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邹老师的最初接触，现在想来还是令人记忆犹新。那时，我在选课的时候，误打误撞地选择了邹老师的“明清以来中西文化交流”课程。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邹老师。当我走进教室的时候，看到讲台上站着一位个子极为高大的中年男人。上课铃响了，这个男人用浑厚的男中音自我介绍道：“大家好，我是邹振环，这门课由我主讲。”他说话的语速不算很快，但信息量非常大，一节课讲完，不知不觉，我的笔记本上已经写了4页了，这是之前所有的课程都没有出现的状况。下课之后，我鼓足勇气和邹老师聊了起来，没想到邹老师居然走下讲台，带着一些微笑，耐心地听着我一个本科生语无伦次地讲述着内心的困惑与不解。后来，我在一篇前辈学长的文章中，读到这样一句话：“振环是淳朴的，为人是谦虚的。内容是大量的，搞笑是偶尔的。”邹老师给我的第一印象，与此分毫不差。

几年之后，我报考了邹老师的博士。一次和同学聊起当初和邹老师的第一次见面，大家的印象出奇地相似。有人说，他当初考博之前，专门来复旦大学拜访了邹老师，在邹老师严肃地提出了几个学术问题之后，惊讶地发现自己好像从来没有真正读过书似的，支支吾吾地离开了办公室。后来他给邹老师当“史学原典导读”的助教，见到邹老师为二百多名学生一字一句地解读周予同主编、朱维铮修订的《中国历史文选》中的篇文，亲耳听到有人感叹：“这位老师的上课态度，真是一板一眼啊！”

还有人说，她第一次接触邹老师时，刚刚步入硕士阶段，还就读于中山大学。在一次系里主办的会议中，她负责到车站接待远道而来的学者，其中一位就是邹老师。刚刚下车的邹老师看到她正举着名牌，马上大步走来，然后非常正式地站好并和她握手，同时说：“你好，我是邹振环”。在那次会议接待的所有学者中，邹老师是唯一郑重其事地向她问好并自我介绍的一位，也是唯一一个询问她本科论文的题目的人。短短两三分钟的对话让她觉得，自己并没有被当作一个年少无知的学生，而是被看作一个同样致力于历史研究的学者。我们几个研究生一致认为，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邹老师，那么“认真”二字是最符合的。

进一步意识到邹老师的认真，是在后来向他求教的过程中。本科毕业之前，我找他当我的本科论文指导老师。我本以为邹老师对待一篇本科论文不会特别认真，没想到他居然每周都要找我，让我向他报告最新的资料发现，并且询问我这些资料能够产生出什么想法，与既有研究如何进行对话。他在和我交流的时候，很少直接发表意见，而是听着我的言语，偶尔作一些补充与修正。他说，学术观点必须要自己领悟才是自己的东西，否则，即使别人讲得再好，那也是别人灌输的，转个身就会忘记。

我和他交流几次之后，呈上了论文的初稿，几天之后，他把稿子还给了我，我粗粗一看，稿子上都是红笔批注，有些是“这里需要深入阐发”“这里讲得不够清楚”，有些干脆就是错别字的修正，连标点符号的错误都不放过。后来，我问了一些受教于邹老师的学生，大多数人都有被邹老师改文章的经历，大到观点、想法，小到白字、标点，好像任何一丝错误都不会逃过他的眼睛。有人感叹说，邹老师真是有火眼金睛啊，写的人都看不到的错误，看的人却是一清二楚。

我一直很好奇，邹老师究竟是怎样修炼出他的慧眼的。直到后来，我有幸为邹老师的文章作校对时，才明白了他究竟如何对待自己的文章。其实当时的文章，只是格式上需要一些小调整，完全可以经作者同意后由我这个校对完成，而邹老师在收到邮件后，却表示他会亲自校对修改好后在几天内发给我。几天之后，我所收到的修改稿不仅格式准确，原文和注释的内容也挑不出一点瑕疵。

后来我曾和相熟的老师提及此事，那位老师点着头说：“真不愧是邹振环老师。”言语中充满赞许，并且一点都不感到意外的样子。这样的事例还可以举出很多。一次，历史系召开学术研讨会，会后宣布要出论文集，作为校对的我，收到的大部分与会学者的文章，基本上没有作任何修改，唯有邹老师，不仅按照其他学者的建议进行了修正，在注释中恭敬地写上诸位学者的名讳，还在内容上作了大幅度修改，使得文章内容饱满、结构严谨。我问他为何还要费力气改文章时，邹老师说:“每篇文章都是你的脸面，如果写得不好，别人当面不说，心里对你的评价会大打折扣。尤其是成名学者，更应该认真地对待每一篇署着自己名字的文章。”他又一次向我展示了何为“认真”！

