到底是该信史料呢，还是该信这些学者们的说法？带着这个疑问，我又查考了许多材料，撰成了一篇小文，命名为《清代律例关系小议》，呈递给祝先生审阅。祝先生读过以后说写得还不错，并主动表示要帮我投递给《北京大学学报》。后来祝先生真的将我的小文交给了学报的编辑，编辑也表示过会根据版面情况择机发表，可惜最终还是未能发出来。
不过，有了祝先生的肯定，我对自己的研究能力也开始有了点儿信心。我后来的毕业论文题目定为《试论清代法律形式的发展和运用》，主要就是探讨清代的律和例这两种法律渊源的地位、作用及其相互关系，实际上就是这篇小文的扩大版。
一晃到了1986年下半年，我要撰写毕业论文了。祝先生的研究领域虽然主要是在魏晋南北朝，但他的知识非常渊博，态度又特别认真，指导我写作关于清代法制的论文，也是一丝不苟，极其严格。首先是对我的选题，过问得非常仔细。记得我曾提出过一个题目是“清代法制上的几个问题”，祝先生说：“你能把一个问题说清楚就不错了，还‘几个问题’。学生论文最忌讳选这样的题目了。”后来我又提出过几个选题，也都被否了。就这样，思来想去，总是找不到个恰当的题目，时间已经到了8月8日，不能再拖下去了，想想干脆回到原来做过的律例关系的那篇小文，将其内容扩大。但是祝先生认为把“律例关系”作为毕业论文的主题还是有点小。怎么办呢？无奈之际，就考虑把与律例相关的其他几种不同的法源也扯进来，做个铺垫；进而再以律例关系为核心，分别讨论律、例各自的地位和作用。经过这样一番调整，论文的架构和内容就显得比较丰满、充实了。后来我体会祝先生对选题的要求，似乎可以归纳为三点：一要选题适中，不大不小，可以深掘；二要内容熟悉，可以驾驭；三要资料充实，足以支撑主题。
除了选题，祝先生对材料也特别重视。他常说，一篇好的论文，首先看观点，然后就要看材料了。材料不行，观点也立不住。九月初的一天，我去祝先生家里汇报论文写作的情况。祝先生问我，除了北大图书馆，北图（今称国家图书馆）去过没有？我说还没有。祝先生说，那要去看看；接着又问我，看过明清档案馆的材料没有？
研究清代历史，向来重视档案资料，学界的这个风尚，我也是知道的。但是由于北大距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比较远，骑车去的话，单程将近一个小时，很是辛苦。加之我当时自以为收集的材料已不算少了，不用档案材料，也可以成文了，不太愿意去档案馆受那份累。祝先生得知我的心思后，很温和但又很严肃地告诫我说：“你做清代的研究，不用档案史料，人家可能会怀疑你文章的质量和水平。一定要去看看。”蒲先生听说后，告诉我时任一史馆领导的徐艺圃先生是他和祝先生教过的学生，并特地给徐先生写了封信介绍我去查档案。
师命难违，再懒也得打起精神来。其后的几个月里，我骑车去过几次位于柏林寺（雍和宫附近）的北京图书馆古籍部，更经常去的还是位于西华门的第一历史档案馆。那时的档案馆，门户很严，每次进门都得查证件，而且要单位介绍信和学生证双料具备。不仅如此，其调档速度很慢，还要提前一两个小时申请；而且档案目录非常笼统，查阅起来简直像在大海里捞针，要想找到点儿有用的资料只能凭运气。此外，抄录档案也有严格的限制，不许用钢笔，抄录后必须经过审查才能带走。饶是这样，我还是查到了一些非常珍贵而又难得的材料。譬如清初张惟赤的奏疏，此前曾在北大图书馆收藏的康熙刻本《入告编》里见到过，没想到在一史馆里居然看到了它的原件。那时候调阅的档案，都是真件，与现在只能在计算机上阅读扫描件不同，看到后能获得直观的感受。譬如说奏折吧，虽然早就听说过这个术语，但是只有在档案馆看到真件后，才能感受到原来所谓的奏折是这个样子啊。