我曾经询问邹老师究竟是如何养成认真严谨的作风，邹老师微微颔首，讲起了昔日随朱维铮先生读书的经历。邹老师刚考上研究生，朱先生便让他到复旦文科图书馆中把所有古籍和旧平装的图书目录卡片都翻读一遍。邹老师虽不解其意，但还是用了3天时间认真把所有的图书目录卡片都翻了一遍。后来他才发现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目录学训练方法，了解自己所在的地方有哪些图书资源，先复旦大学，后上海图书馆，日后自己搜寻资料就事半功倍，这是一个文史学者最基本的学术训练。朱先生是饮誉海内外的中国思想文化史大家，他对弟子的要求自然是严上加严。遵照朱先生的要求，邹老师每周都要精心读完一本古代经典，写出一篇读书报告，然后在课堂上与朱先生相互讨论。这种阅读原典和师生切磋的读书方法使邹老师受益匪浅。而严谨细致的作风，也就在查阅卡片和研读书籍的过程中，一点一滴地养成了。

邹老师不仅教学生如何做学问，还教人如何做人。他从来不会空谈做人的道理，而是身体力行，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学生，如何成为一个诚实正直的人。我已经不止一次听别人羡慕地说，“邹老师真是一个好老师”。我想，这个“好老师”的背后，不仅仅是学问做得好，更是在做人的品质上无可挑剔。

我曾经感叹过学术界的浮躁，曾经痛惜过某些专家的堕落，但在邹老师的羽翼下，似乎世界是如此地纯粹，两耳不闻窗外事，踏踏实实做学问。和邹老师的交流，除了学术，还是学术，他很少会跟你聊起社会上发生的各种事件，只会问你最近又看了什么书，找到了哪些资料，或者劝告你花时间去学外语，多去和国外学者交流。他多次跟学生说，不要管别人在做什么，不要随便去抱怨什么，先想想自己做到了什么，完成了什么，世界终究会给认真努力的人留出机会的。

他用自己的经历告诉学生，他早年只是一个工人，20多岁才开始接受大学教育，在别人都有机会出国交流的时候，他只是青灯一盏、图书万卷，默默地守在书斋中，坐着冷板凳，撰写着他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他能够获得后来的一切成就，都是自己一步一个脚印得到的，自然，自己的努力获得的成就，才更加值得珍惜、值得回味。我一直记得他的教诲，一直把这些话作为我的座右铭。

我还记得，邹老师在各种研讨会上的发言。他从来不会阿谀某些专家，说一些吹捧的话，相反，只要他开腔，那么各种批评意见会接踵而来，有时很让对方下不来台。但细细想来，他的批评都是十分中肯的，从来不涉及人身攻击，而是用丰富的史料、精确的思考，去修正对方的观点，令听者颇为受用。甚至有学者私下跟我说，怕邹老师“开炮”，也巴不得他“开炮”。邹老师多次告诫学生，少说空话、少讲套话，只要表达，就要言之有物。我想这些话，不仅针对学术会议，更是对实际生活产生着巨大的指导效果。

在无数次的接触中，邹老师在我心中的印象越来越丰富：他很严格，会毫不留情地指出每个学生的缺点和问题，要求学生要用“大炮打蚊子”的精神去对待每一篇论文、每一次作业、每一个学术讨论会。他极为反感弄虚作假，会一篇文章一本书地查询学生文章中提到的每一种研究成果，看看学生是不是偷懒了。他在批改学生作业的时候，一旦发现有学生引用前人研究而不加注释，无论篇幅多少，一律不及格，然后会在邮件里将学生抄袭的内容一一注明，明确表示“如果有不满，尽可以来找我”。但他又很宽容，永远平等地和学生讨论学术问题，在学位论文课题的选择上会给学生以最大的自由空间，同时尽可能保证学生不被杂务所绕，能够专心致志地将时间用于自己的学术研究。

他会把新写的一篇论文发给学生读，让学生提意见，出版一本书后就跟学生谈这本书写作的过程，回顾治学历程，谆谆教导、循循善诱；他是个急性子，日常生活中风风火火，性格直爽，甚至有时有点感性，说话不留情面，被他骂哭的学生不计其数；但在学术研究中，他的每一处论述又都无比地踏实沉稳，理性缜密。这种种印象重叠起来，便使一个真实的邹老师慢慢呈现出来。

邹老师曾说：“求学为求知，求知为求真。求真是求学的核心，也是做人的根本。为学须存疑，应无所畏惧；为人要诚信，要有所敬畏。”在他看来，做学问不仅是学术问题，更是人品问题，他对学生的严格在历史系出了名，但“高压”的背后却是希望学生明白做学问的态度其实就是体现个人修养的良苦用心。正是因为他体悟到学问背后的这种生命意味，邹老师才会对学问和生活一直保持着孜孜矻矻的态度。律己严如秋气，作品便严谨扎实，待人和似春风，处世便有长者之风。我认为他就是一个“春风长者，秋气学者”，他既是一位严师，时刻让我反省自己的过错，又是一位父辈，时常让我感受到被关怀的温暖。

邹老师很少表达他的情感，但他的学生却对老师尊敬有加，甚至有学生说，他的努力、他的用心，都是为了让其他老师称赞道，“邹门弟子”个个优秀，邹振环真会带学生。这个时候，他的内心，比自己受到表扬更高兴。这就是学生眼中的邹老师，一个把“认真”两字看得重于泰山的人。

导师访谈  

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2009级博士生、 复旦大学社会系博士后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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