查阅档案的最大收获，或许还不在于为我正在撰写的毕业论文增补多少材料，而是为我毕业后从事的学术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87年8月我分配了到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法制史研究室工作，到所后承担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撰写《中国近代警察制度》一书中的清末部分。由于初次触碰警察史，完全不了解这方面的资料应从哪里搜集。幸好在读研时期对一史馆的情况已经有所了解，知道一史馆收藏的善后协巡总局档案、巡警部档案和民政部档案中应该会有警察史料。其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我经常泡在一史馆中抄录资料。后来陆续出版的《中国近代警察制度》和《中国近代警察史》两书中的清末部分，就是以一史馆收藏的清末档案为主干史料写成的。中华民国部分原定由同室的常兆儒先生负责，但常先生不幸患病去世，他负责的那一部分改由我和另外两位同事撰写。民国警察史我更是生疏，不知该从何处下手，能够想到的，还是利用档案资料，于是我又与韩延龙先生去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搜集和抄录档案。
1997年香港回归以后，法学所领导安排我去香港大学法学院访学，并指示我研究香港法制史。经过三个月左右的资料摸底，我感觉香港法制史范围太宽，绝大多数制度移植自英伦，资料也以英文为主，凭我的学术根底，很难深入，但是所里指定的任务又不能不做。经过反复思虑，决定还是要以我为主，将香港法制史的研究与我已经有一定基础的清代法制研究联系起来。这样，以后的五六年时间，我专注于香港保留的清代法律和习惯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其中有关香港华人遗嘱和香港习惯调查的研究，就主要是利用香港历史档案馆收藏的档案。能够学会查找和利用档案资料，确实使我数十年从事的研究工作大受裨益！推原其始，也要归功于祝先生的敦促和鞭策！
三年的时光过得飞快，一眨眼间就到了毕业季。1987年3月21日，我将刚刚草成的毕业论文初稿呈送给祝先生审阅。其后的两个多星期里，内心一直有点忐忑不安，我知道其他老师不会有太多的挑剔，可对于能否过祝先生这一关，实在是一点把握都没有。可是丑媳妇终须见公婆呀，待到4月7日这一天，我还是硬着头皮去了祝先生家听候裁判，那时的心情真是紧张极了。祝先生说，你的论文写得还不错，不过还是要压缩修改一下。听了这句话，我心里的石头总算是落了地。接下来祝先生又说：“你的文章错别字太多了，好多材料也前后不衔接，我对了一下，抄漏了不少。你也太粗心大意了！写文章怎么能这个样子呢！”
祝先生的批评让我感到很难堪。待回到宿舍后翻开祝先生批阅过的论文稿，看着祝先生一个个校正的错别字和打着问号的地方密密麻麻，真让我汗颜不已。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其中的一个错别字是“化洽中外”的“洽”字，我写成了“恰”。更没想到的是祝先生居然会亲自核对我文章中引证的材料。他说的衔接不上的地方，是我引证光绪《大清会典事例》中的一段，确实漏掉了将近半页纸，难怪祝先生那么生气。
1987年的6月18日是个难忘的日子，我的毕业论文答辩终于顺利通过了。三年的读研生涯就要结束了，同时也确立了我后来学习和工作的基本方向。
回首那三年的学习经历。毋庸赘言，我的确从祝先生那里学到了很多很多，譬如阅读古籍、查找资料、重视版本、利用工具书、发现问题及深化主题等等。但最重要的还不是这些，而是对学术的一颗敬畏之心。毫不夸张地说，如果当年没有遇见祝先生这样的严师，没有他那样不厌其烦，手把手地教我，我在后来的工作岗位上根本就无法立足，更不要说滥厕至今了。
祝先生师德高尚，为人谦逊，他虽然为培养我们这些外系弟子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但却总说是在为法律系帮忙，从不以导师自居。可在我心底里，一直是将他老人家视作自己的导师的。明年1月13日（即今年2020年——编者注），将迎来祝先生九十寿辰，追忆往事，感念师恩，无以为报，仅以此文，聊表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